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金楼，字子庭，号景轩（政府公告的落款均用此号）。
苏北大运河畔的南端，有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镇叫八岔路（现改名为八路乡），历史并无记载，地图上也找不到，但这就是-----父亲和我的故乡。
八路乡虽然有山水之灵秀，也确实青山水绿，但其土地瘠薄，加之经常欠收，所以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有的事。更有被迫背井离乡到外地谋生者，数不胜数。父亲的家境同样窘迫，祖父仅靠做点小生意勉强维持家计。
1905年，祖父便把幼小的父亲送到到窑湾镇吴老板（做丝绸生意）家当学徒。
明清时期，窑湾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码头之一，也是苏北鲁南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船队南来北往，各地商贾云集，使窑湾的经济繁荣，城市更繁华。1914年，窑湾人在上海滩周家渡口设了海港码头，向西欧出口粮食，换回石油。这一创举，使得日后的上海滩逐步有了窑湾街、窑湾路等等。外国商船停泊靠岸，举目看到的是“上海窑湾港”，因此，后来人把窑湾称为“小上海”。父亲来到窑湾后，认真做事，老实做人，加之其手脚干净，聪明伶俐，能打算盘会算账而深受老板器重。
1907年，15岁的父亲随吴老板去上海进货，当时的上海滩世道混乱，青帮土匪横行，丝绸界同行中那些欺行霸市的主早就盯上了吴老板这船货。他们设法将吴老板稳住在上海，然后找来几个小混混扮作“船工”混入货船。当时的吴老板分身无术，也只能委托父亲一人随船压货返回窑湾了。吴老板不由得心急如焚，心想这下完了，这船货没了倒无所谓，只怕子庭这孩子性命不保了。
当船驶近了吴淞口，几个混混问父亲：“小伙子，这船要多少天能到你家？”父亲心里清楚，船速再慢，一般十天半个月也就到了。但他故意往多里说：“快则二十天，慢得一个月呐。”几个混混盘算着，现在先不忙行动，等船行多半，找个深更半夜的把这小子往河里一推，而后调转船头，这批货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手了。
那时父亲虽只有十五、六岁，但已能看出事态不妙，他开始琢磨应对办法。那伙人白天都在睡大觉，应该比较安全，晚上，晚上怎么办？父亲想来想去，决定多备些酒菜，以便见机行事。等天一擦黑，父亲就开始拿出酒来劝喝，边喝着边给他们讲故事听。讲《黄天霸》，讲《岳飞传》……讲他们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比；讲他们的精忠报国英勇抗敌……那个年代一无电视，二无电影，听听书看看戏，就是最好的娱乐了。此时，这帮小混混们在船上闷得要死，父亲一段一段绘声绘色地讲述，简直让他们听得入了迷，越听越想听，越听越过瘾。并催促父亲嚷嚷道：“再讲，再讲！”而父亲呢，每讲到悬念或高潮时，就会突然停下来，留待明天再续。
就这样，父亲连连讲了十多天。这日，混混又问：“还要多少天能到？”父亲说还得十多天。混混们心想，反正到窑湾还早呢，等听完了故事，再处理这小子也不迟。“那明天再接着讲！”混混们喝得醉醺醺的，说完倒头便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货船已缓缓靠近了窑湾码头。混混们忙问：“这是哪里啊？”此时父亲高兴地跳下船，大声吆喝：“到窑湾了，伙计们，卸货！”
几个小混混顿时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才意识到几个上海滩混事的主，竟被一个小孩子耍了。
再说吴老板半月后回到窑湾，见父亲不仅安然无恙，还在青帮爪牙的眼皮底下，千里迢迢地把货也安全运到了！激动得不得了，对父亲也越发地刮目相看了。这件事在当时的丝绸界被传为佳话，父亲也因此得到了同行们的赏识和信任。
那以后，由于父亲经常地往返于南京、上海随船进货送货，认识了不少行里的熟人、朋友，后又拜黄金荣为师……
1911年，19岁的父亲移居上海。
父亲开办了一家丝绸厂并经营着两盘丝绸庄，同时父亲还在黄浦区海事局任职，分管几个港口的税务工作。
几年后，家中积蓄渐多，父亲便在上海置了房产，母亲周氏也随去上海。母亲自小受过不少苦，善于勤俭持家，她满有想法地，自己张罗着开了一家黄包车租赁公司，日子过得也愈发红火。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泸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踏入了我国东三省，闹得国无宁日，天下大乱。1938年，九一八事变，国民觉悟，拿起枪来奋力反抗。
长期经商、怕事的父亲和母亲也由觉悟到觉醒，加上留在家乡的祖父母年事已高，家中又仅有父亲这一个儿子，他们毅然撇下辛苦经营二十几年的事业、辞去事务，离开上海，返回老家-----八路。
1940年，抗日烽火遍燃，新四军在苏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父亲积极投身革命，在后方支援八路军，打日本抗敌寇。那时，邳、睢、铜、灵四县联防办事处成立，父亲任办事处财政局长。抗战初期新四军粮饷紧缺，父亲自己出钱出资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送往新四军驻地，并以四县财政局的名义，为新四军捐钱、捐物、捐药。
1944年，根据地发动有志青年参加新四军，父亲也积极鼓励乡亲们加入，我就是当时应征入伍的其中一个。
1947年，日本投降后，父亲继续带领百姓支援解放战争。
东撤时，因有人告密我父通共，其子又是新四军，结果全家老少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并施以灌洋油、喝辣椒水……等等酷刑折磨，父母和弟妹们都挺了过来。后由政府出面说情，才得以释放，但我最小的一个弟弟，因经不起折腾而夭折，那时年仅四岁。
1948年，国民党进村搜查，祖父没来及将子弹掩埋好，被他们发现后，便派人将我家院团团围住，挖地三尺。结果挖出了大量子弹、通共的资料、及父亲从上海带回的钢洋、字画等等，这回“铁证”如山。房子被烧，家什被抢，父亲又一次被带走，带到了徐州法场。
当时，我姑父阎卓民在当地很有威望，官称阎卓老。他的学生正好在徐州法院做事，姑父便通过学生出面，救出了差点丧命的父亲。可祖父却因这件事受了不小的惊吓，父亲回来后没几天，祖父就过世了。
父亲十分讲究“孝道”，他把祖父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加上他们在当地的为人、声誉，出殡那天，一百多名徒儿后生披麻戴孝，布岗守灵，孝子们排成队足足跪了有二里地远，祭奠用的帆、灵蓬、牛马猪羊等都是用白布扎成的……寄托了父亲对祖父的深深怀恋与不舍。
1949年解放后，父亲年龄大了，辞去公务，回家务农。母亲仍然精心持家。不久，老公俩又去新沂投资开办了一个卷烟厂，一个糖果厂。那时父亲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再说解放初期根本没有搞经济建设的氛围，厂子处处受阻，后以失败告终乃意料中的事。
1961年，一气之下，六十九岁高龄的父亲带上母亲、我弟弟玉华、弟媳兰荣又一次离开家乡，迁移到安徽省，先后在滁县、固镇、宿州等地安家落户。
父亲说，这里山清水秀，适合养老。
母亲说，咱还要在这里养育孙儿繁衍后代，什么是福？儿孙满堂就是福！
……
1970年，他老人家在众多孙儿的围绕中，无疾而终。
父亲一生为人低调，凡事多思，做事公道，主张正义。虽没加入过任何党派，却一直是爱国民主人士。
他也没读过什么正规的学堂，但聪明过人，自学成材，且写得一手好字。
晚年了，仍书不离手，以至于影响到儿孙。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本文作者：李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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