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造成内涝的客观原因是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降雨特别急的地方可能形成积水，降雨强度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也有可能形成积水。
造成内涝的客观原因是降雨强度大，范围集中。降雨特别急的地方可能形成积水，降雨强度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也有可能形成积水。
地势比较高的地区不容易形成积水，例如苏州、无锡等老城虽然是水乡城市，但是因为老城都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不怎么容易形成积水。而城市范围内陆势比较低洼的地区，就容易形成内涝，城市建设用地选择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非常重要，如果选择在低洼地或是滞洪区，那降雨积水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中国一些城市排水管网欠账比较多，管道老化，排水标准比较低。有的地方排水设施就不健全，不完善，排水系统建设滞后是造成内涝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城市大量的硬质铺装，即城市硬化度提高，如柏油路、水泥路面，降雨时水渗透性不好，不容易入渗，也容易形成这段路面的积水。
近年来，武汉、广州、杭州、北京等城市频繁遭遇强暴雨袭击，引发严重内涝，可说是“逢雨必涝，遇涝则瘫”。2011年，“到武汉看海”成为了流行词；2012年，北京“7·21”大雨让77位市民失去生命。暴雨淹城的景象不断上演，不少城市管理者也“发誓”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各地城市管理者在雨季之前的“誓言”无疑是美好的，然而一场大雨还是浇灭了很多市民的幻想。武汉230亿元的投资没有见到效果，反而是武汉三镇都“水漫金山”，连体育场都变成了游泳池，对此武汉市水务局的解释是“雨太大”，超过了排水能力。可是230亿的投资又到哪里去了？
北京在汛期前曾有新闻说，城区内25个积水点已经修复了20个。然而，昨天的一场雨还是让16条道路断路，积水路段最深达1米。如果说去年“7·21”属于极端天气，排水设施不能充分应对的话，那么，现在对于普通的一场大雨为何也束手无策了呢？
现实、体制、政绩观，各种因素交杂，确实使城市内涝成为了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城市排水管道设计标准确实落后。目前中国城市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采用1-3年，大部分城市普遍采用1年一遇重现期。发达国家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一般略高，如美国居住区2-5年，商业区2-10年；欧盟居住区2年，商业区2-5年；澳大利亚2-10年；日本东京3年，京都、名古屋5年，神户、川崎10年。
设计标准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均采用。当时直接接受苏联专家指导城市排水的有北京、沈阳、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后来也都成了“内涝”典范。
如果重建排水系统，难度之大也不可想象。很多欧洲城市，排水系统是先于城市修建。而巴黎的排水系统更是奥斯曼推到巴黎重来修建的结果。而回到中国城市，往往是建成区存在着严重的内涝问题，甚至是很多新城区因为设计标准太低而内涝。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施工难度，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除了城市建成区改造难度巨大以外，现有的城市规划与发展也在不断地加剧着城市内涝的问题。城市内植被覆盖率降低，道路“硬化”，使得降水只能通过排水系统排走，土壤本身失去的蓄水能力。
而更为关键的是，城市内自然水系的消失。以武汉为例，武汉市水务局调查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50年来，近100个湖泊人间“蒸发”。若以湖泊平均深度1米计算，被填占湖泊的蓄水容量，高达2.3亿立方米，超过2个东湖的容积。
城市管理者们，一边对着公众承诺，改善排水设施，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另一边却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将具有蓄水能力的自然水系消失。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先进的排水系统又有多大的作用。
民众对政府的资源调配、公共政策等并没有参与权，只是通过上帝的手——一场大雨来推动政府政策（还不是制度）的改良。公共资源被垄断，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僵硬的应急体制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能依靠民间互助。于是，问题的核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年复一年的讨论。
这已经是“自由谈”连续第三年关注城市内涝问题了。排水不畅、应急机制僵硬，这一切的一切都曾无数次被提起。当然，没有人会期待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会全部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趋于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这只能说明这些问题近乎无解。
可以把公园、停车场、运动场等地设计得比其他地方低一点，暴雨时把水暂时存在这里，就不会影响正常的交通，像挪威，市区修得不是很整齐，他们的做法是多在市区建设绿地，发挥绿地的渗水功能，进行雨水量平衡，实现防灾减灾的作用。
一些国家还建设一些暂时储水的调节池，等下完雨再进行二次排水。我们在实践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总是出现问题，它才受到关注，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是被动的应对措施，结果也是被动的。
解决城市内涝需要建立多层监管体系：一是设计行业需依照规范做事，规范必须严谨且有前瞻性，“有远虑则无近忧”；二是加强市场监管，既要保障投资走向和可持续性，又要确定保险公司的责任；三是制定配套法律和有约束力的城市规划，落实财政投入，设定建设和改善的时间表，如此可以依法依规划行政问责，取得实效。
（本文内容摘自百度及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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