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之题记：本文鸣谢蓝旗营老刘、狗蛋、国学群彭旭等诸位校友下赐资料，鼎力支持。
“三二百万的财”来自《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有红学学友认为“刘心武猜测贾琏说的钱可能是贪污了林黛玉的财产，很多人就相信了。想一想三二百万两他拿得回来吗？”
首先这不是刘心武的创见。最早提出黛玉家产问题的是清人涂瀛。他在刊行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红楼梦论赞》的附录《红楼梦问答》中记载：
或问：“凤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则何也？”曰：“不独凤姐利之，即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凤姐领之。若为贾氏妇，则凤姐应算还也；不为贾氏妇，而为他姓妇，则贾氏应算还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则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
或问：“林黛玉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有明征欤？”曰：“有。当贾琏发急时，自恨何处再发二三百万银子财，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或问：“林黛玉聪明绝世，何以如许家资而乃一无所知也？”曰：“此其所以为名贵也，此其所以为宝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将数百万家资横据胸中，便全身烟火气矣，尚得为黛玉哉？然使在宝钗，必有以处此。”
1987年，邓云乡先生所著《红楼风俗谭》出版，书中《林如海和“盐政”》一文引述俞平伯先生的信件也曾谈及黛玉家产之事：
只是潇湘俭妆上船，未免被作者瞒过。盐务是最阔之差，屡见记载，兄必知之。比北京之破落侯门为远胜矣。如此用笔，一洗熟套，以豪富骄人，尚得为潇湘女耶！
关于三二百万的财到底是铜钱还是银子，也已经大有争议。如取其最高格为白银，那么贾琏如何不显山不露水地瞒天过海从苏州带回京师，确实是一个问题。
学友所持之论即为，关于银子到底价值几何，今人大多毫无概念，经常犯错误。经常看到的就是电视剧里，一出手就是千两银票云云。却不知清代只发行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亦称“钱票”或“钱钞”；而“户部官票”是以银两为单位，亦称“银票”。
“大清宝钞”开始时面值为二百五十文（尚未见有实物）、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和两千文几种。后来陆续增发面值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百千文等大钞。该币面主色调均为蓝色和红色，上端横题“大清宝钞”4个汉字。
“户部官票”是用高丽苔纸印制的，面值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和五十两5种，四周有龙纹。该币面主色调均为蓝色和红色，其票面上端方框中有“户部官票”四字，左面是满文，右面是汉文，均为双行书写；中间标明“二两平足色银××两”。
据此而论，即使贾琏兑换成最高面值的银票带回京师，三百万两也要六万张银票，这也太招摇了。
此说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忽略了除了银票，清代还有“会票”。
会票一词，含有以“合券”的方式，确认执票人无误的意思，系行使票券权利的必经程序，这种程序也是中国传统金融的典型取信方法，后世又称之为“合符”、“合同”，长期广泛运用于公私经济如稽税、文契、信贷等活动上。清代以后，会券的方法在金融活动的通用显然更为广泛，作为信用工具方面，基本上与西方同时或稍晚发展出来的各式现代票据不谋而合，都是一种债权人向债务人“提示”票券本身的“提示性票据”。西方国家最早的票据规范是出现于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当时只有“汇票”与“本票”两种规定，“支票”则是迟至1865年才确立。但在票据的抽象涵义上，清代会票并不稍减于西方票据。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蔷道，刚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著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两，剩二万两存著等置办采灯花烛，并各色帘帜帐幔等使用。”
这则会票，当系贾府以客户的身份，向钱庄所开出的支付命令。如果贾府当时乃委托他人前往取款，则此一会票将带有“支票”的性质，贾府得到无需自京携带现银前往江南的便利。
因此，贾琏也可能通过会票转移了这笔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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