面对较早迈入老龄化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不足的现实，面对未富先老、集中爆发、数量庞大的现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养老事业，超前谋划部署，优化顶层设计，推进工作落实，我省养老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源分配失衡，财政用于养老的资金大多分配给城市，农村养老供给不足、资源紧缺、质量不高兼而有之，养老设施、服务能力严重滞后于城市，矛盾凸显。
据人口六普数据显示，我省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5个百分点，农村老人占全省老年人口的64%，规模是城市的1.8倍。 2012年抽样调查，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达20.2%，高出城镇8个百分点，呈持续攀升状态。
权威数据还表明，城镇老人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农村老人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另外，农村老年人抚养比远高于城市，养老需求与政府供给出现错位，社会化管理严重缺位。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家庭养老曾经是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但农村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严重冲击了这一传统的养老方式。”省政协常委杨增权说，由于子女举家外出务工，农村老人各类“空巢”的比例达50%以上，同时面对城市高企的房价、不菲的生活费用和教育医疗开支，子女养老已成不可承受之重，甚至有心无力。加之“养儿防老”意识淡化和“421”家庭结构，都严重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
进城养老沟壑难越
目前，农村土地养老能力正逐渐降低。杨增权指出，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也是农村养老的重要防线。但是随着种地比较效益的下降，依靠土地农民既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完成盖房子、娶儿媳的使命，甚至不惜背负不菲的债务。完成使命的他们已经是背驼、眼花、发白的老人了。土地没有带来养老积蓄和养老保障。
另一方面是进城养老沟壑难越。这首先表现为水土不服，远离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缺少拉呱聊天的朋友，无法参与城市老人的休闲娱乐，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难以舍弃。其次就是观念难变。农村老人进城，意味着要摈弃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进入钢筋水泥下的环境，面对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很难适应。尤其是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习惯了田间地头使得他们显得迟钝自卑，无所适从。
精神慰藉缺失严重
杨增权指出，在生产方面，中青年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一些老人不顾身体状况和年龄依然忙着种地，甚至成为部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半数以上的老人还要担当隔代教育的 “家庭老师”和照顾孙辈的“贴心保姆”。在生活方面，茶余饭后聚到一起张家长李家短地聊聊天，偶尔看看电视几乎是多数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全部。有的村虽然安装了健身器材，但不适合老年人使用，成了摆设；有些村文化活动室、阅览室经常“铁将军”把门。由于生活分割，老人与子女的感情纽带变得脆弱，普遍处于寂寞孤独状态。
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是各类疾病多发的群体，有的老年性疾病、慢性病，需要每天吃药打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新农合虽然缓解了看病贵的状况，但报销比例低、范围受限，一旦遇着大病、重病、“绝症”，一些老人甚至放弃治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把农村养老摆上位置
杨增权建议今后政府应提高站位，把农村养老摆上位置。 “农民是朴实的、勤劳的，他们劳动一生，同样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尊重和回报，这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绝不是恩赐。”杨增权说，不能认为一个乡建了一所敬老院，农村养老任务就完成了，更不能让敬老院成了领导检查的“盆景”，而忽视居住分散数量众多的农村老人的养老现实。要着力加强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做到当前的急事立即启动，长远的要事运筹帷幄。
探索养老“安徽模式”
杨增权建议今后应加快乡镇养老院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型进程，广泛利用废弃校舍等闲置资源建设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也能居家享受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享受“日间统一照料、夜间分散居住”的便利，最大范围的满足他们“离家不离邻，离户不离村”的要求，构建低成本、广覆盖、就地入住、服务灵活的农村养老体系。
要高度关注农村失独家庭、高龄空巢、失智失能老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他们发放养老服务券，提供护理型养老服务。还要加强农村养老产品的设计，加大养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把养老院空置的床位利用起来，让能活动的老人有所为，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建设，努力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养老“安徽模式”。
2013年以来，国务院和省政府先后颁发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政策、规划和实施意见。杨增权呼吁，要按照“双随机”原则对农村养老工作实施精细化督查、科学化考评，确保责任到位、任务落实、老人受益。对2020年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进一步明晰责任，倒排工期，强力推进。
今后我省还要建立与省情相符的财政投入机制，并重点向农村倾斜；要畅通渠道，支持引导城市的资金、资产、资源投向农村养老；要为农民开通全省乃至全国统一的养老账户，逐步提高新农保补贴标准，使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让农村老人共享发展成果。
特殊政策让老有所医
杨增权建议，要创造条件，尽快减免特困、高龄老人的参合费用，并扩大报销范围；对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增加财政保险补助标准，梯次提高住院报销比例；由个人和政府出资，建立大病扶助基金，彻底解决农村老人看不起大病的问题。
此外，鉴于家庭对老年人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有其特殊功效，杨增权建议要将“孝亲敬老光荣、虐老弃老可耻”列入村规民约，重构以“孝文化”为核心、以家庭为载体的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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