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一生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事莫过于弃医从文。因而，对于这个伟大的转折的探讨和研究，理所当然历来受到鲁迅研究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和重视。而人们探讨最多的大约有两点：一是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就与同学们开始探讨国民性等问题，关注国民精神；[1]二是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如果说前者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内在动因，那么后者则是促成这一转折的导火线。同时，人们在讨论时往往将这两点置于国力衰弱，民族矛盾危机以及鲁迅的爱国情怀等背景之上，以突出鲁迅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因此这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推新加坡的王润华先生的《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周树人变成鲁迅，弃医从文的新见解》。[2]今天，我们根据王文提供的一些材料，从心理学角度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或许仍然有不少余味。
鲁迅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他的自尊主要源于青少年时代受到包括亲戚在内的周围人的冷遇、歧视和欺侮。自尊，实质上既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恋，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和保护，也是无声的对于充满敌意的客观环境的反抗。在日本学习期间，鲁迅作为弱国子民，倍受他人歧视之苦，更加激发起他的自尊。1903年，弘文学院出于种族歧视，对清国留学生提出了"无理苛求"，引起了学生的强烈抗议，当鲁迅参加了这个抗议，但在心头留下了一道伤痕。[3]在东京，日常里鲁迅和同学门走在街上，总是"遭到受到了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少年的讥笑和辱骂"。[4]在仙台医专，鲁迅虽然得到了他后来十分爱戴的为人正直的藤野先生的关爱，但是来自日本同学和校方的歧视和偏见却令人难以忍受。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记述了那些抱有成见和敌意的所谓"爱国青年"对他的猜忌、诬陷和中伤。而学校方面也不公正，鲁迅"所修读的七科中，竟有三科的成绩被算错"，"另外在学年成绩表上，鲁迅的论理学分是83，应换算成乙等，但却变成丙级"，[5]而且居然不予更正。所有这些必然严重伤害了鲁迅的自尊，也必然引起鲁迅相应的心理反弹。
与此同时，藤野先生固然令人尊敬，为人耿直正派，但是他也在无意中伤及鲁迅的自尊。据王润华的论文透露的材料，藤野先生当年为鲁迅的听课笔记修改加笔很多，"有时几乎满满的一页"，而且藤野先生的`修改加笔"或许会产生鲁迅的医学笔记错误很多的感觉。"其实，鲁迅的笔记的"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没有改动的必要"，而且是"矫枉过正"。再加上藤野先生的解剖学课上，鲁迅的成绩"竟不及格（59.3分）"。[6]作为医学的基础科，又是鲁迅所尊敬的藤野先生的课，鲁迅竟然没有及格，心情该是怎样的呢？委屈与沮丧一定回占据他的心头。从另一方面来看，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确实相当刻苦用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居于中等"。[7]这虽然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来说十分难得，已算是相当不错。但是，仙台医专在当时的日本还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学校，况且与鲁迅将来成为名医的理想相去甚远。尽管对于鲁迅的一些同学来说，呀的成绩值得妒羡，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根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人的最大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当得知自己的成绩仅仅名列中游时，鲁迅很可能意识到自我实现--当名医已十分渺茫，因而改变自己的自我实现目标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此外，鲁迅求学的仙台当年还是"日军重要基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个'军队与学校'的城市使得生活必需品非常沉闷，军国主义气息浓厚。"[8]试想当日军在中国境内与俄军作战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当地人"大事庆祝"，[9]此时此刻，身为满清异族统治下的汉人鲁迅，身为来自饱受列强（包括日本）欺凌国家的留学生的鲁迅，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更何况他在仙台所住的"佐藤屋""住宿条件却很恶劣"，[10]而且由于临近监狱而常常是"与犯人共吃同一锅煮的饭菜"。[11]这同样也伤害了鲁迅的自尊心。自尊心受到伤害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的震荡和压抑，心情的忧郁和苦闷以及情感的波动和不安，而且容易产生反感和厌恶的对抗心理，以及为维护自尊而采取的对立情绪和对周围人的敌视态度。对于鲁迅这样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对立的情绪暗暗地促成了他最终作出了令人震惊的重大选择。
在仙台求学期间，鲁迅另一个心理特征就是孤独。此前，鲁迅在东京学习，虽然在留学生里结识了许寿裳、蒋抑卮、邵铭之、范爱农、陈子英和陶成章等知己朋友，但是大多数清朝留学生令他生厌。他们的矫揉造作的举动与"商女不知忘国恨"式的醉生梦死却让鲁迅感到悲哀，又令他烦腻透了。因而鲁迅决定离开东京，"到别的地方去看看"。[12]可是来到仙台以后，他又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孤独之中。藤野先生虽然令鲁迅十分敬佩，而且也很平易近人，但是对鲁迅仍然了解不多，更不用说仙台医专的其他人了。鲁迅在这里几乎寻不到一位知心朋友，备感孤寂。1904年，鲁迅实在难以排解因孤寂而产生的郁闷，便写信给蒋抑卮，向他倾诉心中的落寞："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而且甚感"离中国主人翁颇遥"。[13]孤独的强烈压迫使得鲁迅以异常的刻苦用功来加以排解。[14]久而久之，孤独情绪在鲁迅的心理上产生了学习上的压抑机制，使他深深地感到"脑力顿疲"。[15]既然如此，学习很可能成为一项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么潜意识中便产生了逃离的欲望。
从另一方面来看，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父亲早逝，"寡母抚孤"，他当然要对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辅助母亲撑持家庭。久而久之，这就日渐形成了他强烈的责任感。这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化为心理积淀早已不自觉地注入到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身上。这种责任感在家庭内则表现为鲁迅必须同母亲一道支撑起家庭，帮助母亲抚育幼弟。当鲁迅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之时，这种责任感则化为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与此同时，满清王朝的黑暗、专制和腐败，国力的衰弱，列强的欺侮和侵犯，民族矛盾的激化与危机深重，使血气方刚的鲁迅猛深为忧虑。于是，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溢于他的心胸。单从当时鲁迅所用的笔名，热门话题就可以感受到鲁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名字对人来说虽然不过是一个区别性的符号，但是也常常寄予着命名者的期待、希望、抱负和理想。就鲁迅来说，他所使用的笔名很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下寄寓着不同的含义。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用的笔名主要有："庚辰"、"索士"、"索子"、"自树"等，其意思都体现了他"誓为人民战妖魔的壮志"和"追求、寻找、思索"的精神。[16]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的作用，鲁迅在弘文学院就读时就对国民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表示要改造国民精神，为国家民族的衰弱与社会的萧条落后诊脉。因而，此时的鲁迅于紧张的学习之余组建浙江同乡会，支持出版《浙江潮》杂志，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积极为《浙江潮》撰译文章，"广泛阅购各种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书刊"，经常与同学"畅谈国事"，关注时事。[17]进入仙台医专学习之后，鲁迅虽然身处偏僻之地，但是仍然关注时事，常常利用假期返回东京，参加留学生们的各种政治斗争。这样，终究于1906年初，电影幻灯事件给了鲁迅以巨大的精神刺激，激发起他深埋在心底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重的忧患意识，再加上心理上的因素悄悄地发挥作用，到这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感觉到国人的精神的麻木、愚昧和冷漠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非治疗不可的地步，于是他毅然作出了这个石破天惊的伟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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