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人将金、朱离婚，归咎金庸有了小龙女这个新欢，有点干连，并不尽然，这里毋妨说一说小龙女林乐怡女士结识金庸的经过。坊间不少小龙女传说，有说她是舞女、吧女，总之为她披上“风尘”彩衣，有人更以讹传讹，瞎指金庸沉迷欢场，追求舞女，谣传多年，始终未有人出来澄清。林乐怡女士一本低调作风，对不实传言，置若罔闻。
八十年代，我写了一些关于金庸的文章，提及金、林相晤的经过，地点、时间对了，过程有谬。相识过程出诸倪匡和哈公(许国)之口，他俩既是金庸的老同事、老朋友，当不有误，据闻实录，必然精确，岂料不止是错，而且错得利害。我知道这段相识经过真相，已是三十多年后的事了，时间是一六年的一个夏天，地点在国金中心西餐馆，人物有查太阿MAY(林乐怡)、陶杰和我。时隔不远，印象清晰……
明媚阳光透窗来，查太坐在我俩前，吃完饭，喝咖啡聊天，我忽想起隔不久吴康民先生在报上有一段文字叙写金、林两人的经过，好奇地问查太是否实属？查太笑着摇摇头：“当然不是！”平静，不动气。我告诉她曾写过她跟金庸相识的经过，是她拿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求签名，于是相逢恨晚。查太听了，娇笑一声：“哪有这回事？全不是这样的！”陶杰何等乖巧，听得话里有因，牵丝攀上，要求细说端详。查太半瞇眼，回到了过去：“我那时才十六岁，在一家酒吧兼职当女侍，金庸嘛，不要说认识，连名字也没听过！”(哟！那岂非我写错了？不不不！不怪我，要怪只能怪倪匡和哈公！)我盯着查太，怡然平静，不像撒谎，心念一转，对呀！十六岁的少女，情怀是诗，哪会看金庸？要看都看依达！查太呷口茶，细说经过——“我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为了继续学业，暑期到北角一家酒店的酒吧做工，名字记不起了——”
忍不住提她：“是‘蜜月酒吧’吧！”查太乍一惊：“沈先生！你怎么知道？”我道：“六九年，我住在‘金舫’酒店隔壁的‘丽景楼’，‘蜜月酒吧’在酒店七楼，我有时也在那儿喝啤酒！”查太一听，连说了几声“对”：“是，是‘蜜月酒吧’，沈先生！你记性真好！”顿了一下：“记得某天黄昏，我看到一个穿着绉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据了一张桌子，默默地在喝啤酒，一连喝下好几杯却不见吃东西，心想这样喝下去好易醉呀，就走到他身边问：‘先生！你肚子可饿？’他朝我瞧了眼，没作声，只是点点头。我便说：‘我点一客火腿扒你吃，好吗’仍然没作声。我想他大概不是太方便吧！一时口快便道：‘不要紧，我请你吃！’岂料他立刻点了一下头，啊！这就请定了。这便是我们相识的经过。”
听得我全身冒汗，天呀！我的文章错了那么多年，又为那么多人引用，岂不染黑查太？正想说对不起，查太又开腔——“那中年男人吃了火腿扒，喝完啤酒，稍稍歇一会，站起来离去，走过我身边，低低地说：‘谢谢你！’天呀！他真的不结账溜了！我是一个小侍应呀，请你吃，也是随口说说，不料他当真。望着他的背影，我跺脚！哟！这个男人！真气人！可想想也就算了，能帮助一个中年叔叔，就当日行一善吧！”
我跟陶杰听到这里打心里笑起来，原来金庸第一眼落在查太眼里竟是个中年叔叔！那么金庸又如何？姿首清妍，翛然绝俗，莫非小龙女穿越临世？话匣子打开，查太滔滔往下说：“过了两天，那男人又来了，今趟多了一个男人，两人喝啤酒、聊天，我上去招呼，见他不提那天的事，也就算了。回到柜台前，经理问我：‘阿MAY！你认识那个男人？’指着那个男人台子问。‘不认识，前天才见过，就是他没付账！’”查太直说，经理一惊：‘阿MAY！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明报大老板查先生，也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他的书迷死不少人，我也是他读者！’经理满脸崇拜。我可大不以为然，什么武侠小说？无非是飞剑炼仙，逞强斗勇，有什么好看！隔两天，他又上来，一个人，招手让我到台前，顺手拿出一个精致的匣子，低声道：‘小姐！谢谢你那天请我吃火腿扒，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我跟陶杰嚷起来：“什么礼物？”查太微笑地道：“是一块浪琴表，价值二千七百元！”二千七百元，六十年代可不是小数目，而“浪琴表”是名牌，这正说明小龙女的倩影，早种于杨过心中。跟查太分手后，我跟陶杰说：“阿MAY这客火腿扒请得真值呀！”少女巧遇大作家，一扒定情，毕生幸福，不啻都市传奇。
金庸认识阿MAY后，在百忙的工作中，总会匀出余暇与伊见面，互诉心事，减轻工作压力。阿MAY好学，金庸资助她到澳洲念书，大学毕业，阿MAY写信问金庸茫茫前途如何安排？金庸写信让她回来，这就有了日后朱玫上门事件。七六年，金、朱离婚，查、林合欢，成就了金庸的第三段婚姻。
金庸与林乐怡
倪匡不看好，老夫少妻不长久，潘粤生好好先生无意见，戴公知金庸深，认为会长久。还是戴公眼光准，结婚四十一年，仍然相处欢悦，恩爱如恒。那天跟查太太午茶，问起金庸的性格，她说：“深沉，内敛，跟他相处了五十年，我仍然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金庸沉默寡言，在家中最大的嗜好便是看书，一天不可无书。七十年代我到渣甸山大宅访金庸，眼看书房四壁皆书，好奇地问：“查先生！这么多书，你都看过吗？”金庸笑了笑：“不能说全看过，有些翻一翻，有些真的读了！”无疑是说架上的书不是用来摆设的，是实用的。
八零年台湾傅朝枢来港创办《中报》，看中《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高薪挖角，金庸力挽不果，只好放人。胡菊人一走，《明月》编辑部只剩克亮一人，金庸回朝主政，拉开写字台抽屉一看，几乎跳起来，原来胡菊人临走时将下月《明月》待用稿件一通取走，克亮手头上的不足对付下期之需，付梓日期又迫在眉睫，拉稿已来不及，只好求诸己。阿MAY缅怀过去道：“那夜查先生写了个通宵，总算应付过来。”新一期“月刊”面世，内容依然丰富，没人看得出这背后金庸的辛酸。一笔挺明月，群雄皆咸服，正是金庸过人之处。
九八年朱玫逝世前，曾在铜锣湾渣甸坊摆摊卖手袋，恰巧给阿乐看到，转告金庸，以为财困，送钱过去，被拒，朱玫不屑道：“我才不稀罕他的钱。”
金庸晚年接受访问时，感叹地说：“第一段婚姻，妻子负了我，第二段婚姻，我负了妻子，到如今，我仍然好难过！”情多必自伤，金庸亦如是。三段婚姻自以末段最幸福，金庸终于得尝“甜果”。
友人崇金庸，于其婚姻有此感言：“三段婚姻，五味杂陈，痴情金庸，不逊杨过”。果如其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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