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春寒料峭。我想找堂兄弟祥一起去上学。出门不远，见到大爷双肩套着车袢，双手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他的几个孩子。大娘头顶黑纱，领着祥跟在后面。祥跟我一般大。
二大爷上前，问:“断顿啦？”大爷说:“再不走，得饿死人啦!”我一看，车上几个弟弟妹妹，个个面黄肌瘦，破衣打褬。再巡视，谁都差不多。二大爷拉过祥，说:“不是正上学吗？”大娘说:“没办法啊！”二大爷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把他留下来，我管饭。”二大娘过来搂着祥:“乖孩子，别跟你娘去了，有我一口吃的，就不能把你饿着。”祥扑闪着大眼睛，望望大爷大娘:“嗯，嗯!”大爷大娘哭得跟泪人似的。大娘说:“恁二叔二婶，那就托付给你了。”二大娘拿出几块煎饼，几个小孩每人分了点，狼吞虎咽地吃着。二大爷虽有工作，却也家里人口众多，都是不容易。
我娘也来了，大家目送这家人一路向北，越走越远。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青翠翠的弯柳树和黑漆漆的村庄。耳边不时传来“叽叽叽”饥饿的麻雀和“呱呱呱”凄厉的乌鸦叫声。娘落泪了，叹息一声说:“他们早就打算走了，要去山东老蒙山。”
我不知道老蒙山有多远，只以为那里应该很富足。娘说，大爷可能奔他朋友王老九去的。王老九，我之前见他来过大爷家，粗墩墩的个头，我们庄上的磨，都是他锻的。他锻磨不要钱，只要管一顿饭。可是有人却嫌他特别能吃。
麦口前，大爷一家人回来了，布口袋里装着不少零零碎碎的煎饼。大娘说，煎饼是地瓜干做的。我注意到，地瓜干煎饼比咱们这边的山芋干煎饼白且细腻。大娘说，人家的煎饼是抱着地瓜干面团在鏊子上滚出来的。
我二十几岁以前，经常能够看到逃荒要饭的。来到庄上的外村人，除了货郎、钯锅钯碗、卖豆腐豆芽的，就是要饭的。他们多是妇孺，衣衫褴褛，手拿打狗棍，拎着布包，端着碗，要过东家要西家。有时端着半碗稀粥，一边喝着，一边跌跌撞撞走向另一个村庄。大家都很困难，无法施舍的人家更多，他们往往要跑几个村庄才有可能把肚子填饱。过了饭时，倒在路旁避风湾或者社场草垛边晒太阳、睡觉、逮虱子的乞讨者很常见。晚上，常有来借宿的。奶奶总是把他们安排在锅屋草堆里。听口音，娘说，这些人有不少是山东的。我家离山东百来里路。
我上高一那年，借住在学校北墙外大约百米堂哥家的房子里。堂哥在部队，房子空着。就三间土屋，周围人家都离得比较远。一天中午，听到外面有女子叫声:“行行好，给点吃的吧。”我因为太集中精力做数学题，顺口说:“这家没人，赶门吧。”只听回话:“大兄弟，你不是在家吗？”我一定神，刺啦笑了，连忙解释:“我是住别人的房子，这里没有吃的东西。真是对不起!”那女子苦笑着走了。
经常听娘说，偷鸡摸狗丢人，要饭不丢人。遇到上门讨饭的，只要还有吃的东西，娘一定会施舍，可是她却常常很尴尬。
小时候，住在屋后大汪东北角的表叔，逢年过节一定提着点心来看我爷爷奶奶。他说:“从外面逃荒要饭回来，总是五叔五婶接济我们，让我们能活命。”奶奶说，他们住的是驴夹板样的屋。
我父母亲也差不多要过饭。我上高中那年春节，一连几天没有看到父亲在家。母亲说，他可能扒火车去东海县什么地方要饭了。父亲打那以后，从未提起此事。1976年秋天，我正当生产队长，母亲去山东最南部一个叫长城公社的地方拾地瓜，住在人家锅屋里，仅靠拾到的残破地瓜度日。
那年月，城里也有不少要饭的。火车站候车室旁边有一家饺子店，候车时我有时进去看看，偶尔也吃过饺子。我就看到好几个衣衫破旧者，不时伸手向人讨要。有同学就说:“怎么都跟你口音一样啊？”我有点汗颜!其他饭店有没有讨饭的，我没进去过，不知道。
我工作后不久，在家跟前汽车站，遇到过一位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汉子，向我讨吃的，说是来寻找逃荒要饭的家人，饿晕了。
我把他领到家里，让母亲给他做饭吃，还给了他两块钱，我看他真的是到了难处。听口音，山东的。
十年前，我经常看到北京地铁里、过街天桥上有人乞讨。虽然不断有广播提示:“禁止卖艺、乞讨……”，还是有人施舍。有一次在劲松附近的富顿大厦做家教，刚出大门，遇到两位年轻女孩向我乞讨:“没有找到工作，求您给点钱买包子吃。”我几乎没有停步，给了她们十块钱。她们还想再多要，我赶紧离开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再没有见过逃荒要饭的。偶尔见到的乞讨者，都不是以填饱肚子为目的。最近这些年，经常在车站、广场出入，几乎没有再见乞讨者。
小时候听奶奶说，她年轻时跑过日本反、中央军反，也被马子(土匪）逼得东躲西藏。新中国，百废待兴，虽然也有饥荒，但是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安宁，物资丰富，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们过上了老一辈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儿子他们前年春节飞去西藏旅游，回来说，在景区遇到过不少乞讨者。最近看新闻，西藏的贫困县全部脱贫。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攻坚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全民脱贫。
逃荒要饭成为过去式，古往今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壮举。厉害了，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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