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斌
手头私藏的川端康成的小说与随笔读完了，对他的思想与精神轮廓大概有了个了然。
我转向了三岛由纪夫的传记《美与暴烈》。
此书之著者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乃一英国记者，也是三岛个人的私人朋友。
三岛的童年与川端一样，是由祖辈抚养成人，经历了一样的“囚禁”式的孩提时代，这似乎就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轨迹奠定了注脚，只是两人选择了不同的文学之路——川端走上唯美一端，而三岛则沉溺于审“丑”。川端柔弱纤细而敏感，三岛血气方刚且敏悟，最终，三岛在如日中天之壮年，以在日本国已然绝迹的切腹仪式中为“理想”而殉国——他疯了吗？而川康则以他的“该被砍下脑袋的人是我”之慨叹，在三岛自绝之十几个月后的暮年，自吸煤气自杀，此举距离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仅过了四年，而在获奖致词中，他还叹息日本作家的自杀为“没开悟”——那么他四年后的断然自裁，是对“开悟”的另类注解吗？
“别让我痛苦得太久。”
这是三岛在完成了腹部的十字型切割，疼痛难耐时，对他助手森田必胜说的一句话，也是其临终的最后遗言。森田作为三岛指定的“介错人”，手持三岛交给他的名贵的“关孙六”日本刀，在另一人的帮助下，挥刀砍下了三岛的首级，结束了他最后的痛苦。
三岛的这句嘱托，长久地徘徊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从世俗的眼光看，三岛（也包括川端）绝无自决的理由：诺贝尔奖于他遥遥在望，在日本本土，名气日隆且无人可匹，几近成了一则神话，可他竟以切腹之行为，为自己创造的“神话”划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留下的乃是永恒的难解之谜！
美国的学者本尼迪克特慧眼独具，二战期间，以一从未踏入日本国土的人类学家之身份及学识，仅以有限的资料和寻访羁留美国的日本人，便写就了影响至今的传世之作《菊与刀》，将日本民族性格中截然对立的双重性，揭示得入木三分，成为了我们读解日本文化的一把神奇的钥匙。
这一段时间，我分别在读日本文坛的这两位传奇性的巅峰人物之文学作品——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他们也是一对相濡以沫的文学挚友，三岛之所以年纪轻轻时能在战后昂然地走向日本文坛，与当时声名大振的川端康成之提携不无关系。
我读着读着不无惊异地发见，在他们两人之身上，居然经典般地呈现出“菊”与“刀”的不同之人生向度，而他俩的创作风格与路径，亦分别指向了菊的柔美与绚丽——川端，刀的血性与暴烈——三岛。
倘若说，三岛由纪夫以刚烈之切腹而自亡，乃是以一己之身践行了“刀”的壮怀激烈，从符号学意义上乃是“殉刀”，那么，川端康成的柔弱谦抑般的自杀，则为“殉菊”了。
他们的辞世，都身怀一份对“美”的向往与寄望，似乎在他们看来，死亡乃是美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绝美的呈示，而世间的沉沦与萎糜，则让他们不堪重负了。在这里，菊与刀似与死亡之美融合为一，这两个截然对立的文化符号，只有在这时才开始了它们的握手言欢，且彼此抵达，由各自的彼岸之域出发，殊途同归。
仿佛内身之重，惟在死亡之时方可获得解救与轻扬，菊与刀，在此被极端的浪漫化了，并被推向美学意义上的璀璨极致。
【注】本文原标题为《菊与刀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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