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近日刊登了著名记者肯·奥莱塔（Ken Auletta）对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特写文章。该文深入探讨了桑德伯格的成长教育、世界银行与财政部经历、投身科技事业的决定、加盟谷歌与Facebook的背景和贡献，以及她对女性如何在硅谷求得更大发展的思考。
以下为文章摘要：
初遇扎克伯格
2007年，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已认识到他需要得力帮手。他创建的社交网站发展迅猛，可他毕竟年仅23岁，在运营方面颇有些经验不足。那年12月，他去硅谷高管丹·罗森维格（Dan Rosensweig）参加圣诞派对，在那里他遇到了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后者当时38岁，任谷歌全球网络销售与运营副总裁。此前就曾有人向扎克伯格提过，桑德伯格可以成为合作伙伴，但他并未冒昧打电话联系。（一位管理着数千员工的高管为何要跳槽到一家几乎完全没有收入的公司呢？）扎克伯格走上前去介绍了自己，他回忆说：“我们在门口谈了大概有一个钟头。”
其实桑德伯格当时已准备迎接新挑战，她甚至接触过华盛顿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格拉汉姆（Donald Graham），探讨去该公司出任高管的可能性。假日之后，扎克伯格又用邮件联系了她，二人开始频繁会餐。他们起先一起在谢丽尔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隐私空间。而扎克伯格的公寓很小，且几乎没有家具，于是两人每周都在桑德伯格家中聚餐一到两次，连续六周。桑德伯格习惯早睡早起，而扎克伯格则是夜猫子，两人常常只好深夜会面。桑德伯格的丈夫、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y首席执行官戴夫·哥德伯格（Dave Goldberg）笑称：“这就像是约会”。桑德伯格回忆道，他们的谈话很形而上，经常互相询问：“你相信什么？重视什么？使命是什么？”社交网络看起来比报业更有前途，况且她也不想搬到华盛顿特区，于是委婉地拒绝了格拉汉姆。
加盟Facebook
桑德伯格随后于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见面，说明另谋发展的意向，后者提议将她升迁为首席财务官，但她拒绝了，因为觉得该职位无法带来足够的管理权限。她要求成为首席运营官，但谷歌已经有了三驾马车体系 施密特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与谢尔盖·布林，不希望让决策机制更加复杂。
到了2008年2月，扎克伯格已得出结论：桑德伯格非常适合为Facebook效力。“有些人是优秀的经理人，擅长管理大公司，”他说，“有些人则长于分析或专注于战略。很少有人能兼具两种特长，我本人就更像是后者。”扎克伯格提出请她出任首席运营官。
谷歌试图挽留她，指出Facebook的首席财务官不会向她负责，她也不会被邀请加入董事会，但她最近还是接下了要约。桑德伯格以后常说，Facebook是一家由人性与人际关系驱动的公司，言下之意是谷歌不属于该行列。部分前同事似乎颇为不满，一位谷歌高管说：“她本可以更干脆地处理离职事宜。”
桑德伯格从3月份起在Facebook工作，每周与扎克伯格开两次会，分别是周一早上和周五下午，并经常向其他人发问和倾听。“她直接走到数百人的桌子前，打断他们，并介绍说， 你好，我是谢丽尔·桑德伯格， ”Facebook产品副总裁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回忆说，“这种姿态很坦率，就像是说， 别担心，我不会只和马克拉帮结派，我会尝试与你们都搞好关系。 ”考克斯还称：“她赢得信任靠的是真诚，马克有时会让人害怕，谢丽尔却敢于直言不讳。”
广告商业模式
扎克伯格说，桑德伯格“处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广告战略、招聘与解雇、管理和处理政治类议题，他对此颇为感激。“在其他公司的话我可能得亲自做这些事情，而她比我擅长多了。”
妈妈的好帮手
桑德伯格1969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两岁时全家搬到了北迈阿密滩。为了养育谢丽尔和她的弟妹大卫（David）和米歇尔（Michelle），她的母亲阿黛勒（Adele）中断博士学业，在当地大学教法语，父亲乔尔（Joel）则是一位眼科医师。在犹太会堂中一位拉比的号召下，阿黛勒和乔尔促成了南佛罗里达苏联犹太人大会的成立，乔尔出任主席。他们家成了试图逃离苏联的犹太人的非正式总部，许多获准移民的犹太人还把这里当做临时旅馆。
桑德伯格家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谢丽尔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在公立学校，女孩太聪明往往对社交没什么好处，”阿黛勒说，她描述女儿为 “妈妈的好帮手”，经常帮小大卫系鞋带，帮米歇尔洗澡。她回忆称，谢丽尔唯一一次叛逆还是高中时的事情。“有一天她从学校回到家说， 妈，我们间有个问题，你还没准备好放手让我成长。 "
“我回答说， 你说得对 。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对的。”
伯乐萨默斯
桑德伯格本科在哈佛读经济学，她选修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执教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尽管她不喜欢发言或举手提问，她的期中和期末成绩仍是最好的。萨默斯还主动提出担任她的论文导师，研究经济不平等与家庭暴力的关系，还为她与他人一起创立的“经济与政府中的女性”组织宣传。
桑德伯格自认为不是个女权主义者，创建该组织的目标只是为了“让更多女性主修政治与经济学。”她的管理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多数学生刚开始学组织活动时，小问题层出不穷，”萨默斯说，“而谢丽尔主持经济协会活动时，每个身份牌都正确，食物完美，日程安排也很妥当。”
桑德伯格以第一名身份毕业于经济系，并加入了著名的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她回忆道，入会仪式上一位女士的演讲让她深受感触。她意识到，与男性不同，女性往往需要在成功与讨人喜欢之间作出取舍，女性往往把自我怀疑当成一种防御机制：因为人们不喜欢吹嘘自身成就的女性。她认为，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男性的性别歧视造成，不如说是因为女性自身缺乏自信。
1991年1月，萨默斯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同年春季他把桑德伯格揽入麾下当助理研究员。当时世界银行正讨论是否应该援助俄罗斯，萨默斯回忆说，有人问，如果1917年俄国得到经济援助，那该国是否还会进入长达70年的共产主义时代？他拿这个问题问桑德伯格，“多数学生会一头钻到图书馆去，翻基本关于俄国历史的书，然后说无法确定。”他说，“而谢丽尔打电话给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哈佛教授，杰出的俄国史学家），与后者交流了一个钟头，记下了详细的笔记。”第二天，她整理成报告交给了萨默斯。
财长首席幕僚
桑德伯格为萨默斯工作了两年，随后就读哈佛商学院，在麦肯锡咨询公司找了份工作，还曾与一位叫布莱恩·卡拉夫（Brian Kraff）的华盛顿商人有过短暂婚姻。1995年，萨默斯成为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副财长，当时的财长是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萨默斯邀请桑德伯格担任其首席幕僚。“谢丽尔总是认为，如果一天开始时她的日程表上有30件事要做，那到了这天结束时也一定得有30个代表 完成 的对钩，”萨默斯说，“如果我犯了错误，她会告诉我，她非常忠诚，但也极为直率。”萨默斯1999年升任财长，桑德伯格水涨船高成了财长首席幕僚，时年29岁。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萨默斯的办公室中有个大型会议桌，后面还有块座位区。高级官员通常是男性，他们围着桌子坐，级别较低的人员中有不少女性，她们通常坐在座位区。谢丽尔总是坐到桌旁，并招呼所有低阶人员移过来，说“我们能挤出地方来的。”当萨默斯乘车或坐飞机出行时，桑德伯格总是放弃他旁边的座位，让其他官员和职员有时间与上司交流。大卫·费舍尔（David Fischer）称：“谢丽尔所作所为中的重要一部分是帮助他人发展，让他们获得关注与赏识。”费舍尔在财政部期间就担当桑德伯格的副手，此后又追随她为谷歌和Facebook效力。
谷歌商业经理
民主党输掉2000年大选后，她决定搬到硅谷去投身科技热潮。谷歌力邀她加入，而她也认为谷歌颇具吸引力，因为谷歌与政府一样，有“某种崇高使命，致力于让人们更加自由地获得全世界的信息。”当时谷歌刚成立三年，还没有上市，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计划，但埃里克·施密特每周都打电话给她。“别傻了，”他说，“这是个火箭般成长的公司，快加入吧。”
桑德伯格2001年底加入了谷歌，头衔是商业部门总经理，尽管当时谷歌还没有商业部门。那时谷歌有4位员工负责AdWords项目，出售在相关搜索结果附近显示的小型文本广告，她自愿去负责该项目的销售与运营。AdWords很快开始赚钱，她又开始负责AdSense项目，后者在外部网站上投放广告，而谷歌从收入中获得分成。2002年，美国在线（AOL）同意将谷歌作为独家搜索引擎，作为回报，谷歌每年需支付最少1.5亿美元，桑德伯格对该安排颇有贡献。考虑到谷歌当时只有1000万美元现金储备，该协议风险不小。谷歌首位女工程师梅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称：“她使AOL协议得以运作，她相当强悍、无所畏惧。”
硅谷性别失衡
桑德伯格爱上了多年好友戴夫·哥德伯格（Dave Goldberg），两人于2004年结婚，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她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艰难求得平衡，逐步认识到谷歌及其他公司有太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脱离工作岗位，部分原因在于，她们没有在生儿育女之前尽力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在谷歌任职的6年间，她聘用了数十位男女管理人员，但她说：“男员工们走在了前面，他们竭力寻求新任务和升迁机会，而女性 并非全部，但大多数 都得要你去说服。 难道你不愿意做这事吗？ ”
Facebook、Twitter、Zynga、Groupon和Foursquare这些最热门的新兴科技公司均没有女董事，苹果七位董事中有一位女性，亚马逊八分之一，谷歌是九分之二。我曾问马克·扎克伯格，为何他的五人董事会中没有女性，他那通常洪亮的声音小了下来，低声说：“我们董事会人数很少，我希望找到有帮助的人，而不是特别关心其性别或来自什么公司。”（最近他又吸纳了第六位董事，仍然是男性。）至于支持这些创业公司的那些风投公司，性别失衡就更加严重，红杉资本网站上列有18位合伙人，无一是女性。
硅谷女高管如此之少的一大原因是，很少有女性成为工程师。在美国，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中只有不到20%是女生，女孩们往往把软件、电子游戏和计算机编程当成男孩的专利。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Randi）曾表示：“成长过程中，家里给弟弟游戏机，给我洋娃娃。”现已成为谷歌副总裁的梅丽莎·梅耶尔说，对女孩来说，成为工程师是一种可耻之事。“人们的刻板印象中，程序员昼伏夜出，黑客们肤色苍白，她们不希望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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