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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为何常被重用?

现行的干部制度就给干部选任套上了更多更重的枷锁。现实中,干部的身份是特定的,也是终身的。上个世纪干部的身份一度是通过工农招聘、军人转业和学生分配来确定,现在则多是用与“凡进必考”方式定夺。眼下,产生干部的方式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并不是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一个人一旦获取了干部身份,不论勤奋与否,只要不出太大的差错,便可以稳稳当当地享用一生。

 

(一)

 

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带来了无穷贻害。一方面,有些人向往当干部的想法从小就在心灵深处慢慢滋长,当上干部成了他们毕生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惜心机用尽、破财无数。另一方面,也促使相当一批人掌握了决定别人能不能当上干部的权力,其中一些人利用人们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机会,大肆敛财获利,以致不惜丢官免职。

 

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让干部从“围城”内淘汰出局的操作性规程,而干部的入口却长期向全社会敞开,任何一级都不可避免地迈向了人满为患的危险,“庙小僧多”和“会念经的和尚奇缺”的问题并存的畸形恶果便顺应而生。


正是干部身份这一特殊的界定,决定了领导干部不能在全民中公平地凭选票多少而产生。基于这样的制度,只有具备“身份”的人才可以进入被选的圈内,而没有这一身份的人,即使你是精英中的精英,也只能无情地被划归圈外。这就是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目前干部的职、级、酬是紧密相连的。即干部在什么样的职务上,享受什么样的级别,得到什么样的报酬。乍一看,这样的制度是科学合理的。有什么样的职务便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便配置什么样的权利,付出了多少则得到多少回报,是非常理想的设计。然而,这个看似科学的制度,却给干部选任带来了严重而又无法逆转的弊端。

 

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反推。一个干部首先总希望当上个领导什么的,这是一个人的正常追求。但如果这一追求不能实现,则至少希望自己的工资越来越高。在干部的职级酬紧密相连的政策支持下,想要得到更高的工资待遇,就只有不断地向更高的级别奋斗。

 

而要想级别越来越高,又只能寄希望于职位越来越高。虽然偶尔也出现职位不变而提高级别的特例,但这种特例的受益者毕竟少得可怜,而且,比起提升职务来讲,则又慢得许多。这样一来,有官瘾还是没有官瘾的人都要努力去捞个一官半职,很多地方出现“方丈比僧多”的怪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这个制度还派生出了照顾性提拔的怪胎。某人辛苦若干年了,照顾一下,担任个什么无关紧要的领导职务,解决个级别,是常有的事。这就给了“庸人”以可乘之机。庸人工作的时间一长,也要自然被照顾成领导干部。一个庸人被提拔,一批能人将受打击。我们无需去讨论庸人如何胜任本职工作的问题,需要真正引起重视的是,一个单位如果有了几例这样的照顾,整个干事创业的氛围就会黯然失色。

 

有人惊呼,某某小局总共也就十来个人,却有七八个副局长。其实不用惊呼,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家干了一辈子,连个副局级的工资待遇也不能到手,于心何忍!这不是他们本人的错,也不能全怪他们的上级不把关,制度使然。如果自己的下级没有什么盼头,这个当上级的又怎样去激发他们勤奋工作呢?

 

干部身份的象征就是拥有编制卡和人事卡,并列入财政供养序列,卡随人走,钱随人走,终身不变。构思这一制度的人,无论他们怎样公正无私,都摆脱不了维护本部门权利和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嫌疑。卡随人走,再加上干部的正常流动,决定了编制人事管理时常处于动态,管理部门的经常性权力就随之有了保障。


如果换个思路,把编制定到单位,每个单位按编制数量要求进人,进入的人实际上只有个就业的概念,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财政按编制数给予该单位供给。如此设计,一来搞活了用人机制,二来杜绝了可恶的干部终身制,岂不是更好。但这样一来,管理部门的大权旁落,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三)

 

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规定,成为上一级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是下一级的领导干部,并且要符合几个岗位和几年经历的要求。比如,要提拔成正处级职务,一般必须是副处级干部,并在副处级的岗位上工作三年以上。

 

这一制度的正面导向无疑是明确的,让领导干部接受一线的洗礼,逐个台阶稳步推进。然而,这个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差再不称职的副处级干部有资格晋升为正处级职务,而再强再优秀的正科级干部却与之无缘。

 

在干部队伍中,级别越低的人数越多,级别越高的人数越少。这就意味着,越到高层,选拔领导干部的范围越窄。所以,无论怎样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和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都无济于优秀分子地脱颖而出。试想,我们需要捞到全国最大的鱼,却只能在指定的堰塘里面捞,结果会怎样?


对领导干部晋升提出与级别相对应的年龄规定,是又一剂繁衍腐败的催化剂。有的地方有时无时有意无意地提出年龄超过多少,则一般不再考虑提某某级之类的限制条件。提倡干部年轻化,是有战略意义的。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一强调台阶就是全国一个模子的论资排辈;而一讲年轻化,就又“左”得超过一岁半岁就出局。

 

也许从主观上并没有考虑到这些规定,会加速那些在杠杠边缘游走的人,奋进的速度和不惜一切代价的拼搏力度,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很多“业内人士”因此而谋得实惠多多。管的人手中有权,争的人不惜花钱,交易便是顺理成章的。

 

日复一日,庸人得以重用便逐渐为全社会所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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