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通了，我兴高采烈一迭声地说：“宗璞大师姐，是你吗？你在家吗？我现在就在北大东门啊，我现在进去找你好不好？”电话那头亲切地说：“张惠呀，好的，但是我现在不在燕园，搬到昌平了。” 我大吃一惊，说：“我看您的文章，还有曼菱师姐的文章，不是都写您在燕园吗？所以我就直接奔北大来了。”原来2012年，北大要筹建冯友兰先生故居，因此宗璞大师姐搬离了久负盛名的燕南园57号三松堂。
我到了宗璞大师姐的新居，入门也是一个大园子。正是四月草长莺飞，一路桃花迎春海棠！那高柳细叶新裁，果然是“菀菀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中间临水而立的《百岁堂》，颇类具体而微的天坛。而且地面非常洁净，真有点像《红楼梦》里说的“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
宗璞大师姐那天头晕，一发作起来十几二十天也好不了。但她居然还是见了我，幷且要起来到客厅里和我说话。我急忙说：“大师姐你别起来了，就靠在床上跟我说话就行了。”宗璞大师姐看着我，微微楞了一下，说：“你多大了啊？”我忍俊不禁，这才猛然醒悟宗璞大师姐是1928年生人，比我大几十岁，我怎么敢一口一个大师姐呢？可是我觉得有些人是有“文化形象”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杜甫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七十老叟，而“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上青天揽明月”的李白无论如何还是三十岁的壮年模样——即使实际上李白比杜甫大11岁！在我的心目中，宗璞大师姐永远都是《紫藤萝瀑布》里面的她，受过挫折却还是对未来饱含希望的年青女郎！
宗璞大师姐也问起我们红社的事儿，因为这是她、曼菱师姐和我联合发起的。她也很关心红社，只是首先自谦说年纪大了，就希望我们能做起来，她在旁边敲敲边鼓。其次希望我们这个红社，大家都能发言才好，你一言我一语的，各抒己见。我就跟她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说话，还可以发上去自己的书法，或者绘画、摄影作品等等。”我还给她稍微展示了一下别的微信群的情况，她也笑着首肯。
宗璞大师姐现在听力不太行，所以双耳要带上助听器才能听我说话，我也就靠在她耳朵边，然后稍微提高声音跟她交流。她当时首先就问我最喜欢哪个红楼人物。我说其实我做讲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我已经不专门喜欢某一个人了，而是像孔子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点，我想如果单独爱某一个人过深，固然她的优点可以学习，可是她的缺点也会影响到我，所以我现在希望能够对她们保持审美的距离。
宗璞大师姐说她最喜欢的红楼人物是探春。我有些讶然，因为宗璞大师姐不是多次写过史湘云吗？还特别举例辩称史湘云不是有些红学家所赞同的脂砚斋，而且幷没有和宝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而是嫁了才貌仙郎卫若兰。不过转念一想，探春曾经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宗璞大师姐欣赏她，应该是探春能够自立一番事业的志气吧！
我问她，您知道您父亲的《中国哲学史》对韩国总统朴槿惠影响有多深吗？我靠在她耳边，说起朴槿惠在母亲遇刺之后陪在父亲身边，女代母职履行第一夫人的外交事务。万万没有想到几年后父亲也遇刺，刚刚得知这一噩耗，就在瓢泼大雨中，被士兵监管着勒令立即搬出总统府。浑身湿透的朴槿惠抱着纸箱等电梯，财政部长看到她，那个在她父亲生前一直谄媚地追着她家口口声声要儿子和朴槿惠结亲的财政部长，这时冷漠地把头转到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她。后来，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下的朴槿惠生了病，正当芳年却莫名其妙地脸上身上长满了黑斑。而她仅有的亲人，她的弟弟妹妹当时也不理解她，甚至也对她大加指责，她曾经变得孤僻、易怒、悲观，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偶然地，她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回顾往事，她说：“我找到了人生的灯塔。”在每一个夜不能寐孤灯挑尽的时分，在每一个万箭穿心嚎啕大哭的时刻，都是《中国哲学史》陪伴她，走过无尽的黑暗和无边的绝望。
宗璞大师姐静静地听我说，没有打断我。只是在我说完，深深地看着我，轻轻地说：“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我们说了一会话，宗璞大师姐想起来送我她的三卷本《野葫芦引》。过了一会儿，又说：“把我的那本散文集《云在青天》也送给张惠一本。”而且，在汗牛充栋的藏书中她历历不爽地记得自己著作的藏身之处！真是让我惊叹，她的记忆力真是非常非常好，简直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上她。
临走的时候，宗璞大师姐还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她说：“你看古诗里面经常把在外的游子比喻成王孙，比如说‘芳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等，他们未必都是王孙，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说成是王孙呢？”我首先跳到脑海里的想法是不是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但是我也不敢确定，所以回答说回去好好查阅一下。
曼菱师姐告诉我，宗璞大师姐来云南田野调查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名门之女的骄娇二气，而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我想起宗璞大师姐《云在青天》的记载，她曾经去北大校医院看望自己的老师，一位美国教授，那个教授想出去走走，一个护士说：“外面下着雨呢，不能出去”；另外一个护士说：“就是外面不下雨，也不能出去”，因为那个时候她的老师已经一百岁了。可是那个老师就用英语说：“哎呀，让我出去。”宗璞大师姐可能看到了老师眼睛里面的那种非常充满了希望的光芒，我觉得当时这对她也是一种震撼吧！所以她到云南的时候，她也坚持自己亲自去考察。
宗璞大师姐的精气神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一下照片中她的眼睛多亮呀！就跟我的眼睛那么亮似的。要知道，宗璞大师姐做过三次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可是她的眼睛没有老年人那种浑浊，还是那么闪闪发光的感觉，我感到心里特别高兴。记得刚见面宗璞大师姐劈头就说：“你的《红楼梦研究在美国》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很下工夫，让我了解了很多现在国外对《红楼梦》的研究情况。”我当时楞住了，因为知道宗璞大师姐现在眼睛不太好，无法阅读，怎么看的呢？原来她竟然是让人一字一句的念给她听，听完了绝大部分。要知道我那本书可是三十多万字啊！惊讶和感动一时全涌上心头，却不知说什么好。
在拿书的间隙，我看到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几片银杏叶。我问宗璞大师姐是不是从燕园带过来的？她却说不是，他们河南老家也有银杏树，是老家人送来的。可能是同乡的缘故吧，我陡然对这几片银杏叶更多了几分亲切。书桌左边墙上悬着宗璞大师姐最喜欢的一片大理石，使我想起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可是那个著名的红豆呢？那个装在“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丝绒盒子”里，“镶在一个银丝编成的指环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呢？我知道这是小说的虚构，但因它那样亲切那样实在，简直觉得是实有其物了。我们都是从她那篇优美得像诗一样的小说《红豆》对这两颗红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者本人却为此吃尽苦头。短篇小说《红豆》宗璞大师姐创作于1956年12月，幷于1957年在《人民文学》“革新特号”上刊载出来。文章发表以后当即引起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少争论。在“反右”斗争开始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先后登载了批判《红豆》的文章。宗璞大师姐一家在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她心头，后来弟弟又身患绝症，宗璞大师姐于悲痛徘徊之际，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由自衰到盛，睹物释怀，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就像她在《紫藤萝瀑布》里面说的：“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宗璞大师姐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在多次住院、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95岁高龄时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如今，也是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宗璞大师姐每天上午依然坚持写作，继续撰写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野葫芦引》的最后一卷，这种以生命弘道的文化基因可谓薪尽火传。宗璞大师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遭受这样无理严厉又无情的批判，饱受重重打击，却不放弃不绝望，终生献身文化事业，如今双目难视依然笔耕不辍，真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她的文化执着就是她的生命线啊！
我想，传统文化的践履者，不但在其腹笥积厚，口吐烟霞，亦要怀有“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之毅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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