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初，我们一行 十四个同学，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运河中学高中部报到。这可是当年从张楼中学两个初中班近百人参加考试录取的结果。
入校后，我们被编在运河中学高一（3）班。自一九七二年初寒假入校，到一九七四年七月暑假离校，一共读了五个学期。最高指示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处在学制缩短的过渡阶段，初中、高中各读了两年半。往下，初、高中都改为两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恢复原来的学制。
但感到学校还是逐步走向正轨的：学校里经常组织各年级各门课比赛，一到下午四、五点钟自由活动的时候 ，学校的广播里就会传来各科比赛的安排通知和同学们的比赛声；学校里的《战斗报》选登着同学们的优秀作文。当时班主任老师宋晞带我们语文课，那时我才刚接触一点古文。什么“捕蛇者说”，“陈涉起义”，“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他讲起来课来眉飞色舞。我记得在讲到“触詟说赵太后”中触詟见赵太后的场景时，他学着古装戏中大臣拜见太后的动作，引来全班同学的哈哈大笑。教数学的周雪英老师，每讲完一个定义或公式，都会用她那浓浓的上海话反复问：同学们听清（Sang）了吗？特别是常荣山老师，当时教我们物理课，不仅课教的好，就是每天早晨到食堂门前挑水，都是兴高采烈的，迈出的步伐都是轻松愉快而有节奏。有人说这是懂物理力学的人，利用了水桶和扁担的有规律上下颤动才能走出轻松省力的步子。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老师们讲的认真，同学们学的高兴，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也感到学习生活非常愉悦。
谁知好景不长。到了七四年初，也就是是我们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里又乱了起来，真的没了“正行”：满校园的墙壁上都又都贴满了大字报，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学校教师，说他们长期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祸害了大批青年学生。各种声讨、侮辱铺天盖地而来。我当时就有一些叛逆和反感，写了一张内容似乎相反的大字报，题目为《教师是我们同一战壕的战友》贴在通往体育场的小西门的南边，无非是说老师也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是我们的战友，不要打击谩骂。幸好没有受到围攻。
当时，各项教学比赛活动也都停了下来，教师们大多沉默了许多，上课也变成了应付差事。老师上课只管讲，不管学生听不听。甚至有的老师噤若寒蝉，见到爱恶作剧的学生，犹如老鼠见到猫。我记得王贵君老师正在给我们上化学课时，有一个叫**桂同学制造动静影响上课，王老师制止时，这个同学就在课堂上大吵顶撞了起来。我坐在前排，看的很清楚，王贵君老师强力压抑着，喉结上下蠕动了两三次，沉默了一二十秒钟，才又接着继续讲课。
这时，大家已不太关心自己的毕业考试成绩。或下乡或回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现实政策给每个毕业生指定的路子，这与自己的学习成绩、专业爱好无关。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松下来了，周日到周五的晚自习可去可不去。学校里既没有图书馆，也没阅览室，也没有任何文娱活动，我们这些住校生都感到很是寂寞。晚上无聊的时间里，我曾与薛家强等四人到人们剧场翻墙头看演出被抓进派出所；也曾与王亚东、宋守刚等四人扒火车到南京去看风景（这些容后慢慢回忆）。完全没有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对美好未来的的憧憬。
后来挨到毕业了，也就离校了。班里大部分城镇户口的同学下放到当时的泇口公社，我们十几个农村户口的同学也回到家乡所在的生产队。唉！我们的路在哪里？从背起行囊离校的那一刻起，个个都是一脸的朦胧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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