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龚某被控合同诈骗和虚报注册资本案
（来源：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院（2002）黄刑初字第13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本案所涉及的注册和货物买卖，均不是被告人龚某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而是以公司的名义，且该公司并非以犯罪为目的而成立的，该公司的成立又经过了合法登记并一直未被注销，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的所谓被告人龚某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其公司的行为。其次，从被告人所在公司与广东省R公司、L发电厂之间买卖货物的系列行为来看，不存在被告人所在公司有合同诈骗的故意和客观行为，理由如下：（1）被告人所在公司在购买广东省R公司货物之前已找到了买主即L发电厂，并与二家单位均签订了购销、供货合同，此时，被告人所在公司实质上处于一个转手买卖的中间商角色，其根本不需要任何资金就可以完成货物的交易，且已按照正常的交易手段、价格与二家公司实际成交，被告人所在公司也从中获得了价差利润，这说明被告人所在公司完全具备了实际履约能力，即使被告人所在公司先前采取了虚报注册资本的手段成立，也不能必然导致其以后的经济贸易行为均属诈骗，况且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人当初成立该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诈骗；（2）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销售同一批货物给L发电厂时在数量上有虚增的情况，由于控方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采取了欺诈的手段使该厂误认为是这个数量，且该厂始终没有认为自己是被骗，而对该批货物原计算的数量是否必须告知第三方，并不是被告人的义务，而应以买卖双方最后认定的数量为准，根本不属于诈骗行为中的“隐瞒真相”，反过来，也有可能出现双方最后核定的数量要比原来计算的要少的情况，况且，该批货物在两地的称量方法本来就是不同的，必然会产生误差，即使不是误差所致，但经过对方认可的“增加部分”也只能算是民事行为中的“不当得利”；（3）对于被告人所开空头支票问题，由于被告人事先已经获得了广东省R公司的货物，只是在该公司一再追货款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以临时应付，并不符合票据诈骗的特征，且从广东省R公司员工陈某的说明中可反映当时被告人开票据时已作了如何承兑的说明，并非故意欺骗；（4）被告人更换经营场所、法人代表和辞去职务并刻意回避的行为并不属“逃匿”，由于被告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并非是其个人的，不能找到其个人，不等于不能追款，而该公司变更后始终存在，又经过了工商部门的登记，也并非在获得货物货款后“突然消失”或集体“潜逃”，也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非法转移、藏匿财产，被告人的刻意回避也不等于“逃匿”，因为其本人没有得到该笔货物或货款，也没有将其公司的财产拿走，更没有证据证明其逃到其他地方；（5）对于被告人当时能够归还货款而不予归还却挪作他用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一种套用他人资金的行为，从其使用该笔货款的情况来看，其并不是挥霍，而是用在正常的生意场上，且被告人也确实归还了将近一半的货款，从而说明被告人并非想长期非法占有他人货款，其进行的货物买卖行为也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综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被告人所在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应属于一起经济纠纷。
二、李某昌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广州中院(2009)穗中法刑二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第一、被告人李某昌在与被害人曾某某签订版权交易合同时，是没有诈骗行为的，其此前确实已与韩国K电视台签订购买《QQC》一剧在中国大陆的版权，支付了不少于10%的版权费，获得相关的授权、样带和宣传资料等，并向相关部门办理报批和准入手续。被告人李某昌于2004年4月18日与被害人曾某某签订补充协议，也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曾某某更多的合同款。第二、H公司的曾某某报案称，其是委托谭某某向李某昌追讨欠款的，李某昌则供述，其在获知曾某某出版发行了《QQC》后就没有再还款，而曾某某也再没有找到过他了。证人谭某某证实，其在向李某昌追款的过程中，李某昌的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关机，只还了5万元后即没有再与其见面了，未能证实追款结束的具体时间。可见，被告人李某昌的手机是处于正常使用的状态，并没有停止使用。而对于在新加坡易某某北京办事处无法找到李某昌，证人林某某证实，2004年初李某昌因体检患有糖尿病而很少回公司，其有事都是打电话向李某昌请示、汇报的，被告人李某昌的辩护律师提供了北京C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证实，从2002年8月至2008年12月均一直在北京现代城办公。可见，易某某北京办事一直有正常的办公地点进行经营，且有人员在办公。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李某昌有关闭公司并逃匿的行为。第三、关于合同款的去向。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证实H公司分多次共汇款1427756.48元给李某昌，后李某昌退还5万元。新加坡易某某传媒机构已委托B公司办理了版权保护中心的版权合同登记和文化部的样带审批，可推定已支付了10%的合同款给K电视台，取得了相关的授权证书、样带等，至于是否还有其他付款、具体是多少，李某昌供述称，支付给韩国K电视台几十万元，不到版权费的50%，部分汇给新加坡易某某，部分用于北京办事处的日常开销，辩护律师向法庭提交了新加坡易某某共向K电视台支付了93200美元和23887.36新加坡元，该供述及书证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或否定，K电视台未能就双方所签协议详情、其收到易某某多少此合同项下款项、双方是否曾就款项性质进行磋商以及合同履行、取消经过等事实予以说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李某昌是否有汇款给新加坡易某某传媒机构、汇款的数额、新加坡易某某是否有将这笔款入公司帐、就《QQC》节目共汇款多少给K电视台，难以证实易某某是有款故意不予支付给K电视台，还是因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双方发生已付款数额的争议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第四、根据随案附卷的易某某新加坡传媒机构与韩国K电视台2003年4月7日的版权交易合同，双方的合同标的总数额并没有明确，但双方仅约定一个月内交付10%版权费，余款90%在交付母带前付清。而根据K电视台2006年11月29日提供给侦查机关的证明信，却称该电视台于2003年9月23日与易某某另有协议，该协议未附卷。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判断易某某的具体付款义务。被告人李某昌辩解只要付清款项给K，则在签订补充协议的2004年4月18日后仍可取得母带的说法是否成立难以判断。此外，关于双方谁先取消合约，是否易某某主动放弃均难以查明。第五、公诉机关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昌在补充协议约定的2004年4月30日之后有还款能力而拒不返还曾某某合同款。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李某昌在签订、履行与K电视台之间合同的过程中，对于收取的H公司合同款，故意不用于与履行合同有关的经营开支，亦无法证实其与K电视台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的实际原因，难以证实其在不能向H公司交付合同约定标的的情况下，故意携款逃匿、关闭公司意图非法占有对方款项，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李某昌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昌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安徽香泉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周剑峰、孙晓萍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安徽省铜陵中院（2015）铜中刑终字第0009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香泉公司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问题。本院认为，在案证据证明，周剑峰、孙晓萍虽以香泉公司的名义骗取长城公司融资款，大部分被二人用于归还周剑峰控制的泰华（集团）公司民间高利贷债务，并非用于香泉公司。周剑峰、孙晓萍以香泉公司的名义骗取长城公司融资款的行为属于个人犯罪，非单位犯罪。原判认定本案为单位犯罪，香泉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适用法律错误。香泉公司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四、刘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2013）威经技区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首先，合同是否是刘某某伪造的事实不清。盖某某、庄某某、初某某关于刘某某向其出示伪造证据的叙述不一致，被告人刘某某一直否认这一事实，又无其他旁证佐证，尤其是缺少关键证人白某某的证言，难以认定。对此，公诉机关初步审查起诉时也持同样意见，但在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未能补充证据后，又转而认定这一事实，依据不足。其次，被告人刘某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主观目的的证据不足。被告人刘某某在涉案河段采沙，依据的是聚成公司和文登市水利局签订的防洪除涝合同，该合同有清淤的施工内容，合同的实际施工人丁某某将合同的一部分标段转包给刘某某，刘某某即在该河段清淤采沙，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沙费用，因此，不排除其主观上存在在该河段有事实上的采沙权和流转权的认识。再次，被告人刘某某在与盖某某等人签订合同收取大部分款项后，仍然向当地村委交纳采沙款，并在非法采沙行为受阻后，与盖某某等人续签了补充协议，约定了各自负责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说明其主观上有促成合同履行的意图，但由于合同的约定内容违法，导致合同实际无法履行。被告人刘某某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五、周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湖北省巴东县法院（2015）鄂巴东刑初字第0005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1）转款协议书，证实被告人周某某以代理人的身份用七台河矿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存于古莲河煤矿财务货款共计人民币897468.39元，折抵人民币820000.00元，目的是窜现金。被害人郑某某交付周某某现金人民币820000.00元冲抵货款，并用该公司货款发煤。以二人所签转款协议书按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且双方已部分履行，未履行的部分，权利人也完全有理由有条件的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在代理人合法的身份不能完全排除的状态下，该协议书具备真实有效性的纠纷，受民法调整适当。（2）委托书，证实周某某与七台河矿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委托关系成立，即印证其代理人的身份，也印证其履行职务行为，并且已受到公司认可，在公司不能证明周某某作为代理人终止代理行为的期限时，其代理行为仍然有效，由该公司承担不利责任。（3）从证据表明双方对该笔货款的支配情况上，①以周某某窜出的现金人民币820000.00元的支配上，一是已返还郑某某人民币220000.00元；二是发煤23车，发生货款人民币631115.71元，该款已由公司收取。在两笔款的归属界定上可分为：一是已作为债务偿还；二是权利人已作收取，占有的依据性不强，缺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②郑某某按协议约定已使用七台河矿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账户发煤8865吨，货款人民币189001.00元。从未使用的人民币630999.00元与返还人民币220000.00元，剩余人民币410999.00元，与公诉机关认定经济损失人民币410000.00元相一致。从案件事实反映出周某某个人没有实际占用的机会，从公司已收回发煤款人民币631115.71元上，存在受益为煤炭公司获得，而完全归责于周某某不符合情理。被告周某某与郑某某的纠纷属民事纠纷，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六、曾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黑龙江省漠河县法院（2015）漠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综合全案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来看，被告人曾某从事蔬菜批发，在其他地方也曾种植收购过辣椒，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辣椒时，与向某签订了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9月长达十余月的时间内，被告人曾某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了价值30200元的种子、价值9000元的农药，本人并邀请他人进行了技术指导，2014年8月至2014年9月，积极进行收购，分四次支付了96000元辣椒收购款。通过被告人曾某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被告人曾某在合同签订后，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履行了其合同义务。2014年9月，被告人曾某未告知向某离开向某家，回到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并更换电话号码，但上述行为是被告人曾某与向某因辣椒收购的质量、价格发生争议，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且被告人曾某并没有到其他地方故意躲避，故被告人曾某的该行为不能认定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后，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的逃匿行为。另外，到被告人曾某离开时，被告人曾某到底运走多少辣椒，除去其投入的费用、已付的辣椒款外，被告人曾某是否还欠已运走的辣椒款，欠多少已运走的辣椒款，并不确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曾某还下欠已运走的辣椒款为151629.11元，证据不足。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曾某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曾某与向某之间属合同纠纷。被告人曾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宣告其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七、陈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江苏省高院（2002）苏刑再终字第00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陈某以M公司名义与B经理部签订的红小麦购销合同，手续完备，得到了公司的合法授权，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的后果依法应当由M公司承担。根据B经理部的起诉，福建省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以民事纠纷受理并作出了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其次，陈某在签订、履行过程中没有实施欺骗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B经理部财产的主观目的。陈某作为M公司的合同经办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虚构或者冒用M公司名义的欺骗行为；陈某长期从事粮食购销业务，熟悉粮食购销市场，可以联系到销售客户，不能认定其对签订的合同没有履约能力；在合同签订后，陈某即与福建粮商进行了联系、磋商，并达成将粮食运往福建销售的口头协议，即使在M公司是否同意履行合同有疑义且B经理部违约要求按批分期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陈某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设法提前支付B方的部分货款，具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在履行期限届满后，陈某也没有隐匿逃跑，而是与B经理部协商归还货款，并出具还款保证表示愿意尽快还款。第三，陈某降价处理货物以及未全部归还货款有客观原因。M公司在合同成立后致电陈某，使陈某误以为公司不同意履行合同。B经理部在履行合同时要求提前支付货款，否则将拒绝供货。这些复杂情况的出现，超出陈某代表M公司签订合同时的预料。此时，陈某既要为M公司信守已经签订的合同，又要应对B经理部分批按期支付货款的要求，不得不将货物以低于进价的价格销售，此举实属被迫无奈，并非其主观所愿。降价销售造成一定的亏损，这也是导致货款不能及时归还的原因之一。陈某将收取的货款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和借给他人使用，意图通过资金周转弥补降价销售造成的部分亏损，但同时也在积极筹措资金归还B经理部的货款，并与B经理部协商适当延缓付款期限。就在陈某与B经理部协商解决归还货款期间，检察机关对陈某限制人身自由，导致陈某最终无法支付全部货款。在陈某逃脱后，对于剩余货款，根据B经理部的起诉，福建省宁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由M公司股东和陈某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陈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客观上没有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B经理部财产的目的，没有合同诈骗的故意，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八、陈某某被控合同诈骗、虚报注册资本案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法院（2007）钦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此案中，被告人陈某某虽在与梁某某、张某某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通过欺诈的手段收取梁、张二人的款项，但其取得梁的款项后，将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经营工程建设项目，也按照与梁签订的合同条款安排了工程建设项目给梁承建，履行了双方签订合同中的部分条款，并非用于挥霍或进行非法经营活动，也不是用于还债和个人生活开支；在取得张的款项后，其也将该款项投入双方约定的工程项目中。事后虽被告没有按双方约定期限归还梁、张二人的全部款项，但也陆续归还了部分款项。对于被告收取梁、张二人的款项后是否用于挥霍、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还债、个人生活开支及隐匿款项等事实，公诉机关未能举证证实，因此在此案当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九、洪某被控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案
（来源：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2002）厦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洪某与香港F集团股权置换中确实存在虚列资产和隐瞒债务等行为。但纵观本案的全部事实，应当认定该行为是属经济活动中的民事欺诈，而不是合同诈骗。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的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是：主观目的不同，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本案中，被告人洪某在与F集团进行股权置换时，虚列部分资产、隐瞒部分银行贷款债务，违反了其在置换合同附件中对F集团的某些承诺和保证。但是，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为了促使双方达成股权置换协议，取得厦门H大饭店装修及营运所需资金，目的是通过履行置换合同而使自己获利。并非通过该欺瞒行为占有F集团的财产。首先，从该股权置换合同约定的内容看，被告人洪某在客观上也难以通过签订该合同对F集团实施诈骗。因为根据合同，“洪某将负责持续注入资金给P作为其支付H注册资本和建设、装修H大饭店费用的需要。此资金将通过由股东贷款给P的方式实现，洪某将放弃这些贷款要求偿还的权利”，即厦门H大饭店完工及营运前的所有注册资金及建设、装修费用均应由洪某个人负担，今后厦门H大饭店无须向洪某偿还这些投资款。显然，被告人洪某只要履行这些义务其就不能非法占有F集团的财物。其次，从被告人洪某履行置换合同的情况看，被告人洪某在股权置换合同中共有九项约定义务，合同签订后即已履行了五项，特别是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义务已基本履行。厦门H大饭店凭借此款于1999年9月8日投入试营业，说明被告人洪某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F集团财物的目的，客观上既未非法占有该笔贷款，亦未对F集团造成损失。因为此时，香港F集团已拥有60％厦门H大饭店的股权，被告人洪某将银行贷款投入装修，不仅没有侵害香港F集团的利益，相反的是维护了香港F集团的权益。此外，根据股权置换合同，F集团取得的是建成投人营运后的厦门H大饭店的60％的股权，又据香港B测量师行的评估，建成投入营运后的厦门H大饭店的公开市值为港币348，750，000元。即便福建Z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的审计报告有效，那么，两项折抵后，厦门H大饭店投入营运后的净资产仍为正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机关依据福建Z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指控洪某合同诈骗理由不足，不能成立。而根据香港P公司与宝鸡市Y公司的合作协议，宝鸡市Y公司对厦门H大饭店的投资权益仅局限在40％的股权范围内，其与香港P公司之间的合作盈亏均应在此幅度之内，对F集团的60％的股权不产生影响。所以，被告人洪某对F集团隐瞒此事对其是否构成诈骗罪已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十、黄某华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14）深中法刑二终字第490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黄某华在本案中的行为是接受黄某的委托，持某鑫公司的公章前往香港签收涉案货物并署假名“吴某”，之后再将货物交给另一不知名人士。黄某华归案后一直稳定供称其之所以前往香港签收货物并署名“吴某”以及将货物交给他人，均是按照黄某指示所为，事前并不知道黄某具有诈骗故意。黄某的供述亦从未指证黄某华对此知情，黄某在庭审时供称“这个案件与我弟弟无关，是我操作的，叫他去的”。因此，证实黄某华具有诈骗故意的主观证据存在缺失。从本案的其他情况来看，某鑫公司并非黄某华注册、经营，黄某华没有参与和受害人谈判、签合同，本案的被害人和除卓某明之外的其他证人甚至都没有见过黄某华，均无法佐证黄某华的犯罪故意。黄某华辩称其之所以前往香港收货是因为碍于兄弟情面，之所以签署“吴某”是因为黄某称其公司的收货人叫吴某，其并没有关机逃匿，而是从香港回来后就将黄某给予的收货电话还给黄某后回珠海经商去了。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该辩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侦查机关对黄某华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房产、车辆或是案发前就已购置，或是案发后一年乃至一年半之后方才购置，亦无法证实与诈骗所得有关。综上，本院认为，证实黄某华具有诈骗故意的证据缺乏，不能认定其有罪。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黄某华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黄某华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黄某利用实施犯罪的可能。
十一、李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4）黔南刑二终字第7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1.在案证据证实，李某某以森源公司名义与鑫穗公司签订探矿权转让合同，且至少支付了转让款25万元并取得转让合同、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转让合同虽属效力待定，但森源公司已实际控制合同项下的矿山探矿权；李某某在与赵某某、王某等人签订矿山开采合同时，均出示了授权委托书、矿山相关手续、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复印件，赵某某等人均未向李某某索要原件，知晓森源公司尚未完全取得探矿权的事实；案发前，赵某某、王某、王某某已进入相关矿山开采2个多月，李某某已开始销售矿石；2.本案所涉“乌当区下坝乡平山窑谷庚铅锌矿”的四至范围不清，无被告人及各承包人予以确认的证据，未作现场勘查、指认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与被告人陈述之间存在矛盾，卷内亦无各合同对应的矿区分布图，故认定“森源公司”与赵某某等人签订的合同属重复承包的证据不足；3.侦查期间，李某某供述支付探矿权转让费、土地、山林赔偿款和其他矿山费用支出154万余元；在案证据证实，鑫穗公司股东曹某某、宋某陆续收取李某某支付的探矿权转让费25万元；牟文洪收取李某某6万元土地、山林款；新桃村村支书、谷庚村村支书张正柏、张加勇未收到李某某的土地、山林赔偿款，但收过曹某某支付的7.5万元、3万元。本院第一次二审庭审中，李某某又供述支付探矿权转让费、土地、林地赔偿费、修路等费用142万元，所有付款资料被赵某某等人拿走，但相关机关未就此进行核实，故不能排除李某某供述的真实性；4.对于与赵某某等人签订的合同未能继续履行后又离开贵州，李某某辩称是由于赵等人开采的矿石质量较差、其子出车祸等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能排除李某某供述的真实性及确由客观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的可能性；5.按合同约定，除与文小英的合同外，其它合同均以借款为主要内容，借款用途明确（周转资金、办理探矿证、收购矿权、征地等），其中，赵某某自愿借给森源公司40万元，后李某某以“保证金、押金、借款”等方式实得赵38万元；程某某自愿借给森源公司30万元，后李实得25万元；王某、王某某自愿无息借给森源公司50万元，后李实得35万元。除所得文小英的10万元系以保证履约金、所得赵某某23万元系以保证金、押金的名义外，其余收取的赵某某等人的90万元均以入股、借款的名义。此外，向赵某某所得38万元、向程某某所得25万元、张某某所得15万元共78万元，以提取矿石销售款的方式归还。综上，原判认定李某某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
十二、廖某万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1998)郴中刑终字第7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上诉人廖某万担任郴州市GL有限公司经理期间，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GM公司签订了供应铅精矿产品购销合同。随即，上诉人廖某万到河南联系货源。当上诉人廖某万按约先付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2万元作为货款利息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没有向上诉人廖某万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而只付给了部分货款(15万元)。上诉人廖某万得到此款后又再次到河南联系并组织货源。经检验，其货源质量符合合同规定标准。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廖某万没有非法占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货款的故意，也没有虚构和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而是积极地想办法去联系并组织货源。只是由于其他客观原因没有履行合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上诉人廖某万以该案不是合同诈骗，而是经济合同纠纷。
十三、廖某江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15）深中法刑二终字32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1.涉案货物总价值亦不过1807778.35元，且附案证据显示，刘某与双×公司的以上订货价似在未经多少讨价还价的情形下确定的，因而上述货值未见得对下游客户有多少利润空间，而在证据不能切实否定廖某江共向刘某付款162余万的情形下，即使不减去双×公司支付给刘某的2%回扣费用，货物总值与付款额二者间的差距尚不足20万元。因此，廖某江应该并不是以明显的低价购买了涉案的货物。既如此，廖某江又何以对涉案货物的来源是否合法产生必要的认识？至于原审“刘某购买货物后亏本卖给廖某江明显不合常理”的论述则寓意不清，首先，刘某如果不是亏本售货，可能无法成就其本人被定罪科刑的现实结果；其次，没有证据能够确证廖某江对刘某亏本售货有所认知，即使有认知亦不当然表明廖某江有伙同刘某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2.本案证人沈某、李某指证廖某江在2011年1月间曾要求其二人更换电话号码，据此，原审认定“从廖某江事后的表现可确定，其对于不支付货款逃匿是知情的”。客观的说，原审以上认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既认定廖某江的相关表现是在“事后”，那么，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廖某江是在事中、事前即对刘某准备不支付货款并行逃匿一事有所知情的情形下，无论是依据法律规定还是依据法理均无从认定廖、刘二人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的共犯。3.尽管上诉人廖某江称其与刘某除了本案所涉货物之外再没有其它的货物交易。但附案证据显示，在2011年1月的时候廖某江还有大笔的货款打入刘某的帐户。对此，经补充讯问，刘某、廖某江的回应是：（因时间久远已无法清晰记忆）可能是对前期交易尾款的支付。本院认为，就现有证据而言，不能证实刘、廖二人的上述回应不具合理性。4.本案现有证据能证明的是：廖某江与刘某之间围绕涉案电子元器件存在买卖关系；刘某投案至今一直坚称本案系其一人策划、一人实施，廖某江、沈某、李某对其合同诈骗一事并不知情；沈某、李某只能证明廖、刘二人在电子元器件买卖行为实施终了之后，廖某江可能存在有意躲避双×公司的情形，但这一指证并不足以成为对廖某江定罪的充分依据。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廖某江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十四、廖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2009)深中法刑二终字第867号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一、就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根据《合同》约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应当在收取货物50天后支付货款。廖某某提取货物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9月11日、9月16日、10月26日、10月30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11月1日、11月6日、12月16日、12月20日。据原审廖某某以往及当庭供述，未付货款是因为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买方广州泰兴公司要求退货，其与王某某交涉，王某某不同意退货，但同意可延迟六个月付款。兄弟G公司总经理王某某亦陈述廖某某向其提出要求延长付款期限的要求，其同意推迟十天付款，最迟不能超过二十天。证人龙某某亦证实部分货物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由于廖某某与王某某商议延期时未签订书面协议，现不能认定双方协商延期的确切时间，但可以认定双方因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已就《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而另外两批货款是因为结账时间未到，原审被告人也未收到买方董先生和苏先生的货款，而未与兄弟G公司结账。故本院认为，本案中货款的拖欠和争议具有民事经济纠纷的性质，兄弟G公司于2006年11月20日即付款期截止之前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系过早采取刑事手段。二、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具有逃匿行为。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于2006年11月12日出境到马来西亚，于同年12月25日回国，2007年1月4日再次出境到马来西亚，于同年2月2日回国。据廖某某的供述和辩解、中国Y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陈某、陈某某的证言，证实是因上海Y印刷器材厂在马来西亚新开的PS版印刷器材厂，聘请廖某某在2006年11月至2007年2月期间前往马来西亚帮助从事销售和技术服务，是Y公司派遣其去马来西亚短期出差，系职务行为。故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前往马来西亚难以认定是逃匿行为。如果按照兄弟G公司总经理王某某的陈述，延长付款期限二十天，原审被告人廖某某的付款时间应推迟至2006年11月25日，而兄弟G公司2006年11月20日就报案了，是因为与廖某某的手机联系不上，但廖某某是因为同年11月12日因故去马来西亚未开通国际漫游，以致手机无法联系，其与王某某于11月10日尚有联系。而如果按照原审被告人辩称的延期时间为六个月，则截至2007年2月13日廖某某被抓之日，尚未至货款支付期限。廖某某出售房屋的事实，亦无法证明其有逃匿的行为。经查明，原审被告人廖某某在深圳市福田区下沙路XX号房的房子，其妻子在廖某某与兄弟G公司谈生意之前的2006年9月4日即已与Z担保（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书》，委托该公司出售上述房产，并已作了公证。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具有逃匿的行为。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十五、刘某涛被控合同诈骗、贷款诈骗案
（来源：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2000）海中法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进口新闻纸的经营权，这一点吕某某应该是明知的，但身为海南省报业开发总公司经理的吕某某却以其公司名义与海南Z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委托该房地产开发公司进口２００吨印尼新闻纸的协议，所以，虽然被告人刘某涛以海南Z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上述协议，但不能确认被告人刘某涛在签定协议时就接受进口新闻纸的委托这一点上采取了欺诈或诱骗的手段；被告人刘某涛用于抵押的Ｅ２３０奔驰轿车并不虚假；“委托采购协议书”中约定人民币４５万元是海南省报业开发总公司向海南Z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的委托采购２００吨印尼新闻纸的定金，但９８年１０月１７日，海南省报业开发总公司却让刘某涛以个人名义写了保证“还清邱某借款及利息”的还款保证书，本案是个人之间的借贷还是被告人刘某涛利用合同诈骗海南省报业开发总公司的定金的事实不清，所以，起诉指控被告人刘某涛利用合同诈骗人民币４５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诉机关的此项指控不能成立。
十六、龙X高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贵州省S苗族自治县法院(2013)松刑再初字第001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中，第一，在主观方面，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龙X高具有非法占有郑XX20万元的故意。其一，郑XX父子得知工程让给其他人承建后，曾问被告人龙X高和丁XX，龙、丁二人均答复把工程建设好后退钱。为该20万元资金，被告人龙X高曾派一个姓龙的和其妻先后前往郑XX处商谈转入股金入股问题。其二，被告人龙X高及其辩护人辩称，根据郑XX担保承诺，借款给丁XX还债，加上丁XX的领条等，已偿还了郑XX13.74万元。对此，郑XX的担保承诺与丁XX的领条、借条以及20万元之间的关系，是否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述，缺乏证据判定。其三，郑XX父子于2004年春节得知工程让他人承建后，至2007年3月13日被告人龙X高被刑事拘留前，长达三年时间没有向任何部门反映20万元问题。第二、在客观方面，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龙X高对郑XX父子采取欺诈行为。郑XX父子通过丁XX的联系，除看了丁XX和被告人龙X高提供建设项目资料外，还对S商贸城建设进行了实地考察，知道被告人龙X高是以怀化Z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与S食品公司签订合同；知道被告人龙X高主要想开发杨芳路，食品公司是作安置房建设；知道被告人龙X高在S的公司还未注册；也知道被告人龙X高开发食品公司的有关手续没有办齐。郑XX父子在相信其郎舅丁XX，相信被告人龙X高在S建设项目是真实的情况下，亲手起草了《工程承诺书》。这一过程中，无证据证实被告人龙X高和丁XX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虽然《工程承诺书》注有“贵州省S苗族自治县L商贸城开发公司”为收款单位，但郑XX父子知道公司没有注册，没有公章，特意添上“开发商”三字。虽然《工程承诺书》中的“贵州省S苗族自治县L商贸城开发公司”与后来注册的“贵州省S黔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同，但属以被告人龙X高为首注册的公司，只是正式注册取名不同而已，且L商贸城建设事实客观存在。因此，原判认定被告人龙X高犯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十七、青海某某有限公司、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青海省西宁市中级法院（2016）青01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青海某某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了本市黄河路＊＊号、＊＊号、兴海路＊号的土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某某某花园小区”，并建成4栋高层住宅楼和1栋办公楼，尚有1栋高层住宅楼未开工建设。某某公司及王某某在安置回迁户和普通购房户的过程中，有将回迁安置房抵押给他人、销售给普通购房户，或与他人签订虚设拆迁安置协议后又将签约房安置回迁户、抵押给债权人、销售给他人等的行为，对回迁户、抵押权人、普通购房户隐瞒了与另一方签订合同的事实，具有欺诈的行为，但其向绝大部分住户交付房屋，在房屋相冲突时又为多数购房人、回迁户调整住房，履行合同。同时本案中涉案款项去向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单位及王某某将借款、购房款、回迁户交纳的超面积款等予以挥霍或其他不正当支出，无法证实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某某公司及被告人王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十八、任某甲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法院（2013）海刑重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虽有证据证实被告人任某甲与被害人孙某签订了合作合同，且有被告人出具的收条，但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陈述不一，相互矛盾，被告人的供述也前后矛盾、被害人关于合同签订地点、交付被告人钱款的时间和地点、被告人出具收条的时间、地点的陈述亦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不能与被告人任某甲的供述及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又无其他证据证实被害人交付被告人钱款，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十九、深圳市H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陈某乙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2015）惠中法刑二终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第一，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采用重复销售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购房款100万元”的证据不足。现有证据证实：2012年5月21日，被告单位H惠阳分公司与叶某签订《借款协议》，向叶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期限为5个月，月利息为借款额的4%，H惠阳分公司以其名下枫叶雅堤小区的2B104号商铺等房产作为借款担保；同年5月28日，惠州市房产管理局颁发涉案商铺的房地产预告登记证明，权属人为叶某；借款协议签订后，叶某在扣除借款第一个月利息16万元后，将384万元一次性支付给H惠阳分公司指定账户，接下来三个月，H惠阳分公司均有支付利息给叶某。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单位H惠阳分公司将其名下枫叶雅堤小区的2B104号商铺预告登记在叶某名下的行为，实际上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并不是将涉案房产销售给叶某，对此，原审法院（2014）惠阳法民一初字第440号判决亦已作出认定。因此，上诉单位在借款后又将涉案房产销售给吴某的行为并不是重复销售，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有“重复销售”行为的证据不足，且与原判采信的证据、认定的事实及原审法院的民事判决相矛盾。第二，原判认定上诉单位、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充分。合同诈骗罪要求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本案中上诉单位与吴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吴某共支付购房款100万元后，2012年9月26日，吴某与上诉单位又签订了《商铺返租合同》，将涉案商铺返租给上诉单位使用，租赁期限5年。上述事实表明，上诉单位将涉案商铺卖给吴某并收取部分房款后，已将商铺实际交付给购买人使用。上诉单位作为涉案商铺所在小区的开发、销售主体，具备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能力，上诉单位、上诉人在收取吴某的购房款后，亦没有逃匿、撤销公司等行为。因此，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上诉单位及上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上诉单位H惠阳分公司、上诉人陈某乙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其本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对此，借款方叶某、购房方吴某均已就原公诉机关指控、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民事途径解决，本案应当由民事法律进行调整。综上所述，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不能认定上诉单位H惠阳分公司、上诉人陈某乙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有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吴某房款的行为。
二十、石某某、李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2014）海刑初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石某某与梁某某、王某一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并约定违约责任。在履行过程中，因石某某未能向海伦农场缴纳土地承包费，未获得土地，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按合同的约定向相对方返还本金及利息，而且石某某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并在王某一向其索要承包费时，分期给付4万元，并未逃避，亦未对承包费进行挥霍，足以表明被告人石某某主观上没有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被告人石某某与梁某某、王某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石某某与李某某为交土地出让金与高某某等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被告人石某某有欺诈行为，因为当时他并不能确定2013年开春是否能承包到土地，但是在合同不能履行时，他与李某某又与高某某等三人签订还款协议，并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从而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被告人石某某未按还款协议规定的时间履行债务，但是他于2013年5月23日登记注册了绥化农垦益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并在登记注册之前就开始兴建，其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所欠高某某等三人的债务，应视为其积极创造履约能力，有偿还能力。并且被告人石某某及李某某将承包费中的60万元用于交纳土地出让金，10万元用于企业的正常支出，该70万元承包费没有被二被告人挥霍，并且案发后，该承包费已经返还给高某某等三人，故不应认定被告人石某某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石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李某某看到过石某某与海伦农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然合理认为石某某在海伦农场有土地，虽然李某某提出用转让土地取得承包费的办法交纳土地出让金，但其并未与石某某勾结进行诈骗活动，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故李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十一、苏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湛江市中级法院（2012）湛中法刑三终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虽然目前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协议书、运输合同等书证、笔迹鉴定结论等证据附案用予证实上诉人苏某在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诈骗被害人价值人民币40397元菠萝的犯罪事实，但基于上述据以对上诉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存在程序违法或者瑕疵等问题，目前附案证据尚不能完全排除案发时上诉人苏某受雇在无锡等地出车、无作案时间的可能性，上诉人苏某背后无纹身或者纹身清洗后留下的痕迹的体貌特征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所反映的实施诈骗行为人背后有刺青盘龙的体貌特征相差悬殊，上诉人苏某供述不稳定，前后矛盾、相互矛盾，其有罪供述中一些其归案前侦查机关尚不掌握的细节没有得到印证，故上述据以对上诉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尚不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尚不能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结论，尚不足以认定上诉人苏某于2010年2月9日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
二十二、苏州开开万嘉实业有限公司、沈某甲等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5）熟刑二初字第0002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以上情形的行为。认定合同诈骗应该从行为人是否以虚构、假冒的身份与他人签订合同，或是否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仍然采取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开开公司犯合同诈骗罪，但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单位开开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他人签订合同，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单位无履约能力而骗取对方财物的事实。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开开公司、被告人沈某甲、沈某乙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二十三、绥阳县H绿色食品公司、刘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贵州省绥阳县法院（2001）绥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向S县Y储金会的两笔借款，通过1999年7月31日的转借，金额30.75万元，是以个人名义作担保，没有以公司资产作抵押。被告单位在向S县Y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借款中，1998年3月13日和1998年4月21日两笔借款，共计8万元，是以刘某某个人的名义借款，担保物为“车子”、“房产品”，没有明确以被告单位资产作抵押，1997年10月29日被告单位向S县乡镇企业投资公司借款8万元中，以杨某刚房屋一套，价值5万元作抵押，这也是个人抵押借款，不是以被告单位资产抵押借款。因此，被告单位S县H公司以其资产抵押借款实际只有42万元。在借款中被告单位以铝箔复合机抵押借款两次，每次抵押作价3万元，但没有证据证明该铝箔复合机的价值。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在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中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采取欺骗的手段，签订合同时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不存在超值抵押，重复抵押。所借款项没有个人挥霍和私分，都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因此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公司不构成犯罪。被告人刘某某作为该公司的一名股东、法定代表人，所经办的借款都用于公司合法生产经营，亦不成为直接责任人构成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S县H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被告人刘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罪名不成立。
二十四、唐某照等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佛山市中级法院（2005）佛刑二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作为S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S公司和H公司合作做钢材生意的名义套取H公司的资金，但S公司在与H公司签订合同时提出了以S公司为土地使用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履行合同的抵押担保，H公司也收下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双方签订了以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抵押合同，以该抵押物作为H公司在2003年至2005年对S公司连续发生的债权担保，双方还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S公司与H公司之间签订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S公司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资金的同时，又提供了抵押物作为担保，可以看出S公司不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H公司资金的目的。H公司收到第一份合同的钢材时间是在2004年1月6日，而在此时间之前，H公司与武汉供货商已签订了七份采购合同，相应地与S公司签订了七份购销合同，所以公诉机关对S公司以先履行小额合同的方法诱骗H公司继续签订合同的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S公司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主要用于返还H公司和给本公司使用，三被告人没有分赃，指控三被告人非法占有了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的证据不足。仅仅从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资金的行为来看，还不足以认定三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资金的目的，故对公诉机关提出抵押合同是在三被告人的合同诈骗犯罪既遂之后才签订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证据不足，对三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二十五、田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2014）同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关于被告人田某某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现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李某某与庞某某签订的合同系玉米代购代存合同，由李某某出资，庞某某代购代存，双方系合作关系。庞某某以大同县腾飞粮油储运公司的虚假土地使用证和库存粮食作抵押向被告人田某某借款，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田某某向庞某某主张债权，庞某某将李某某出资委托其代购代存的玉米抵账给田某某，田某某要求出售抵账的玉米以实现自己的债权，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虽然被告人田某某提出向庞某某追讨欠款偿还李某某，或把庞某某抵押给他的土地使用证变卖或过户给李某某以弥补李某某的损失，但李某某付款给田某某，是因为田某某为了防止自己债权不能实现而阻止李某某出卖玉米，而李某某为了防止玉米霉变造成更大损失和误认为库存玉米数量足以抵顶所付款项数额的情形下进行的，田某某的行为亦不属于诈骗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十六、王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普宁市人民法院（2014）揭普法刑初字第61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实施合同诈骗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体现在：1.关于指控王某某骗取被害人方某某、谢某某货款共计人民币5540275.5元的问题。经查，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因涉案财产鉴定结论书的鉴定依据不足，鉴定结论缺乏证明力，故本院对该指控的数额不予认定。2.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预付给方某某810000元、谢某某431480元货款的问题。经查，王某某付给方某某、谢某某的上述款项均是购买货物后付还的货款，不属预付款。故对指控王某某预付货款给方某某、谢某某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3.关于指控王某某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收购内裤为名，先支付小部分货款，诱骗供货商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被害人方某某、谢某某等人货款的问题。经查，王某某与方某某之间的交易仅有口头协议，双方对交易的时间、价格、数量、还款时间、还款数额等具体问题各执一词。方某某陈述王某某有楼房、汽车，有偿还能力，由于内裤行业存在拖欠货款现象，在王某某承诺两个月内还款的情况下，才陆续发货给王某某；谢某某陈述其与王某某总共交易1031348.8元内裤生意，双方约定每月下旬还款一次，每次还累计货款的50%，王某某已支付581480元，尚欠449868.8元，谢某某及其他供货商并未指控王某某诈骗其货款；王某某辩解其因亏损及货款被他人拖欠，无法付清方某某、谢某某全部货款。故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不一致，本院不予认定。4.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以高买低卖的方式将方某某、谢某某的内裤销售给陈某某、张某某等人的问题。经查，王某某供述向方某某购买库存、订单内裤后，其中库存内裤以原价转售给陈某某、张某某，她虽然与陈某某和张某某交易没有赚钱，还亏了100元运费，但陈某某和张某某还款时间短，她可以用这笔货款来做流动资金；方某某陈述王某某将其货物低价出卖给陈某某，但方某某与王某某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对出卖给陈某某、张某某的内裤出厂价格各执一词；虽然证人陈某某证实向王某某购买的内裤价格偏低，但证人张某某却证实王某某转售给他的内裤价格与市场价格差不多，两者的证言存在较大差异；公诉机关提供的王某某签名确认的2张结算单，该结算单与王某某、陈某某的交易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其高买低卖的依据；公诉机关还提供方某某的流水账复印件证明王某某转售给陈某某的内裤出厂价格，但该证据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提供给给王某某签名的，王某某在被讯问期间虽然在该复印件上签名，但对方某某陈述销售给陈某某的内裤出厂价格却一直予以否认，故该签名不能作为王某某认可该流水账记载的内裤出厂价格的依据。此外，因证人林某某的证言缺乏证明力，无法印证方某某陈述销售给王某某的价格。除了上述证据之外，公诉机关未能提供王某某将从方某某、谢某某购得的货物高买低卖给其他人的证据。综上，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某存在高买低卖的事实。5.关于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作案后畏罪潜逃的问题。经查，王某某与方某某、谢某某交易的时间为2013年8月至12月4日。2013年12月9日，因方某某联系不到王某某，遂于同月3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月6日，王某某携带50000元上门准备付还方某某，但方某某以数额太少拒收。同月15日，王某某在其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某某辩解其失联的原因是手机遗失，手机遗失后其到深圳向他人追讨欠款，回家后准备筹款付还方某某时被公安机关抓获。综合上述情况分析，因王某某与方某某失联时间较短，失联后王某某还主动上门还款，且又是在自己的家中被抓获，故指控王某某畏罪潜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其次，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按照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并实施了诈骗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两个并列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的五种情形并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充分条件。在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高买低卖骗取货款后畏罪潜逃的行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王某某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且王某某对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作出了合理性解释，至于王某某收取的全部货款的去向，侦查机关也未能查清。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二十七、王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2014）滨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一）王某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害人李二某陷入了错误认识。首先，在被告人王某是否冒用公司名义的问题上，从被害人李二某的陈述“刘某跟其说有一个叫王某的想借点钱”、证人刘某的证言“王某跟其说想用自己公司的货物做抵押借点钱”及王某自书的材料“支票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王某个人承担”可以看出，被害人李二某应当是明知被告人王某此次借款系个人借款个人使用，所谓为公司“购买运输车辆”仅仅是借款合同的表面约定。其次，在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以天津港保税区某服务有限公司与天津港某有限公司的入库合同协议书中的货物为抵押，但根据王某提供给李二某的三份入库协议书可以明确看出，该协议书的内容主要是约定某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承运的货物在天津港某码头卸货、入库的相关责任及费用，该货物所有权不属于天津保税区某服务有限公司，更不属于王某个人所有，无法实现担保效果，王某提供这三份协议书的目的更多在于证明其具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和履约能力，并非真正以这三份协议书中的货物承担担保责任，被害人作为一个具有正常认知水平和社会常识的成年人，其关于不知道该笔货物不属于王某个人所有的陈述，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再次，被告人王某质押给李二某的一张中国银行转账支票，没有填写日期、出票人、行号以及大写数额等信息，根据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支票必须记载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等内容，否则支票无效。根据上述规定，王某质押给李二某的显然是一张存在明显重大瑕疵的支票，无法实现抵押效果。对于该支票表面存在的重大瑕疵，李二某作为一个向自己不熟悉的人出具巨额资金的成年人，其关于自己不知道支票无效，也不知道支票提不出钱款的陈述也不符合社会常理。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是基于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陷入了错误认识而交付钱款。（二）现有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被告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首先，在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王某曾经归还过马某某30万元，被告人王某的父母曾经替王某还给过张某某95.2万元。王某在庭审中辩称马某某是李二某公司的员工，张某某也是替李二某讨要欠款的，该两笔资金实际都是还给李二某的欠款。虽然马某某及张某某的证言均称王某归还的是欠其二人的债务，与李二某没有关系，但没有提出任何马某某、张某某与王某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并且二人证言存在明显矛盾之处。第一，马某某曾于2012年9月2日、2014年4月1日分别作过两次证言，其第一次证言称“我和李二某是朋友，之间没有经济往来”，第二次证言又称“我和李二某是朋友，之间有经济往来”“王某还给我30万元人民币后，过了几天李二某找我借钱，我就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借给李二某了”，两次证言明显矛盾。第二，根据借条、收条等相关书证显示，王某向张某某借款的借条上标注时间为2012年12月8日、10日，而王某父母向张某某还款的时间为2012年12月9日、10日、11日，两张借条出具时间与三张收条出具时间十分接近，即借款和还款的时间过于接近，甚至有所重合，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并且与张某某证言所称先替王某还款95.2万元，后王某父母才还其95.2万相矛盾。另外，该借条及收条均在王某父母处保管并由王某父母提交法庭，与一般借贷关系中收据、借据由借贷双方分别保管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同时结合证人李一某出庭作证称李二某给其打电话说“王某还了很多不应该还的钱”的情况，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王某及其父母向马某某、张某某所支付的款项与向李二某的借款无关。另，证人刘某证言提及被告人王某收到李二某借款后向其妻宗某某账户中打款的51.1万中有20万元系其找王某借的，而其妻宗某某在不同时间的证言中关于51.1万元称均系王某找其丈夫借款，此细节的矛盾之处再次印证了本案相关证人证言的不稳定和不一致。其次，被害人李二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申请诉前保全被告人王某名下一套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月轩房产，说明王某具有相当的还款能力，且李一某、王二某等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在相关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王某的亲属与被害人进行过多次协商，均表示可以用该房产抵债，愿意积极偿还债务，但因被害方要求的数额远超过借款合同数额而未达成一致，在刑事案件进入起诉审查阶段，被告人王某的母亲请求检察院出面主持双方进行调解，表示愿意尽力归还欠款。上述情况表明，既有事实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目的和行为。第三，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王某对借款进行了个人挥霍。被告人王某的陈述、证人赵一某的证言、相关书证均证实被告人王某收到借款后，用相关款项归还了部分欠款，其余款项被提现或POS机消费。根据赵一某的证言，此时银行卡由赵一某持有，不能确定相关款项或消费系由被告人王某作出，即被告人王某挥霍了相关款项；现在证据不能证明钱款的走向，即亦不能证明相关款项被挥霍。最后，关于被告人王某到期没有还款、李二某称找不到王某、公诉机关指控其逃匿的问题。被告人王某当庭辩解称，其曾陆续还款给李二某100余万，当时也未离开天津，但由于李二某要求过高的还款数额，并为了追讨剩余款项限制其人身自由，跟踪其父母，其为了父母人身安全才于2013年3月份去了鞍山，且其在鞍山期间并不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犯罪，还委托其母亲参加与李二某之间的民事诉讼，其行为不构成逃匿。根据王某的辩解及相关证人证言，结合在王某父母与李二某协商过程中双方意见立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王某系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行逃匿。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王某在向被害人李二某借款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冒用公司名义的手段，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出借钱款，亦不能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构成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二十八、王某甲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院（2013）丰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被告人王某甲依法取得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是王某甲对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合法经营、取得采矿许可权、进行安全生产的重要凭证。王某甲是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的合法经营者和采矿权人，2010年2月20日王某甲与武某、徐某签订承包山厂协议书，收取武某、徐某26万元承包费；王某甲于2010年4月26日与王某丁签订合作经营管理协议书，收取140万元资源补偿费。王某甲在与武某、徐某、王某丁签订和履行关于唐山市丰润区皈依寨润达采石厂的承包协议书、合作经营管理协议书过程中，主观上没有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没有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款项后，没有逃匿、挥霍的行为。尽管双方存在一定的纠纷，但王某甲的行为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甲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二十九、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2015）安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中，双方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某并未使用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证人欧某某、付某以及被告人王某某供述均证实王某某认识云南省地矿厅厅长，并且欧某某又是原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前任秘书。合同签订后，王某某也没有挥霍林某某方提供的50万元保证金或者携带该款潜逃，该保证金到云南＊＊＊公司帐后分三次以还款名义汇出，是经过什么手续，由谁批准，是偿还云南＊＊＊公司欠款还是王某某个人欠款，均没有证据证实，同时为履行合同，王某某还找云南省地矿厅及武警黄金部队找相关项目资料。在合同无法履行后，双方还就解除合同有过协商，只是因是否退还保证金及退还多收保证金存在较大分歧，没有达成解除合同协议。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个人占有该保证金50万元证据不确实、充分。此外，《云南省弥渡县马厂箐矿区铜金矿项目资料》来源不明，真假不清。公诉机关虽提供了证人欧某某、刘某某、曾某某等多名证言及被害单位萍乡＊＊＊＊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某陈述证实该项目资料系王某某提供给欧某某转交给林某某，但被告人王某某自侦查至法庭审理过程中均供述称没见过该项目资料；欧某某到长沙将该项目资料交给林某某时，林某某证实其想将该资料带走时，欧某某打了电话给王某某，而欧某某证实是林某某打了电话给王某某，二人证言不一致，到底是谁打了，有没有打电话，无通话记录证实；同时，证人徐某某证实听王某某说过从国土资源厅搞了一套资料，其所说资料是否就是《云南省弥渡县马厂箐矿区铜金矿项目资料》，卷中没有相关部门及证据证实。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林某某50万元保证金，证据不确实、充分，指控被告人王某某构成合同诈骗罪不成立。
三十、王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2013）佛南法刑初字第1413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分析判断：（一）被告人客观上不存在以下小数额订单及时付清货款的手段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后下大额订单不再支付货款等欺骗的方式进行诈骗。根据日月恒鞋厂的汇总表显示，出货时间从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2月16日的订单所反映的货物数量没有由小变大的特征，被害单位日月恒鞋厂的负责人李某某也没有提供日月恒鞋厂从设立时2010年5月至2010年8月与CNA公司之间的订单，无法查清是否为小数额订单。同时，李某某的陈述还反映2010年8月30日的订单仍有部分货款未支付，不存在及时付清货款的情况；且日月恒鞋厂与CNA公司之间相关单据反映，2010年11月18日，CNA公司电汇支付2万美元的定金，不存在下大额订单不再支付货款的情况。根据中辉公司的汇总表显示，中辉公司与CNA公司之间订单的货物数量没有由小变大的特征，反而第一、二份订单的总价最高。根据被害单位中辉公司负责人杨某某的陈述反映CNA公司连第一、二份合同也没有付清余款，故不存在及时付清货款的情况。CNA公司下订单后，杨某某的陈述还反映了CNA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支付了2000美元的汇款，故不存在后期不再支付货款的情况。根据富升公司的汇总表显示，CNA公司与富升公司之间的订单的货物数量及总价格没有由小变大的特征。被害单位富升公司负责人朱某某的陈述反映2008年12月与CNA公司之间刚开始的订单每次的货物数量都很少，约为1000多双，总价约为人民币5至8万元，但根据2010年3月18日、同年5月27日的订单反映，富升公司与CNA公司之间货物数量最多仅为几百双，总价最多为约1500美元，比朱某某反映刚开始时的数量更少，即从2008年刚开始订立合同至2010年，双方之间的订单没有以小变大的特征。综上，虽然三被害单位负责人的陈述和证人米格、张某甲、梁某某、莫某某的证言反映CNA公司有诈骗的行为，但上述言词证据没有相关的书面证据予以证实，且证人张某甲、梁某某、莫某某与被害单位有利害关系。同时，公诉机关也不能举证证明被告人所属的CNA公司与三被害单位之间的合同往来是不正常的。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CNA公司存在以小骗大的诈骗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二）被告人不存在逃匿的行为。被害单位日月恒鞋厂的负责人李某某的陈述反映其于2011年10月无法联系被告人；被害单位中辉公司负责人杨某某的陈述反映CNA公司于同年11月11日支付货款后无法联系；被害单位富升公司负责人朱某某的陈述反映于同年4月无法联系被告人。但根据中辉公司在香港起诉CNA公司的材料反映，2012年2月22日前，香港法院收到了CNA公司的相关抗辩；CNA公司清盘的相关材料反映香港相关部门于同月21日收到材料，CNA公司自动清盘，并于同年3月1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虽然邮寄通知富升公司参加债权人会议的时间为同月28日，但该邮寄行为是清盘人进行，并非CNA公司进行，无证据证明CNA公司故意迟延告知富升公司召开会议时间。根据杨某某的陈述反映，CNA公司已在报纸上刊登了清盘公告，杨某某及朱某某已前往参加了债权人会议，即CNA公司的债权人会议不止举行了一次。故CNA公司正在履行清盘的相关手续，其因无能力继续业务而自动清盘，没有为侵占货款而故意关闭，三被害单位可在CNA公司清盘过程中申报自己的债权。同时，虽然李某某的陈述反映CNA公司仍欠日月恒鞋厂货款，但被告人反映CNA公司没有欠日月恒鞋厂货款，反而经双方债务抵消后，日月恒鞋厂还欠CNA公司材料垫款，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务有争议，仍未结算，故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先进行清算，不应仅凭日月恒鞋厂提供的证据就确认CNA公司欠日月恒鞋厂货款及数额。虽然三被害单位相关人员的陈述反映被告人不接电话或者关机，但根据苏泽强的手机通话清单反映，被告人王某某的手机从2011年1月5日至2012年9月12日都可以接通，被告人王某某没有取消该号码，在2012年9月11日被抓获前都是由其使用，且无证据证明被告人王某某故意不接电话或者关机。CNA公司的清盘人于2013年9月17日出具的信件翻译本既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也没有具体写明何时使用何种手段曾联系CNA公司的董事，不能证明其已穷尽了所有手段都无法联络CNA公司的董事，且被告人已于2012年9月被民警抓获，因客观情况使得清盘人无法联络被告人，另一董事苏泽强曾于2013年12月20日、2014年3月5日联系朱某某、杨某某并归还部分货款，即二被害单位仍可与其取得联系，并非无法联络。另外，CNA公司于2012年2月21日申请清盘后，被告人仍多次出入境，并于同年9月11日入境而被抓获，可见被告人没有因CNA公司清盘而恶意逃避。综上，证实被告人收受货物后逃匿的证据不足。（三）被告人并非为了诈骗而设立和恶意关闭CNA公司。根据三被害单位与CNA公司之间的订单、提单等单据、电子邮件及三被害单位负责人的陈述反映，最终收取货物的美国客户是真实存在的，被告人所代表的CNA公司与三被害单位存在正常的货物买卖交易关系，被告人并非为了诈骗而设立CNA公司。CNA公司还通过邮件确认了与富升公司、中辉公司之间的债务金额。CNA公司的清盘相关材料反映，CNA公司因无能力继续业务而自动清盘；根据被害单位中辉公司负责人杨某某的陈述反映，CNA公司已在报纸上刊登了清盘公告，临时清盘人也告知了相关债权人CNA公司清盘事宜，CNA公司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清盘，而没有突然关闭然后消失。可见，CNA公司的设立及后来的清盘都是正常经济活动的体现。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三十一、王首先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贵州省高级法院（2015）黔高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首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经查，其一，泰平公司与中石油贵州分公司、工程施工队签定合作协议收取转让款、保证金共计11200万元后，将其中的5000万余元用于项目建设本身，6000万余元以公司名义用于投资、发放工资奖金、借给他人使用等，从融资目的和款项的使用情况看，不管收取转让款和保证金的行为是否适当，但该行为不是王首先的个人行为；其二，王首先没有携款潜逃，没有将收取的款项用于非法活动，也不存在“拆东墙补西墙”等行为。故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王首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首先伪造盛世公司印章及郭某山签名成立泰平公司的事实，经查，其一，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证实，王首先以盛世公司的名义负责组建项目公司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盛世公司承担；其二，按照中标通知书和《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设立项目公司并缴付项目资本金9.62亿元，是盛世公司的义务；其三，关于盛世公司印章及郭某山签名的鉴定意见，其样本提取不符合有关规定，且涉案盛世公司印章并未查获。故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的依据不确实。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首先成立泰平公司后，以修建瓮马项目为由骗取他人信任，以签订施工合作协议的形式收取履约保证金及转让款共计11200万元，并将其中大部分用于修建寺庙、纪念馆、借给个人使用，扣除用于与瓮马项目有关的5159.19万元，实际骗取6040.81万元的事实，经查，泰平公司收取履约保证金及转让款共计11200万元的事实属实，但其一，瓮马项目真实存在，盛世公司与州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客观真实，泰平公司得到州政府和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的项目特许权合法，泰平公司以及王首先并没有虚构工程项目或者隐瞒工程真相；其二，王首先得到盛世公司的授权成为盛世公司在瓮马项目的代理人后，虽然泰平公司系通过代理人注册成立，注册后代理人又抽逃资金，但中信银行总部对长安支行关于瓮马项目33亿元贷款的批复、大奇公司的投资合作意向书、项目转让协议等事实证明，泰平公司在运行过程中有意于履行瓮马项目建设投资协议，泰平公司亦具有投资债权；其三，根据《投资协议书》的约定，瓮马项目由盛世公司组建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按照约定提交建设履约保函，盛世公司出资9.62亿元作为本项目的资本金，出资的项目资本金必须全部是自有资金，盛世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通过项目公司筹措应由盛世公司出资的项目资本金，但在案证据显示，盛世公司自2010年5月中标起至2012年3月被州政府公告取消特许权，在长达近两年时间内未对瓮马项目注入任何资金；其四，州政府三次送达敦促盛世公司履行投资协议的函至盛世公司，但被拒收亦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与在案证据不完全相符。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王首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不足，认定王首先伪造盛世公司印章及郭某山签名的依据不确实，认定王首先成立泰平公司后以修建瓮马项目为由骗取他人信任，以签订施工合作协议形式收取保证金及转让款共计11200万元的证据不充分，认定扣除实际用于与瓮马项目有关的支出5159.19万元，实际诈骗6040.81万元的证据亦不充分，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故一审判决认定王首先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十二、魏某甲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刑二初字第155号判决书）
裁判要旨：首先，涉案的300万元的来源问题。经查，相关书证显示2013年2月28日，被害人麦某申请支付人民币300万元承接管道项目用款，被告人魏某甲加注“已审核，请林董事长审批”并签名，林某甲加注“董事会一致通过同意”并签名确认；另被告人魏某甲将徐某、曹某的银行账户写在便签纸上为指定汇款账户。2013年3月18日，林某甲分别将200万元转入徐某的银行账户、将100万元转入曹某的银行账户，魏某甲向麦某开具已分别收到管道工程合作保证金300万元的收据。再结合被害人麦某的陈述、证人林某甲的证言及被告人魏某甲的供述能证实，2012年底2013年初，麦某、魏某甲及林某甲的父亲三人在澳门成立了某甲公司，先后投资几个项目均无果，后魏某甲告知麦某等人其承揽了大庆石油管道项目，后三人商议由麦某出资、以某甲公司名义投资该项目，所得利润用于公司，上述书证也能印证该事实，且麦某对该300万转入徐某、曹某账户也是知情并同意的。而被告人魏某甲归案后至庭审阶段，也多次供认该300万元是某甲公司出资，并非仅代表麦某个人，若为公司出资，利润归公司，亏损也应由出资人分摊，且麦某的陈述中也提及是以某甲公司名义出资300万元。若为公司出资，利润与亏损应由出资人共同承担，投资涉案工程项目的风险不应完全归责于被告人魏某甲。其次，被告人魏某甲主观上有无将涉案300万元占为己有的诈骗故意。从与证人杨某签订的工程合作协议可见，孙某、魏某甲共需缴纳700万元的履约金，签合同时交200万元，通知交付安全保证金时再交500万元，上述200万元在签订合同时已由孙某缴纳。而被害人麦某的陈述中提到，当时魏某甲要求其和林某甲共同出资500万元投资到该石油管道项目，后实际出资300万元，该300万元分别汇至徐某和曹某的银行账户。另结合证人徐某的证言，魏某甲确曾就该石油管道工程要求其出资200万元，后因工程迟迟没有动静要求退出，故魏某甲事后将该200万元归还，该证言能与被告人魏某甲的供述相吻合，即被告人魏某甲并未将该200万元占为己有；证人魏某乙的证言证实上述转入曹某账户的100万元，事后陆续给回魏某甲，曹某与魏某甲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但该证言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退一步讲，魏某甲是否将转入曹某账户的100万元挪作他用或用于涉案工程均无从查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魏某甲将该100万元占为己有。且被告人魏某甲供认其曾为承揽涉案工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培训工人等，均有不少花销，在前期还曾向徐某、曹某借款投资该项目，后某甲公司要求入股该项目就应先归还该部分借款再共享利润，该供述能与上述出资的300万元分别转入徐某和曹某账户的细节相吻合。综上，公诉机关证实被告人魏某甲主观上有将出资的30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的证据尚不够充分。最后，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上述证据可见，被告人魏某甲一直在与杨某联系跟进该工程，并为工程的开工做准备，按照其与杨某的合作协议，确需一定的资金确保工程顺利承接，后麦某以某甲公司名义投资入股该工程，但现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人魏某甲主观上有将麦某出资的30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的故意；客观上来看，被告人魏某甲一直相信涉案工程真实存在，并接收了杨某项目部有关工程的文件通知等，并无虚构涉案工程的故意和行为，也未以此为由骗取他人的钱财。综上，魏某甲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魏某甲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三十三、魏某甲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2013)惠中法刑二终字第105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第一，上诉人虽有伪造合同的事实，但其与泸州七建确有实际签订装饰合同书，伪造的合同与真实合同列明的工程地点（真合同为水口球场合生世界岛，假合同为南旋合生世界岛）、工程范围（前者为世界岛别墅第一期室内精装修，后者为世界岛合生别墅一、二期）以及装修造价（前者表述总造价约4300万，按实际完成量计算为准，后者表述为装修总价4300万，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为准）内容基本一致。上诉人也实际经营合同涉及的工程。因此客观上不存在上诉人虚构自己在合生世界岛有项目的事实。第二，根据江某恩的陈述“2008年7月至9月底，分三次向上诉人借款254万元”，及落款时间是2008年7月30日借款承诺书记载：本人正在进行的合生世界别墅装饰工程第一期、第二期装饰款收入作抵押，并备注：现有关合同交江某恩保管“合生世界岛别墅装饰工程合同书（原件）”“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待借款还清后把以上合同书交还给本人。一方面，可以证实上诉人在将伪造的合同交江某恩抵押前，江某恩已实际向上诉人出资（借款）；另一方面正如购房合同交江用于抵押的法律效果一样，因为没有办理任何抵押权登记，这种仅将合同原件抵押的形式并不能保障借款人的任何权益，即使将真实的合同交江保管也是同样的法律效果。第三，对为什么要伪造假合同上诉人的辩解符合常理。上诉人辩解是不想拿真合同给江，自己会很不方便，才伪造一份合同给他予以应付。对于一个几千万的大项目，将合同原件交与他人保管，确有不妥。上诉人伪造合同的目的只是为了取信江某恩，客观上该合同也不能等同于产权证明等可用于抵押的凭证。第四，根据落款时间是2009年12月9日关于655.5万元的还款担保承诺书记载内容：如果没有按时还清，愿意以物价部门估价抵押物作为还款，其中有合生世界岛工程款（约800万元）。此处对合生世界岛工程款备注约800万元，说明江某恩对徐某在合生世界岛项目中实际有800万元的工程款是认可的，该数额与现在查实徐某因该项目实际完成工程量只有800多万元的事实相符。第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上诉人在案发时没有还款能力以及收取款项逃匿的事实。上诉人因拖欠欧某镇石材款被抓获时，尚有多处工程款（包括合生世界岛600多万元工程款）未结算，在惠州的公司也在正常经营。报案人欧某镇证言称其在2010年10月26日之后见不到徐某，11月6日徐某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可证实上诉人的手机在2010年11月6日前尚能打通；证人胡立证言证实徐某在2010年11月9日还有开机。公安机关抓获上诉人后，未及时查明上诉人的手机通话情况，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在抓获前有长期关机、停机、换号隐匿行为，也无法证实其乘飞机飞往长沙就是逃匿行为。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上诉人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列举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符合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情形的五种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除兴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江某恩与上诉人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另循民事法律途径解决。
三十四、晏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2014）长中刑二重终字第00776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一是中创公司与甲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投资建设高标准厂房项目的用地合同是客观存在的，项目用地是30亩国有工业用地，后中创公司合伙人左某按合同约定交纳了60%的土地款180万元。二是甲新区管理委员会将辖区内约一百多亩地出让给了三一重工，该地块中包括中创公司的项目用地30亩，甲新区管理委员会置换了另一块面积为33．6亩的土地给中创公司。三是土地被置换之后，合伙人左某退出合作，中创公司还在积极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作，其中与长峰电缆和互力达公司签订了协议，长峰电缆支付了5万元定金。故中创公司有实际项目开发，该项目开发并未虚构。四是收取的保证金主要用于了中创公司的正常运营，从审计报告看，公司项目开发的费用支出及日常开支达580多万元，除本案收取的保证金311万多元以外，还有借款作为了公司开支。五是公司进行转让时，晏某列明了具体收取的工程保证金未退还的明细，并明确由喻某甲承接所有的债权债务，负责清偿保证金。综合全案事实、证据看，中创公司与政府签订了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一方面招商，一方面将计划中的项目建设发包收取保证金，收取的保证金用于了公司。由于招商最终未果的客观原因，导致发包的工程项目不能进行。在中创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晏某又要求受让人返还保证金。因此，认定晏某以及中创公司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
三十五、张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北京市高级法院（2014）高刑终字第534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在本案中，从主观上看，按照民法“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张某事先已通过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登记即租金收益担保的方式，确保陈×一方投资的安全，一旦发生资金风险，陈×一方完全可以依据《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获得救济，陈×一方已支付的款项不是必然的损失，故难以认定张某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从客观上看，张某提供的《短期资金头寸拆借协议》和《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无法排除，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收购优力凯股权恰恰符合借款的用途；陈×一方在2009年6月后就不再投资，原定5400万元的投资仅支付了三分之一，张某于2009年10月被取保候审后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陈×一方从形式上看已经违约，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某在合作过程中采用了欺骗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张某和陈×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在张某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十六、张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山西省吕梁市中级法院（2014）吕刑终字第269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一）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这要求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采用法律明文规定的五种方式（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张某的交城县四通物资贸易公司的主营项目就是钢材贸易，案发前也一直在从事此项经营活动，其与任某甲也有过贸易往来。案发当天，张某与王某、任某甲分别签订了两份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必须向任某甲购货或是所购钢材必须提供给王某，因此，根据两份合同的内容，不能认定为三方合同，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签约也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张某也按照约定将王某提供的货款交付给任某甲。只是因为使用承兑汇票交易会增加成本，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签约第二天，张某与任某甲才主动与终止了合同。因此，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二）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实施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实施了收受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用于违法活动或是用于挥霍的行为。如前所述，上诉人张某收到王某支付的货款后，并没有将该款实际控制，而是当场将货款交付给任某甲。其再次得到货款，是因为任某甲一方因价格问题无法依约履行合同，于次日将货款退还给其。其在当时对该货款是合法占有。证人路某的证言、交城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关于王某所报案件的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4月10日前，路某和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康恩栋还与张某联系过。张某第一笔退款的时间是在4月15日，与上述两人与其联系的时间仅相差几天，且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月27日）之前，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实施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同时，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张某实施了收受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用于违法活动或是用于挥霍的行为。故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三）本案证据材料中关于王某何时报案的相关证据存在严重瑕疵，虽经办案人员出具情况说明且经过一审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仍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在案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张某是在2010年4月15日开始退款的，一审认定，被害人王某的报案时间是在2010年4月14日，即张某在王某报案后才开始退款。但在案证据中，关于被害人王某报案时间的证据均存在严重瑕疵：王某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王某提交《购销合同》、《收据》、关键证人路某的证言这五份证据中对于报案时间都有明显涂改，且均没有在涂改位置捺印，这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虽然办案人员出具了情况说明，并且一审也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仍无法排除是在上诉人张某已经还款后，王某才报案的合理怀疑。综上，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在与王某签订合同时，主观上即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也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实施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后逃匿，或是将货款用于违法活动或是用于挥霍的行为，其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在案证据中关于被害人王某报案时间的证据均存在严重瑕疵，无法排除上诉人张某是在王某报案前就开始还款的合理怀疑，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上诉人张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上诉人张某与被害人王某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的途经予以解决。
三十七、钟某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甘肃省高级法院（2014）甘刑二终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1.上诉人钟某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首先，银行账户明细和证人张某某、徐某某、王某甲的证言证明，钟某从富康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中先后支付给东方仁杰公司工程款82.5万元，支付上海蘑菇云设计公司徐某某等人设计费8.3万元。钟某提出已经完成了工程量的90%，但经过酒泉中瑞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鉴定，钟某只完成了工程量的10.5%，虽双方对工程量的鉴定存在异议，但表明钟某确在履行合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钟某按照设计合同和施工合同的要求进行了初步概念设计，其后又委托上海蘑菇云公司进行了深化设计，委托北京仁杰公司进行施工，购买工程设备等。上述行为表明钟某依据约定履行合同。其次，钟某与富康公司发生纠纷的原因，是因施工过程中部分工程变更项目增加变更费用由谁承担无法达成一致而产生的，在双方多次交涉不能达成一致后，上诉人钟某将相关材料运至深圳存放，此行为是钟某对工程材料的临时保管方式，并没有进行变卖或者处分。且在将施工材料运离酒泉之前，为“保全证据”，及时申请酒泉诚信公证处对富康公司“两馆”工程进度及材料设备现状进行了公证，并委托律师以富康公司违约为由向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说明钟某欲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与富康公司之间的纠纷。第三，富康公司记账凭证、银行结算业务申请、富康公司财务部经理郭彦红证言证明，从2011年4月16日至2011年6月28日，经钟某申请，富康公司同意并先后给巴洛克公司和华原公司支付设计费和工程进度款共计336万元。至2011年7月25日停工时，孙丽娟将剩余工程款中的74.307万元先后以还款方式汇入钟某个人账户。富康公司副总经理盛某某的证言和上诉人钟某的陈述印证，钟某停工离开酒泉后，并未变更联系方式及住所，二人电话沟通中，钟某仍然坚持不增加费用就不恢复施工。以上证据表明，钟某并无隐匿财产或者潜逃的行为。综上，钟某获得的工程款是依合同约定取得的，也是富康公司同意支付的，且取得工程款用于设计、施工，并未作其他非法用途，钟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上诉人钟某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欺骗的行为。首先，香港华原公司注册证书证明，香港华原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真实存在的实体，“乃西”为法定代表人。钟某、“乃西”以香港华原公司的名义与富康公司签订了《展示设计合同》及《展示施工合同》后，向富康公司提供了香港华原公司注册登记等相关资料复印件。《展示设计合同》约定“设计费用不含出图盖章费用，如需具资质的设计院出图章，出图费另计”，该合同表明钟某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示自己或香港华原公司没有相关资质，富康公司对此也是明知的。钟某并未向富康公司隐瞒香港华原公司没有资质的事实。其次，《展示设计合同》和《展示设计合同补充说明》证明，深圳巴洛克公司系香港华原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深圳巴洛克公司仅是代替香港华原公司收款，并不是实际的设计人。钟某的陈述与富康公司李某丙的证言亦印证，在合同中这样约定的目的是便于香港华原公司在大陆收款。因此，钟某并不存在欺骗富康公司的行为。第三，富康公司先后在该工程项下共支付了336万元，施工合同约定“合同签订7日内，支付价款20%”、“乙方完成工程量20%，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价款40%”、“全部完成工程，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价款30%”。因此，钟某获得工程款是依合同约定取得，钟某并未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得工程款。本院认为，上诉人钟某客观上没有实施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合同项下工程款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十八、周兵亮被控合同诈骗案
（来源：河南省济源市中级法院（2015）济中刑终字第58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根据周兵亮和担保公司的约定，周兵亮在将银行卡交付担保公司保管的过程中尽管存着欺诈行为，但周兵亮在还款期限到期前的9月18日还向该公司转账9万元。关于该9万元是还款还是存款，除了被害人一方的陈述证明是周兵亮在担保公司的存款，该笔存款与所借的15万元无关以外，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予以证实，并且也得不到周兵亮供述的印证。况且如果真是周兵亮在担保公司另外存款的话，也应该有存款期限的约定，但担保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明上却没有存款期限的约定。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周兵亮9月18日转账的9万元是归还以前所借的15万元的可能性，周兵亮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无法认定，一审认定周兵亮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不足。
实习编辑/马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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