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近几年走热，但关于走热现象的思考和辨析并不多。
所谓“国学”，概念与定义是不清晰的，一般而言，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
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现实社会让人发愁，腐败已经从官场渗入各个领域，不断弥漫，有人说进入了“人人互害”模式，伤天害理、荒诞无稽的状况层出不穷。这样，有责任心的人就来诊断，找药方。
有人去西方文化中找，有人去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各方不但争论东西文化优劣，在一些圈子里，还出现了“国学热”。
排除学问
那么“国学”到底是什么，只要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学问就是国学吗？当然不是。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这个说法，“国学”的粉丝们也认可，没有西学，便无所谓国学。有的教授说，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因为国学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这当然是一家之言。
读古书就是搞国学吗？不是。譬如考古学，就不算国学。考古学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中国古代只有盗墓的知识，宋人的考古学也难以称为学问。考据学呢，语言学呢，也都不算，也是外国专家搞成的体系。
不够“陈旧”的学问，不算“国学”。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王国维是文化大家，但他们的学问不够“陈旧”，因而算不上国学。
后山曾经撰写《古代天文学思考》，认真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西方古代的天文学作对比，发现中国的祖宗根本无心去研究天文，而是在借天文之名，论说人间社稷之实，玩政治和统治把戏，而古代的洋人们却是在做真学问，研究真知识。
尽管国学大师满天飞，但给人扣上“国学大师”的帽子，明白人是不愿意的，季羡林就说自己不是国学大师。可见，热心过分的人硬给季羡林扣帽子，是不大明白国学之所指。
我们用“排除法”否定了以上的诸种学问，它们都不算“国学”，那么，剩下的，就是国学粉丝们推举的“四书五经”以及由“四书五经”衍生出来的“三字经”“女儿经”等，它们是国学。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连同“圣贤”们所有的言论记录，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真研读，就会发现，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在“教人”如何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的，有人说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泥坑里打转转，具体地讲，全都落实在统治者如何驭使老百姓、老百姓如何接受统治者驭使这一件事情上。
四书五经不管小自然、大自然和自然界，如孔丘者就极力排斥自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说：“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与人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所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礼记》说：“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
以上这些东西，乍一看都是“礼貌之学”，实际上是“等级之学”。有的社会，大家努力的目标在于改变不平等，有的社会，却是在拼命地制造不平等、保持不平等和追求不平等。
今天大多数中国男人的梦想仍然是“封侯拜相”、“光耀门楣”，大多数中国父母的愿望仍然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只是不同时期说法不同而已。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最希求的、最渴望的是出人头地，而不是平等自由。
中国的孩子，很少被教育长大了以后要做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只有出人头地，高人一等，才叫“成功”。所谓的理想、志向和抱负大多是高于其他孩子地位、高于芸芸众生的功名利禄。
作为父母，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统治别人的观念从来不会受到质疑。等级观念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深根，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是不切实际的，在四书五经面前，“哈西”派指望欧风美雨来清洗中国人的等级观念自然是异想天开。
后山曾经分析过“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在中国社会耳熟能详的奇谈怪论——仅仅是次序和位置不同，或曰等级不同，就要“挨打”，它的阴暗之处所潜藏的意思是“我们先进了就要打人”，没有和平相处的观念，只能是强权逻辑和丛林逻辑，不是现代世界秩序中的和平逻辑。
中华社会绵延千载而至今不曾改变的骨子里的东西，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血液里，一看到“四书五经”之所倡导，自然觉得亲切。
民族特色
《诗经》有所不同，是文学的。但可悲的是，有人动过刀子——被孔丘删得又“雅”又“颂”了。
“雅”和“颂”全是等级制的玩意，全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东西，全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樊迟喜欢园林和园艺，但他的老师孔丘对大自然非常厌恶，斥樊迟为“小人”。因为在四书五经中，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西学中占绝大多数的，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经济学甚至博弈学，而在中国古代社会，连园艺学都不准出现。
老子和庄子是关注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却只能在民间游荡。佛教在印度，是释迦牟尼对抗种姓等级制度的文化产物，进口到中国之后却变成了等级森严的东西，像摩西、耶稣、泰勒斯、苏格拉底等关心人类自身来源的自然性的先哲，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就没有出现过。
后山在著作中论述过，几千年不厌其烦面对面地研究人际关系的民族和几千年前仆后继肩并肩地共同面对大自然的民族，谁能裹足不前，谁能阔步开拓，是很明白的。
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会有正常的人类社会。反“平等”当然是反正常。孔儒的“人为他律”的社会，人永远都必须在家听父母的，在朝听君主的，在野听长官、长者的，不管它正确与否。“亲、尊、长”的价值观念是所有中国人必须遵行的“礼制”，而这个“礼制”的“规律”否定了人类社会“真、善、美”的自然禀赋，是与人类真正社会的本质规律相反的。
人类的“社会”是由大量彼此陌生的人共同组成的生存体，但在孔儒们看来，“天下”是个丛林，弱肉强食的等级制是其规律，只不过弱肉强食要讲究礼节，强者食弱者要“食”得有礼貌，让“乱臣贼子惧”，让弱者心安理得，社会因而和谐美好。
孔儒的理论为统治者所长期包装和支持，形成固化的群体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大概就是“民族特色”的国学吧。文化惯性与社会制度相互影响，阻碍革新的产生。
许多民间谚语，就是文化惯性与社会制度的产物，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在长期无法言论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又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平等的公民社会就没有。
在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下，百姓可以“认命”，宣传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可能还有一定效果。那些靠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的豪宅名车和满身名牌，一面提议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求大家学好人，只能成为莫大的讽刺。
在腐败弥漫，从官场渗入各个领域的无奈状态下，有的人向往古代淳朴的民风，认为现在物欲横流都是市场经济之过，去找国学，去国学里边找办法，天真地认为，如果国学的“温、良、恭、俭、让”之类东西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看不到欺压、争斗、失序、无公平等不良习俗了。
殊不知，“国学”粉丝们期望消除的东西，正是“国学”所固守的。
借尸还魂
劣根性毕竟难改，很多给企业家们开设的企业家国学班、总裁国学班，目的在于挣钱，给小孩们开设的儿童国学班、少年国学馆，目的在于娱乐，这且罢了，问题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下，沉渣泛起，糟粕成宝。
宣扬“妇德”、“孝道”，竟然“三从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殡葬和豪华坟墓都借尸还魂了，而且和当下的官商腐败结合起来，把百年前早已摈弃的恶俗陋习以及文化垃圾又捡了回来。
二十四孝中的穷疯子郭巨，灾荒年间要把儿子活埋掉以节省粮食给老母吃。这种斩杀生机以奉老朽的做派不正是民族发展的死路吗？假若宣传十分到位，一个民族都来照样学样，将儿子全杀了，这样一个民族它还有未来吗？
二十四孝中的穷孩子王祥，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诬陷他，说他的坏话，告他的黑状，家中的不公平他不申辩，天寒地冻的腊月继母想吃活鲤鱼，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想将冰暖化让鱼出来。这样一个智商在十三左右，连用石头砸开坚冰的正常思维都没有的儿童，被奉为楷模，真不知道编造教化故事的家伙们想把这个民族的下一代引到哪条阴沟里去？
至于“恣蚊饱血”、“尝粪忧心”等等“生动”事例，以正常心态衡量之“效果”如何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连孔儒们自己极力向往的“理想三代”，他们也回不去，何况已经发展到如今的现代世界。人们怀念童年时期天真纯洁，痛恨长大后变得世故、复杂，寻找“国学”来自救，可以理解，但无视年龄只能是自欺欺人啊？何况，国学中很多东西过于奇妙，令人掩鼻。
唯一的出路是正视历史，正视中外差别的事实，向着自由、平权、法治、人道的现代文明努力。
任见，著有《帝都传奇》（10卷）、《牡丹传奇》（10卷）、《丝路奇缘》（2卷）等著作约60种。在《侨报》（美国纽约）、德国中文台和国内多家报纸开设过文化、文学专栏，并有院线公映电影及供央视6套电视剧。另有大量论文、散文、中短篇小说、杂文、书画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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