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
我家在公社大院附近，大院里很多人我们都互相认识。
有一天，公社党委祁安仁书记见到我，说:“你们队太穷了，大队推荐你当队长。你们几个年轻人组个班子，团结一心，把生产搞起来吧。”
于是，高中毕业后不到两个月，我当了生产队长。跟我一起毕业的堂兄弟当会计，同是一起毕业的邻家三姐当妇女队长。
我们这个生产队，一共30几户，差不多200口人，人均不足一亩耕地。耕地多是沙土，土质瘠薄，盐碱很重。庄稼一年两熟，小麦与玉米、红薯轮作，1972年以后才试着栽水稻。春天，远远看去，满湖白茫茫的盐碱滩，成熟时的小麦就跟大绗针似的。夏天必遭连阴雨，玉米、白芋泡在水里，常有地块绝收。农作物品种也不良，产量极低。根据当时统计，连续十几年，生产队分给每个社员的粮食没有一年超过100斤。
属于集体的生产设备少得可怜。老老小小五六头牛，两张犁一盘耙，两间牛棚，一个麦穰垛，一间保管室，几个碌碡，两辆破板车。还有待修的水泵和柴油机各一台。
队里，能坚持长期参加集体劳动的人，不超过二十个。除了一个喂牛的饲养员，两个耕作员，主要就是十来个未婚女青年，大家称呼她们为小大姐，我称她们是铁姑娘。未婚男青年很少有参加集体劳动的。已婚家庭，男的要么在外面拿工资，要么做生意，要么做甩手客，女的操持家务，很少到队里劳动。有些人即使上工，也是出工不出力，浮皮蹭痒的，白白还会影响其他人干活。大多数人根本看不起那点工分，一天劳动最多得十个工分，年终决算十个工分不值四毛钱。
我们接手时，刚刚赶上公社大力推行旱改水，大河工，小河工特别多。小河工只是利用农闲时间，在本公社境内。小河工上工的基本上是小大姐。1974年冬天，生产队接到只需派一个人参加大河工的任务，本队的壮劳力都在外地挣钱没有回来，我们只能临时花钱、拿粮食雇请邻队人去。后来也有两次大河工，那是秋后，很多在外面挣钱的壮劳力回来了，也是费了很大口舌，才勉强上工。
别看干活人少，参加分粮的却是全队所有人，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一般多。有的人家，八九口人，一年下来，没有几个工分，年终决算交点透支款就行。
可恨的是，有些人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却会使坏，当面背面，说风凉话，挖苦打击，给参加劳动的人泄劲。我就亲自听到几个人议论:“这几个毛头孩子，还能种好地?”还有一些人，把生产队当肥肉，偷偷拿拿，在大田放养鸡鸭猪羊，偷砍集体树木，偷生产队庄稼。他们多年沾公家便宜，成了习惯。作为队长，我不能不管，只要一管，一定得罪人。所以被人打骂、赌咒，时有发生。
其实，这种现象，那时普遍存在，哪个生产队都差不多。
一穷二白，一盘散沙，聚起来，该有多难？可想而知。
我们几个年轻人，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投入到艰苦工作中。我们事事带头干，样样冲在前，苦干实干加巧干。我们订了一本杂志《农业科技通讯》，经常请教公社农业技术员，讲究科学种田。选用优良品种，扩大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面积，采用先进田间管理技术，合理施肥。
以前收麦子，从开镰到粮归仓、草归垛，至少一个多月。这中间必然经过连绵阴雨，常有小麦烂在场上。我们想方设法，喊破嗓子，跑断腿脚，发动群众，集中抢收，十来天就让粮食进仓。
夏种也是立足一个“抢”字。搞小麦玉米间作，在即将成熟的小麦棵里种玉米；提前培育水稻秧苗，备好机器，修通水渠，小麦一旦收割，立即深耕，抓紧整地，及时插秧。我插秧，一天七八分地，没有问题。
秋后的稻田、玉米地，请公社拖拉机队，直接用东方红拖拉机深耕，随后抢时播种。
公社、大队干部，赶集的老百姓，看到我们生产队长势喜人的庄稼，个个赞不绝口。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书记经常表扬我们，有时还让我上台介绍经验。中学、小学也请我给学生作报告。小学还聘请我参加学校管理。
1975年年终决算，生产队每人分到的粮食差不多增加一倍。1976年每人分到大约200斤粮食。
1976年7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队长两年多，我家里依然很穷，一家五口还是住在老祖宗留下的间半灰屋里。我冬天大都住在生产队牛棚的草窝里，夏天住在打谷场或者刚收割没有来得及运回的庄稼地里。父亲1970年前就有肺结核，好了犯，犯了好，反反复复。母亲好几种疾病，基本不能参加劳动。1976年秋后，母亲拖着病体去山东拾白芋，近乎讨饭。我依然是破衣烂衫，母亲和婶子大娘十分担心我找不到媳妇。邻村一位队长，要把他家老姑娘介绍给我，说只要我答应，他替我盖三间屋。
我当队长，绝对清正廉洁。1976年底，我考上大学，公社、大队让跟我一起组班的堂兄弟继任。我走后不久，县里开展新一轮社教运动，我们队从县城来了一位姓吴的社教队员。1977年国庆节，我从大学回来。母亲听到有人议论我贪污公款，就问:“你贪污什么？藏那儿了?”有人撺掇那位吴社教队员:“扣住他，别让他走了!”吴当即组织几个人，拿着算盘和账本，让我前往质证。有人说:“我们查到，你签字从公社领过一笔10块钱救济款，没有入账。这笔钱哪去了？”我那时记性特别好，立即想了起来，就说:“那是我去公社要来买牛饲料的，饲养员领的钱，他文盲，找我替他签字，发钱人说不需要入账。饲养员去粮管所，只买到山芋干，他说山芋干不能喂牛，就顺道去集市换了黄豆，还剩下三毛钱，我说你今天挺累的，留你买块锅饼吃吧。不信你们问问饲养员。”他们找来饲养员核实，果真如此。黄豆随时交到保管室了，保管员也予以证实。岂不知，凭我的秉性，再穷，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要的。
当队长，我非但没有贪占集体丝毫便宜，有时还倒贴。比如，请公社拖拉机站的人耕地，深更半夜的，生产队必得管饭。几位拖拉机手一定要我作陪，拗不过，我只得相陪。招待一共花了不到十块钱，其中就有我自掏的一块。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候的许多事情、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人家城镇户口的到农村叫上山下乡，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只不过意义大不相同。我当时曾经暗下决心，要写一本小说。以至于现在看当年农村题材的小说或者电视剧，屡有冲动。不管怎么样，那段非凡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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