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史探】圯上文化研究与批判 | 随笔 陈宜英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榖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以上两段文字选自我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千百年来，这两段文字被国内外历史学者誉为“奇文”，它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为亿万民众所熟悉，尤其在邳地，妇孺老幼多耳熟能详。足见这一文学史诗的伟大魅力和它延演不衰的历史价值。然而在发掘和传承这一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歧义的派生和让人啼笑皆非的炒作，亵渎了这一历史著作的灵魂。为了给司马迁留给邳人的这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正名，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了这篇文章。

因为这两段文字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圯上”，我们姑且称它为“圯上文化”。

一、圯上文化的歧义与炒作

近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者为挖掘和传承“圯上文化”，不仅把“圯上文化”的两节文字加上了小标题，编进了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的刊物，还煞费苦心地编写了一批便于广大群众阅读的“化读本”，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在学者们的带动下，一批乡土文人也“操笔耗墨’,生产和拓展出一批“圯上文化”产品。他们这种为弘扬乡土文化勇于奉献的精神值得肯定。

但，不管是专家还是学者，也不管是乡土文人还是什么权威人士，只要他违背历史事实，对“圯上文化”有意或无意地作了曲解，使其文化产生歧义，我们都有责任站出来为捍卫辉煌的历史文化正本清源。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看近年来教科书、报刊以及化读本对“圯上文化”的诠释。

“文题”是文章内容的概括与总结，给节选的文章加上文题（小标题）也无可非议。如小学教科书上曾把“圯上文化”译成白话文后加了这样一个标题：《张良圯上进履的故事》。这个小标题浅显易懂，又概括了故事的中心内容,且不失原文化的根基；再如某中学课本选读这节文章用的课题是：《圯上进履 》并加上副标题，节选自《史记留侯世家》。此标题因循传统用法，无可挑剔。然，在一些报刊和化读本中，文题与内容发生歧义的现象就比比皆是，如不少报刊在传承圯上文化时用了《圯桥进履》这一文题。“圯上”和“圯桥”虽一字之差，却混淆了两个概念：一是用词概念，“圯”在所有词典中皆解释为“桥”，那么“桥桥进履”究竟怎样理解呢？“桥桥”是一个人名呢，还是桥上之桥？有人会说这是咬文嚼字，难道对待历史文化不应该如此尊重和审慎吗？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桥”混淆了圯上文化起源地的概念，“圯上”在辞海中这样解释：圯，桥，古东楚方言。见圯上。圯上，桥上。一说圯水之上。《史记 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司马贞索引：“李奇云：下邳人谓桥为'圯’。”……应劭云：'圯水之上’”辞海中两处肯定了“圯”为“桥”，并从两个方面佐证这一解释：一是东楚方言。东楚，楚汉相争时，下邳被称为东楚，不言而喻，圯是下邳的方言；二是李奇说，下邳人称“桥”为“圯”。这就是说，“圯上”这一确指，锁定了张良进履的地点——下邳的一座桥上。那么《圯桥进履》这一歧义的标题又来自何处呢？我们同样从《辞海》对圯桥的解释中找到了答案：圯桥，古桥名。故址在江苏省睢宁县北古下邳城东南小沂水上。……圯上即楚语桥上，但唐时已有圯桥之称。李白《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看来“圯桥”之讹来自李白。    

根据《辞海》对“圯”和“圯桥”的注释，我们可以确指：“圯上”就是指下邳东南的一座小桥上，史学家司马迁决不会犯“张良闲游于圯水之上”这样低级的语意错误；而“圯桥”之说是唐代人的误识和讹传。我们在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学遗产时，决不可随意采用讹传的文字信息。

对“圯上文化”的传承，尚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命题， 如：《圯上三期》、《圯上三进履》等。“圯上三期”是对事件中人物理解的错位，原文中留侯张良是主体，圯上老人是客体，是张良为老人进履引发了老人三约张良，而不是老人三期张良而引发进履；《圯上三进履》则是题不符文，文中根本没有三进履的事实。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传承“圯上文化”中出现的歧义，好在歧义的标题并没有湮没传承者的初衷，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些传承者从保护和尊重历史文化的原则出发，纠正自己不严肃、不缜密的治学态度。

如果说，在传承“圯上文化”过程中热心做了'冷’事的人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完全偏离了传承历史文化的根本目的而蓄意的炒作，则绝对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我们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是发掘历史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寻找历史文化的文学价值；而偏离这一轨道，随意地给“历史文化”搬家，给历史文化点疵，其目的就值得怀疑了。

对历史文化的底蕴可以有新论，如对《金瓶梅词话》作者的争论；对历史文化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批判，如对《水浒传》的批判。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但如果对某一历史文化的起源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寻找不到新的确据，只凭主观臆断去否定它，那便是对某一历史文化的亵渎。

也许是旅游热引发了旅游资源的争夺战吧！“圯上文化（圯上进履）”的“圯上”不在下邳，而在距下邳百余里外的一条某某河上，其依据有：一是下邳是秦代郡县的治所，当时兵丁如林，始皇既“索贼甚急”，张良不可能冒险隐匿下邳；其二，“圯上进履”文中说：“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若张良真的隐匿下邳，岂敢经常到桥上闲游；其三，黄石公庙在某某河附近，黄石公自然不会每天夜里跑到百里之外的下邳去同张良相会；其四，《史记》中的下邳是一个地域概念，因此，圯上可以是下邳的任何一个地方……言之凿凿，的确让某些不求甚解的人对此迷惘了一番。

我们先不说这些根据可信度多少？只说这种研究圯上文化的方向就让人费解。你不是要帮助地方发展旅游文化吗？既然那个 地方有个黄石公庙，那就研究黄石公文化呗，何必牵强地把圯上文化拉到一起呢？有黄石公庙的地方就一定是黄石公曾经的居所？尔不知单单一个邳州就曾有好几处黄石公庙的遗址：八路镇二龙山北坡有一个；土山镇黄山村东南有一个，据说鉄佛寺旁也曾经有一个……难道这些都与张良圯上进履有关吗？还有，土山关帝庙建在当年关帝被困土山的旧址上，但我们总不能说全国万余处关帝庙都与关帝被困土山有关。对古文化进行全面的考证是很有必要的，但不可轻易地、主观臆断的去推翻确据的历史事实。凡通晓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圯上进履的故事发生在始皇初定天下之后，即公元前218年。“（始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时值始皇置全国为四十八郡（《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下邳归东海郡，治所为山东郯县。下邳志则言：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置下邳县，属泗水郡，治所为今之沛县。由此可知，是时，下邳根本不是什么郡的治所，更无兵丁如林之说；即便如此，君可知“大隐隐于朝市，小隐隐于林”及“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道理？我们怎可用小隐的隐匿原则去揣测黄石公和张良呢？至于圯上文化争论的焦点——圯上文化的策源地是下邳东南小沂水的一座小桥上是无需置疑的，读者将会在以下的篇章中寻到作者的这一结论的确据。

二、圯上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极其影响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将王噴灭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立，始皇帝进行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一系列改革：废除西周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大篆”为小篆，又“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了巩固和加强秦帝国的统治，秦王朝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残暴措施。如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抗，“收天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的反秦力量，“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始皇帝为了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族杀）。它不仅焚烧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应是圯上文化生成的原始背景。那么，圯上文化成为《史记》重要一页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呢？

秦灭汉立，汉接受秦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借以巩固统治地位；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税，”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诽谤妖言之罪”……汉初发展文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哲学、社会思想的活跃，出现了一个百家论争的局面。汉武帝时代是汉封建王朝的全盛时期，也是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大发展时期。武帝即位，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

随着百家论争的结束及物质条件的具备，总结亘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给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便应运而生。

作者司马迁，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司马谈之子。初为西汉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

《史记》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至司马迁累四世为史官）实践经验以及（据历史剧《司马迁》所载：司马迁十岁便随父历察往古之事，“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更多地方……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积累大量而翔实材料的基础上，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

从历史剧《司马迁》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可知，司马迁是一位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史学家。《史记》中记述的历史事实经得起两千多年的历史检验，历代的历史学者没有一人对此提出批评，其原因是司马迁历四世史官之经验，'十岁便随父历察往古之事，二十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又历薛彭。任郎中后，先奉命西征，又随武帝巡猎。由此可知，司马迁既临泗水又顾彭城怎会不至下邳？不至下邳何以确定圯上进履事发下邳？慎读《史记》，我们会发觉司马迁对每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过程，每个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性格都叙写得准确详实。如“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处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这里把张良从军的时间（后十年）尤其是地点（下邳西）说得明明白白，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张良的生活的时代仅仅百年，难道距张良两千多年的我们比司马迁更了解张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某些历史文化提出质疑和批评，但必须是在掌握了大量的确凿的历史事实之后，任何主观臆断的推测都是荒诞的。

《史记》的诞生，极大地提高了汉文化的历史地位，深深地影响着汉以来两千多年间的历史学家，让司马迁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后人方撰写出一部部历史真迹。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开创了传记文学。

三、圯上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圯上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才是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的主题。

研究“圯上文化”的内涵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主人公——张良的一生；研究“圯上文化”的外延，即是要研究影响张良一生的神秘人物——黄石公以及他所赠之书——《太公兵法》。

张良（公元前？—公元前186年；一 说公元前？—公元前189年），字子房，传为城父（今河南宝丰东，一说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宜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嫠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五年，平卒。卒二十五年，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其结果是“良与客狙击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弄得“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张良只好“更名姓，亡匿下邳”。后“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尝：曾经；闲：闲暇；从容步游：从容漫步；下邳圯上：圯乃桥，下邳的一座桥上。《史记·珍藏本》）巧遇“黄石公”赠兵书，佐汉为相，封之留侯。

帮助刘邦扶汉灭秦的有三大杰才，一是刘邦封功臣时排列第一位的萧何，他坐镇北方，保证前方的供给；一个是韩信，他军功显赫，以勇猛善战威震天下；第三个便是张良，他足智多谋，为刘谋化天下。三人中，萧何受刘邦猜忌，一度身陷囹圄；韩信工于打天下，汲汲于权位，最后被吕后所杀；唯张良审时度势，激流勇退，独善其身，成为古代知机识变的典型。。

留侯怎样独善其身？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交代：

留侯从上击代（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秋，代相陈豨反，自立为代王，张良随刘邦率兵前往平叛”，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高祖死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汉书·司马迁传赞》中陈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准备工作：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出任太史令，使他有机会阅览汉及汉以前几乎所有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并亲往各地考察，然后对得自各种途径的材料，按严格的“义例”（取舍材料的原则和标准）选取和组织材料。按理说，司马迁撰写《史记》距留侯生活的时代只近百年，且为撰《留侯世家》于汉元狩二年几次“涉汶泗，过彭城历下邳访留侯真迹”，对留侯的生平当了如指掌，可他却把流传于民间的留侯《圯上进履》的故事原原本本地抄进了他的《史记·留侯世家》；对于留侯怎样独善其身，却只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和“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两句让人琢磨不透的话。”这就为张良的“独善其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对于张良的归宿，有以下两种说法。一说张良见刘邦登基后，先后将开国功臣韩信、英布、彭越等杀戮，甚感寒心，于是寻机上朝辞官。刘邦再三挽留，张良还是纳还冠盖；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从道）而去，后不知下落。这种说法与《史记·留侯世家》中“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殊途同归。

另一种说法则言张良居官而终：刘邦要废太子刘盈，刘盈之生母吕后无计可施。派其弟问计于张良。张良欲不管，吕泽强求不已，良无奈方言：“口舌难改上意，唯有四老受陛下厚，现四老隐于深山，若能请其下山以佐太子，则太子位固矣！”“吕泽遂遣人持太子书，卑辞厚礼，请四老下山。”刘邦破英布还朝 举宴庆贺。四老随太子往。刘邦猝见四须发皆白、相貌堂堂的老人欣然入内，十分惊讶，遂一一询问。四人报上姓名，刘邦大喜：“原是四老！往日求其相助，先生避而不见，今日竟于太子交往，何也？”四老答曰：“陛下屡屡轻慢别人，臣等恐其受辱，故而亡匿;今太子仁孝，敬贤纳士，天下人无不为太子用，故老朽愿舍命效太子。”刘邦见太子位固，遂弃易太子之念。《史记·留侯世家》中说：“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吕后因而十分感激张良。刘邦死后，吕后为了报答张良，强劝张良结束学道生活，对他说：“人生一世，如白驹之过隙，何自苦如此。”要他下山做官，张良此时已年高体弱，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惠帝六年，张良病死，谥号文成侯，同萧何死后谥文终侯一样，均含有以文才安民立政，善始善终之意。两种说法皆与《史记·留侯世家》模棱两可的结尾有关，但不管哪种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张良的一生颇具神秘色彩。

张良为何名垂千古？这位神秘的杰才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遗产？要想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史记·留侯世家》中追根求源。、

大凡读过《史记·留侯世家》的人，无不对圯上老人产生一种神秘的敬佩感，原因是这位神秘的老人不仅慧眼识人，而且将一部自己的大作赠与张良，并断言：“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张良“常习诵读之”，果为王者师。

黄石公，何许人也？有言黄石公乃秦之相魏辙，然，圯上所赠书乃为反秦，辙既为秦之相，何故此作为？更何况魏辙虽为秦之前相，可历史上从未有其人通治国治军之道的记载；又有人言，黄石公乃齐祖姜太公，其根据是司马迁《史记》中云，授张良之书乃《太公兵法》。太公，即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姓，吕氏名望，一名子牙，俗称姜太公。吕尚原为西周初年武王太师，辅佐武王灭商封于齐，齐灭于公元前379年，即使从齐灭算起，至秦已一百多年，姜子牙岂能死后圯上授书？

司马迁把民间传说中被神化了的黄石老人写进正史，并加上了“亦可怪矣”的赞语；宋代文学家苏轼则叹曰：“黄石公秦之隐公子也，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足以说明黄石公自秦至今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

黄石公究竟何人？首先我们应当肯定他既不是魏撤，也不是真正的黄石公；而是个读过文韬武略书籍的瘾君子，而且他思虑反秦，善于教化可教化之人。此人为何要托名黄石公？这与汉初人们崇尚黄老道家有关。汉之前，人们崇尚黄老道家学说已将老子神化为“太上老君”，故汉时，人们在传说“圯上授书”故事时，很自然地给授书人加进了“黄石”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内容，其实当初授书之人并不一定言：“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司马迁故加此语，除了增加故事的神秘色彩外还另有一番苦心，那就是告诉人们，黄石公并非真有其人人，只是假托的一块石头而已。

除此，我们还可以从黄石公所赠之书说明“黄石公”是虚托之名。瘾君子授张良何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得十分明白：“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后人亦有说圯上所授张良之书为《黄石公三略》、《素书》或《六韬.》的，只要弄清这一问题，自然可以推断出作者是谁。

成书于前授书于后，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黄石公三略》，由于“三略”前冠以“黄石公”使此书与黄石公结下了不解之缘。《随书·经籍志·子部·兵书类》说，下邳神人黄石公著《黄石公三略》；明，刘寅著《武经七书直解·三略直解》云：“《三略》乃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虽如是说，却无翔实依据。我们说圯上所授张良之书，无论是《太公兵法》还是《黄石公三略》皆非黄石所著，其佐证如下：

1、《黄石公三略》之类书目繁多，作者皆为托名。汉以来，大多史学家认为，我国古代兵书多以伪托先圣、先贤行世，其原因：凡熟知兵法者皆怕危及其身，而托先贤、先圣始得名望可广传又保其身。据《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載，伪托传疑时代，单单托黄帝之名的兵书就达二十一部之多，而《三略》以外伪托黄石公的书目诸如《黄石公记》（《后汉书·藏宫传》）、《黄石公三奇法一卷》（《隋唐书经籍志》）、《黄石公占变三略》（《文渊阁书目》）等就有二十余种。这些伪托之书产生于从汉至清的一千七百多年间，这足以说明黄石公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之深远。我们说这些书是伪托之书，并不是否定这些伪托之书的价值，而是说明《三略》或《太公兵法》并非圯上老人所写。

2、如果诸多黄石公伪托之书尚不能证明《黄石公三略》（或《太公兵法》）不是圯上老人所著或圯上神人所授张良之书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再来看看《黄石公三略》一书内容所反映的时代印记。

作为兵书，产生在哪个时代，必然会反映那个时代的军事思想，这是无可非议的理论。

张良于公元前221年（始皇29年）刺秦始皇失败，公元前216年得《太公兵法》，若张良所受之《太公兵法》就是《黄石公三略》，那么《三略》的战略思想应当在先秦时形成。实践于前，经验于后，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三略》之军事思想不仅有汉以前百家兵书军事思想之大成，而且许多章节是为后汉之经典。现举《三略》军事思想之一二，借以说明张良圯上所受之《太公兵法》并非《黄石公三略》。

《黄石公三略》之书名告诉我们，它是一部讲韬略即战略的兵书。它从“上略”到“下略”皆从战略的高度论述问题。在西汉以前，这样从书名到内容都紧紧围绕战略问题展开论述的兵书专著还未曾出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虽然是举世公认的战略著作，然，汉代任弘只把它分到兵权谋类里，即不是纯讲战略的专著；而《黄石公三略》却是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它不仅讲政治战略，也涉及军事战略，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黄石公三略》政治战略的核心事收揽人心，它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主将之法，务揽主将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与众。”对于民心的重要，《三略》之前的兵书如《吴子兵法》、《孙子兵法》都有所认识：《孙子》讲“道”，“令万民与上同意”，《吴子》讲“百姓亲万民”。都是讲民众须和统治者保持一致。然，《黄石公三略》主张“通”，要求国君使自己的意愿与民意贯通；而《孙子》是居高临下强令百姓服从国君的意愿。显然《黄石公三略》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它提出一些不同反响的、至今仍闪耀着民主性光辉的观点，如讲到国家、贤士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又言：“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依靠贤士和民众。像信任自己的心腹一样信任贤士，像使唤自己的手足一样管理民众，政令就不会失误。才能出众的英雄是国家的骨干，民众则是国家的根本。《三略》重民心的思想反映在军队，它指出“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这使《孙子》的“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孙子·九地篇》）的愚兵思想相形见绌。又如《三略》的治军思想，主张恩威并重，赏罚必信。强调将帅要施恩于士卒：“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同时又要求严明法令，树立将帅权威，“将之所以威也，号令也。”将帅“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除此，《三略》还对将帅与士卒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将帅的选拔上都提出了高于《孙子》和《吴子》的主张，可见《三略》的战略思想不是秦时军事家所能具备的。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黄石公三略》并非张良圯上所受之书。

3、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黄石公三略》的成书时间来证明上面的推论。关于《黄石公三略》的成书时间，汉以前无人言及。三国时，李康提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虽不是专讲《三略》成书时间，但既然是授予张良之书，理当产生在张良之前或张良幼时，即先秦时期。唐魏征亦根据李康说法，又附会《史记》《汉书》中张良传记，武断地在书录中著录为“下邳神人撰”，被后人指责为“甚可笑”（《古今伪书补考证》）。魏征的这种看法在唐代影响很大，以至后来不少书籍则有同论。宋明以后，史学家们则对隋唐以前的看法提出疑问，并进行辨伪，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出现了先秦说、秦代说、楚汉说和西晋南北说。究竟哪种说法最合理？先综合以上各家研究分析如下。

从《三略》的思想体系看，它具有汉初黄老道家的显著特点。所谓黄老道家，就是托名黄帝，渊源“老子”的道家流派。

黄老道家以“道”论为基础，杂集百家之言，也就是司马迁所概括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子公自序）”这就是说黄老道家吸取阴阳、儒、墨、法各家的长处，顺应秦汉时代的变迁而有新的发展。它的这些特点，在《三略》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如它吸收道家思想：《上略》中有“柔能制刚，弱能志强。”“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致。”“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若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中略》中有“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下略》有“道德人仪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三略》采儒家思想的有：《上略》，“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天下者 务耕桑不夺其实；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等。《中略》有“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下略》有“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德，人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理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

继承法家思想体系的如《上略》：“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

《黄石公三略》作为一部兵书，还直接继承了它以前兵家的许多优秀成果，如“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傾。”“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二、从《黄石公三略》所使用的语言上看，它具有西汉时的语言特点。,《上略》中有“事事作奸，侵盗县官。”这里的“县官”指天子。《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有“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汗条侯。”其《索引》中解释：“县官谓之天子也。”《资治通鉴·九五·晋成帝咸康三年注》也指出“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三略》只有产生于西汉才说得通。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被发掘，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兵书残简和兵书佚文，其中包括失传的《孙膑兵法》和汉以前不曾著录的《六韬》。若墓主人不是著作者，而是一个收藏者，他搜集的兵书可谓之广泛而又全面，但残简中不见《黄石公三略》。据考古学者鉴定，银雀山古墓埋葬于汉武帝初期，这说明汉武帝之前，《黄石公三略》尚未问世。而黄石公授张良书亦在武帝之前，尚未问世之书何以授予圯上？

从《黄石公三略》引文上看，它的成书最早也应于西汉中期。《三略》中引用最多的是古代兵书《军谶》，《军谶》何书？《武经讲义全汇合参》卷七提出《军谶》就是《六韬》。张烈撰《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指出：“后出的《黄石公三略》一书不少处引自《六韬》，并称《六韬》为《军谶》。当然，《三略》的引文不仅局限于《军谶》，还有其他兵书上的话，但就古文而言，甲骨文和金文均不见“谶”字，秦时小篆始有“谶”字，“谶”的最早记载是始皇32年。由此看来，《三略》引文之书最早不过秦时，《三略》成书定在其后——西汉末年了。

四、《圯上文化》的始作俑者

综上所述，圯上神人并非魏撤，又非黄老道家吕尚，而是一个伪托之人。这个伪托之人只能是张良，而别无他人。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有三：一、圯上相约第一次是“后五日平明”，第二次是“五日鸡鸣”，第三次是“良夜未半往”。如若“圯上三约”是实，那么，有谁会将这半夜发生在圯上的事历历在目而又传之于人呢？二、张良的一生一直处在秦汉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刺秦王失败，始皇大索天下，不得不隐姓埋名屈居下邳。失败让他懂得，要报仇决不能凭匹夫之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匿居正好是张良“卧薪尝胆”之时。在其隐居的十年中，良为了灭秦，定阅读了大量的兵书，为后来佐汉积蓄了超人的军事才能。《鸿门宴》上，张良因人而用，相宜而动，使沛公临刀斧而不死，临绝境而逢生；他让汉王“火烧栈道，以固项王意”，给汉王以养精蓄锐图谋大业的机遇；他“止封六国诸侯”巩固了汉业，避免了分裂；他急流勇退，善得其终……都是他熟读兵书，汇集百家之长的体现。

张良急流勇退后干了些什么？这就是化身黄石公，把自己一生的实践传给“孺子可教”之人。

自春秋战国以来，战事一直纷繁不断，诸多士大夫争宠于君，又多人毁于君，这是造成豪杰之佼佼者归隐于市的主要原因。鉴于前代孙子、孙膑以及诸多伪托之书和汉代萧何、韩信的教训，张良采取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保身办法。他一方面利用自己杰出的军事天才，百战不殆，扶汉灭秦；另一方面，却把自己杰出的军事天才伪托为圯上黄石公所授之兵书。这不仅告诉世人，他的所有智慧和才能都是“神人”教化的。在汉时，“神”的意志至高无上、任何人不可违背，张良的一切行为既是神的意志，谁敢违背？这大概就是伪托圯上授书的理由。

世间既没有神人黄石公，黄石公是伪托之人；也没有黄石公所授之《太公兵法》，《太公兵法》只是一部伪托之书。因此《圯上授书》只能是一个虚拟的天上人间神、人结合的神话故事。那么《史记·留侯传》中所云的《太公兵法》究竟是怎样一本伪托之书？它又是谁撰写的？前文已述，若《圯上授书》故事属真，《太公兵法》就不可能是《黄石公三略》，其根据是：出书于前，授书于后是最为普通的道理。公元前218年张良刺秦王失败，公元前208年张良则率众从刘邦于下邳西，圯桥授书当在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8年之间，而《黄石公三略》的内容和用语说明此书最早的出书时间也应为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90年到公元前143年之间。这就是说，《黄石公三略》问世的时间比《圯上授书》的时间最少晚近30年，圯上所授之书理所当然不是《黄石公三略》。

现在的问题是，《圯上授书》既是一个假托的故事，这个假托故事的始作俑者又只能是张良；那么，伪托之书名《太公兵法》自然是张良退隐后的杰作，这部书的真名实姓即是流传至今的《黄石公三略》。其依据是，因为伪托之书名为《太公兵法》。太公，乃吕尚，俗称姜太公，传其著有兵书《六韬》，故称《太公兵法》。然，《六韬》成书于西周初（约公元前841年，它虽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堪称中国古代三大军事经典，却不如《黄石公三略》内容深邃全面，且符合秦汉征战的特点。若说圯上神人授予张良之书谓之《六韬》，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博彩百家之长的《黄石公三略》定是留侯张良的作品。张良大约归隐于公元前200年 卒于公元前186年，他归隐后的十余年正好是《黄石公三略》成书的时限。张良所以将自己的兵书托名为《太公兵法》，说明自己的作品不仅继承了黄老道家的思想体系，还发展创新了《六韬》的军事理论。

五、圯上文化（《圯上进履》）篇的历史意义。

《史记·留侯世家》中，圯上授书的故事流传至今已有好多版本：如《圯桥进履》、《圯上授书》、《圯桥纳履》、《圯上遇黄石老人》、《圯桥三约》等等。这些流传中随意加上的标题，大多没有完整地概括《史记》中原本故事的中心内容，或偏其“纳履”，或偏于“授书”，或抽象为“三约”。尽管如此，这些命题尚不至于引起读者（听着）的歧义，但凡用“圯桥”二字作命题主语的命题就甚为不当：“圯”乃桥也。《辞海》中特别指出：“下邳人谓桥为圯”，“圯上即楚语桥上”。但到了唐时便有人把《史记》中的《圯上》称为“圯桥”。圯桥，乃圯水之上的小桥，这便是“圯上”讹为“圯桥”的渊源。而由此引起关于圯上究竟是“沂水”之上还是“圯水”之上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过于荒唐：既然下邳人称“圯”为桥，楚语（秦之前，下邳属楚）称“圯”为桥，《史记》中的“圯上”自然指的是桥上。若圯为圯水，张良岂能在水上步游？所以我们传讲《史记·留侯世家》张良遇黄石公得兵书这一经典故事时，应当尊重历史、尊重古人，把这一故事叫做《张良圯上进履得兵书》或《张良圯上遇黄石公》为妥。

《张良圯上进履得兵书》是一篇集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体的经典史作。首先作品立意深刻，具有进步的历史观，作品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十分明朗。他痛恨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的疾苦。如作品集中歌颂了张良与黄石公反抗秦王残暴统治的斗争精神，张良虽刺秦王失败，但他始终志坚如钢、矢志不移，苦读兵书等待时机。闻得刘邦攻下邳，他急率百余众加入；黄石公亦是如此，他虽年老体弱，无力反秦，却走满天下，苦寻反秦良才……

《张良圯上进履得兵书》虽是一部史书，但它不像汉以前的那些史书那样局限于事件的罗列，而它是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典型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语言、动作，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事件活灵活现，使人物栩栩如生，给后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两千多年来，人们始终对张良和黄石公这两个人物念念不忘，其道理则在此。

《张良圯上进履得兵书》的强大魅力还来自司马迁的创作艺术。张良匿下邳后一定读过不少兵书，但这些兵书是寻，是购，还是受别人所赠？司马迁心中是十分明白的，因为他为了它的《太史公》（《史记》问世之初，始称《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曾三旅汉地，足迹不仅遍及名山大川，而且“古贤之迹无疑遗者”，何况前相张良之迹乎……若直写张良寻书、购书、受人赠书，就不会唤起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而司马迁却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亦人、亦神的黄石公，这不仅给《张良圯上进履得兵书》的故事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更重要的是给读者留下一个无限揣测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