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自由撰稿人，时政评论人
“长刀”与“短剑”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长达五个半世纪的不断涤荡之下，中华民族的军事艺术以及政治、文化都被推上了历史的顶峰。与之同时被推上顶峰的，还有列国之间的外交——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状态与现在欧洲各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且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利益、政治利益错综复杂。在清末之前，历代王朝几乎再未遇到过类似的复杂的外交局面，仅从这一点说，这段外交史就绝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听过这句话的人肯定比看全本《孙子兵法》的人要多得多。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孙武对外交的阐述，用的不是“邦交”，不是“盟好”，而是“伐交”。
所谓“伐”，即：征伐、讨伐。而“伐交”，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以打仗的思维来搞外交。据记载，商汤时代中土有诸侯国3000多个，至东周春秋初期，已经减少到200多个，再到战国时代，只剩下七大战国外加若干小诸侯国，总过不过十余国，夺地、争霸、灭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核心主题。严酷的斗争环境最终创造出了中华文化中最为务实的那一部分，这其中便包含“伐交”。
基于地缘战略考量（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这个提法其实就是地缘战略这种逻辑下才有的提法），对国家战略进行整体布局，这是维系邦国生存、扩张的根本所在，所谓“上兵伐谋”所指的便是这个。“伐交”、“伐兵”则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具体工具，而从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史来看，其实这两者分不出谁主谁次。对于当时的诸侯国来说，外交与军事行动就如同武士手中的长刀、短剑一样——在格斗技术娴熟的武士手中，武器没有主次之分，更没有谁替代谁的问题，两者之间必然是相互配合，浑然一体。
春秋战国时代成功外交，都是基于明确战略目标而操作的，本质上和军事行动一样，都是国家的战略工具，苏秦、张仪、公孙衍等纵横家主导的合纵连横，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而与之相对，单纯的“交好外交”、“面子外交”亦或是贪图眼前小利的“短线外交”，几乎无一不是失败案例。
譬如广为人知的“渑池之会”与“完璧归赵”，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赵国的蔺相如。故事这里无需赘述，单来说结果，通常我们听到的是“蔺相如面对强秦，维护了赵国的尊严（面子）”。
事实则并非这么简单。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战国中期，当时的国际格局是：秦国在经历商鞅变法以后国力逐步增强，自秦惠文王开始，秦国开始不断向东扩张，自秦昭王时，秦国综合国力已经开始大幅超越其他六大战国。在秦赵渑池会盟之前，燕国乘齐国内乱之机攻打齐国，齐国因此一蹶不振，列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此被打破，秦国准备借这个窗口期向南攻打楚国，扩张自己的国土。而在当时，位于秦国东北方向的赵国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秦的诸侯国。无论是渑池会盟，还是后来提出以城池换取和氏璧，大背景都是秦国试图找机会结好，以稳住赵国，去除自己南下攻楚的后顾之忧。从后面的历史看，秦的战略目的完全达到了——秦军南下攻楚期间赵国确实无动于衷，白起率领秦军攻占楚国的战略屏障鄢城，楚国由此遭受重创，秦国除了获得了土地之外，也大大改善了东南部的地缘安全状况，这就为后来秦赵长平之战一战重创赵国埋下了伏笔。
而那个“才具过人”的蔺相如，却仅仅看到了赵国君王的面子，对于这背后的战略变局完全是浑然不知。他全部的精力要么用在纠结外交礼节要么就是为了保住一块微不足道的石头，对于关乎国家地缘安全的议题，从头到尾却只字未提。两个典型的“外交案例”，除了成就了当事者的虚名之外，对国家则是有损无益。而反过来从秦国的角度说，国家的战略目标全部实现，在外交上自然可以算是全胜，至于其他的细枝末节根本不足挂齿。
金帛收买，匕首随之
所谓“伐交”，从操作上而言绝不是两国外交官坐在一起吃吃喝喝顺带聊一聊那么简单。“伐”这个字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主动”，“伐交”亦可理解为“攻势外交”。
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无不是“明”、“暗”两只手同时使用，事实上在当时你几乎不可能把列国的外交战和谍战区分开来，这一点又以战国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
所谓“明的一手”，便是外交游说：这其中可能是国家间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也可能是战略欺骗——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诚信、道德的问题，前面说过，伐交就是以打仗的心态来做外交，而兵不厌诈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再者说，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因素，实力和利益总是优先于“诚信”的。
战略欺骗中，最有名的自然就是“张仪欺楚”。除此之外，主持合纵的苏秦同样也有骗人的时候，苏秦虽然身配六国相印（此说法历来存疑），但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其母国——燕国。所谓“合纵”，一方面有抗秦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在组织的过程中苏秦也一直在企图离间并削弱齐、赵两国以减轻燕国南部和西部的地缘压力。再想一想，当时齐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一直是和秦冲突最少的国家，同时齐国又是燕国最大的外部威胁【注】，合纵抗秦把齐国拉进来并推到最前排，就等于是激化了齐、秦之间的矛盾，最终自然还是燕国得利最大。
而“暗的一手”则更加丰富。首先便是“用间”，也就是派遣间谍。这里所说的间谍并非仅指“007”、“余则成”那样小打小闹，窃取情报的间谍，用间完全可以做到战略级别。譬如在战国后期，韩国就对秦国这么干过。首先是派出了著名水利“专家”郑国。郑国到秦国之后，便开始给秦的经济工作开“药方”，即上马后来被称为“郑国渠”的超级水利工程，而韩国当时的想法是以此拖垮秦的财政，缓解自己的安全压力。当然，众所周知这件事最后弄巧成拙，不但没有达到“疲秦”的效果，反倒又给秦国贡献了一座大粮仓。
除了郑国以外，另一个韩国人韩非其实也有点间谍的味道。韩非出身韩国王族，是战国后期著名的“国际学者”（学术成就直追李悝、商鞅等法家名士），秦王政因此邀请韩非入秦。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进程已经推进了最后一步，灭国大战一触即发，从常识来讲，地处中原且国力最弱的韩国自然应该是第一个目标。而韩非入秦之后，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观点，要秦王南下进攻楚国。后来的历史是这样的：秦在先后消灭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30万大军攻楚依旧以失败告终，最终由当时资历最高的王翦率军60万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如果当时秦王政真的依照韩非说的去做，后果可想而知，只怕历史都要被改写了。在当时，韩非的观点使得秦国高层一度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当中——韩非的知名度成功的让很多人忘掉了常识，这其中一度也包括秦王政。由于这个缘故，秦国灭韩的计划被拖后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除了力主存韩攻楚以外，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由，力主秦王杀掉重臣姚贾。姚贾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秦的秘密外交，比如在列国内部散布流言、收买权臣、扶植亲秦势力，这些都是姚贾的主业——有点类似于中情局局长的角色。在灭国之战即将发动前，杀掉这样的人物，必然会导致极大的混乱，这同样是一个常识问题。总而言之，韩非在当时其实已经危及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后来他被秦王下令关押，之后又死在秦国，恐怕并不如《史记》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由于李斯的嫉妒那么简单。
除了用间之外，内部瓦解同样是伐交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史记.李斯列传》中便有这样的记载：“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简而言之，在当时，借助明、暗外交手段内部瓦解之后进行军事打击已经成为秦国标准的组合拳套路。
前面所提到姚贾以及顿弱（见于《战国策》）便是战国末期秦国这一块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手段包括如下几点：以流言、童谣（在当时这相当于如今的微博、微信和BBS）影响朝野舆论，最典型的便是在秦赵长平之战相持阶段，通过舆论战促成赵国换将，后来灭赵之战赵国自己除掉大将李牧，灭楚之战中楚王及贵族迫使项燕轻动导致楚军主力被全歼，这些事件背后也都有舆论的影响，所谓“利剑刺之”，笔者的理解恐怕不是单纯的刺杀（除荆轲刺秦王外，当时再无类似记载），而是更要命的“无形之剑”；通过重金收买等手段，把他国重臣变成“自己人”，战国末期，东方六国的朝政普遍开始崩坏，这就给了秦以可乘之机，如赵相郭开、齐相后胜在当时都是半公开的亲秦势力，一国庙堂秦人都可以做得一半主，战场上他们不输那就真是没天理了。
美式伐交
上面的文字不知读者看着是否有眼熟的感觉？其实西方国家，尤其是当今的美国，他们的外交恰恰最接近“伐交”的概念。从组织体制来说，美国的国务卿并非出自职业外交官，而是多由出自军方、情报部门或是与之有深厚背景的人来担任。此外，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同样值得研究和注意，美国的国安委直接对总统负责，军方、情报机构、外交部门以及财政部会根据具体的战略需要被组合在一起，统一决策、统一部署。虽然各个部门间依然存在相互拆台、相互扯皮，但在大的战略问题上却基本可以做到步调一致。历次美国主导的局部战争，基本步骤基本都是：舆论抹黑对头、外交促使各国站队、经济制裁、内部瓦解，最后进行军事进攻。这和李斯的“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由外交、谍战、军事进攻“无缝对接”而成的组合拳。
从手段上说，更是一样不落。论战略欺骗，海湾战争之前美国模糊的态度使得萨达姆误以为美国不会过多干涉其占领科威特；论用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量的私有化政策皆是由美国专家学者参与制定的，结果是俄罗斯经济极度混乱，由此导致的财富损失是卫国战争的2.5倍；至于操控舆论、扶植代理，在历次颜色革命中更是屡见不鲜。
以古鉴今，对此我们与其从道义角度加以谴责，倒不如认真研究，既要警惕，更要学习。
【注：苏秦所处的时代，秦国的主要对手是身边的赵和楚，和远离秦国的燕、齐两国其实基本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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