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嘉《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下

八、中国玄牝象模式和音节论模式的同构性

中国本原哲学既是源于祖先神崇拜的伦理哲学，又是以词根语的音义合一性感知为基础的顿悟哲学。华夏汉语是以没有形态变化的“名”（后世统称“字”）为基本符号的词根语，音节内部的音素结合方式具有混成共起性。华夏汉语的派生词以同源孳生为主，孳生词与本源词的关系或是语音全同、或是语音屈折、或是辅音附加，由一个单音词孳生出来的依然是单音词。与古埃及发明的离素原则不同，华夏汉人发明的是以同源派生为基础的假借原则（早期同源词共享字根）和为区别同形字而衍生的形声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基础都是语音认同的联想性模拟。

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与华夏汉人对语言的感受相一致。《说文》：“文，错画也”，交错画文也。“文”即纹身、纹饰之本字。古人从以色彩线条可以纹人之身、纹器之饰，发展到以“文”记事。《说文》：“字，乳也”。段注：“人及鸟生子曰乳”。本义是在屋里哺乳孩子，与表滋长、滋乳之义的“兹、滋、孳”等同源。“文”为“字”之本，则“字”生于“文”。“文”“字”孳生如同“母”“子”化育，一生就是一个音义兼备的整体。与之相应，先秦老子哲学的创世模式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犹如《说文序》“文者，物象之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如《说文序》“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

（一）释“道”
作为“道德哲学”的老子哲学，“道”通常被后人误解为“道路”，引申为“途径”与“方法”[23]。道之“路”义，并非其原始义。考“道”之字形，右“首”为头，左从“繧”为足。《说文》：“繧，乍行乍止也，从彳止”；又“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依据甲金文，“筛”为脚形，“彳”为“筛”之变体。“筛”与“彳”为双足前后移步之形。“道”有上首与下肢，像人之形。从语源考据，“道”之初文“首”，“首”即头也，为人之主体；“首、道、头”古同音。依据《老子》“道”指婴儿之形。周代金文“道”，从“首”在“行”中，为“彳首货”。《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亍”；又“亍，步止也”。“彳”与“亍”皆为“筛”之变体，“行”为双腿之行。又《说文》：“充，胫端也”，“行”即“充”之初文。“行”为双腿之形，又通行走之径。甲骨文另一字形盖取象于行走之交叉路口。此为同词而异象也，许慎说解则据其本义。考定“道”之本义为“婴儿”，除了依据《老子》文本，还依据《说文》“道”之异体作“首寸”。《说文》：“寸，从又一。又，手也”，“寸，度之，亦手也”，“寸”为“肘”之初文。“道”之异体“首寸”，依然表示“道”之本义与人形有关，而与道路无涉。无论右“首”左“繧”，还是左“首”右“寸”，“道”皆为有首、有肢之人。婴儿顺产时“首”必先出，肢体“肘”和“繧”而后出，故“道”象赤子之形。由此可见，“道”作为名词指“产道”（老子“玄牝”），作为动词指“产子”。《说文》：“导（导），引也”。从道、从寸，以手引子“接生”谓之“导”。“道”之路义为产道、通道的后起引申。

（二）释“道、达、泰、大”
又“道”有通达之义，“蘂”之形义也为生子。《说文》：“蘂，或从大”。段注：“此与水部滑、泰字音义皆同”。《说文》：“滑，利也”；又“泰，滑也。从共水，大声”，段注：“从共水，水在手中，下溜甚利也”。“达”之字形，“大”为人形，“繧”为足形。“泰”（泰）为“大”顺水滑下，以手（廾）接之之形也。“大（大）”（人展肢之形）、“达”（顺产之形）、“泰”（接生之形）与“胎”（腹中胎儿）同源。《诗经·生民》写后稷诞生“先生如达”。“先生”，头生子也；“达”，顺产也。此可证“道、达、泰、大”皆为生子之形义。  

 

（三）释“德”  
《说文》：“德，升也”。段注：“升当作登。迁，登也……登读言得……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德”之初文为“衫”。《说文》：“衫，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心”。甲骨文从目从心会意，以目视之而心有所得也。“德”、“得”音同义通。《说文》：“得，行有所得也；从止，旦寸声”。初文为“浊”，甲骨文从贝从寸会意，以手持贝而有所得也。老子之“德”，即母生子有所得也，俗语“喜得贵子”。

 

（四）释“有”“无”

老子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有）”，从又（又）、从肉（肉），源于“又”。《说文》：“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肉”，父母所生之骨肉也。“有”之形以手持肉，即抱子也，生子为“有”也，俗语怀孕叫“有了”。“无”，古音近“母”（母），“母”之同源有“毋（毋）”，与“无”音同义近而同源。“无”亦作“无”，与“舞”同源。“舞”与“巫（巫）”同源，女巫以舞迎神也。“无”、“毋”、“母”、“舞”、“巫”皆同源。所谓“有生于无”，即取象于“子生于母”。“有”包含主观拥有、客观存在二义。“有”与“无”相对，拥有之语义。“有”与“亡”相对，存在之语义。《说文》：“亡，逃也；从人隐”。“亡”与“无”为阴阳对转。中国人的客观存在的语义源于主观拥有的观念。主观拥有的另一对概念是“得”与“失”。《说文》“失，纵也。从手，乙声”，从手中失去。

解释了核心概念“道”“德”“有”“无”，老子要义才能畅达。“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谷神” 与“玄牝”呼应，“谷神”即欲神，即孔子的话“食色，性也”，“玄牝”即女阴，以之喻为“天地之根，众妙之门”。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先天地生者为天下之“母（毋－无）”，称之为“道”（产道），强名之为“大”（舒展四肢之人）。“有物混成”为阴阳交媾，“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周期月经。以往的哲学家因为不了解“道、德、有、无”之语源本义，或误解“道德”，或认为《老子》的“有无”是“最概括，最抽象，最难懂的一部分”[24]，以致于对老子哲学的阐释总存在着一层隔膜。

 与希腊原子论脱胎于自然崇拜不同，道德哲学的原型是华夏先民的女性生殖崇拜或祖先崇拜。老子取象于母之“玄牝”化育，援物比类天地万物之“有生于无（母）”，以尽“效法自然（自生自灭之状）”、“无为（无须人为干预）而无不为（无一不自为）”的“君王南面之术（宗法社会的组织管理）”之意。由个体化育到万物造化，再到人伦关系，建立了道德哲学、万物哲学（自然哲学）与人伦哲学（权术哲学）的三位一体，展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人伦主义性质。人的产生是阴阳交媾、完形整魄，老子的哲学原则是混成性（阴阳交媾）与整体性（灵肉合一），因此，老子哲学又可以称之为“玄牝象”，由此促成了取象模拟、言语尽意的顿悟性哲学传统的确立。庄子要讨论精神自由，并不取概念、给定义、下判断与做推理，只是取譬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尽“无拘无束”之意。老子玄牝象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华夏语言文字的孳乳原理具有对应关系（原文为表格）：

道德哲学原理
母（玄牝）——产生——子（道）
无（天下母）—产生——有（德）
无为—————产生——无不为      
取象：生殖化育  比类：万物生成尽意：南面之术

语言孳乳原理      
原生词——比类孳乳——次生词      
取象——同源——转类

文字孳乳原理      
独体文——比类孳乳——孳乳字      
象形——假借——形声

中国的老子玄牝象结构模式与语音分析的音节论模式的同构性在于：1．意象性，通过意象认识事物的属性；2．整体性，单个事物是整体的、混成的；3．孳生性，万物生于一，事物之间相互孳生；4．模拟性，异类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可以连类而及。总之，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同构性，事物的多样性在于事物的孳生性。

《周易》为西周占卜之书，其哲理是“易”（易，蜥“蜴”之本字），取象于蜥蜴之易色，以比类人事之变易，而尽万物变易之意。“周”一语双关：一为“周国”，一为“周遍”。万物皆变，周而复始，方需占卜。《易》之八卦，基本符号是干—、坤--。其“乾坤观”取象于男女，乾坤交合孳生，衍为六十四卦。中国古代虽有貌似二分的“阴阳观”，最典型的就是太极图（原始生殖象征的黑白双鱼图案），但意在互补而并非离析。乾坤阴阳观来自男女交合和日月交替，日月交替为昼夜，男女交合生子女，仅此二分仍合二而为一，出发点重在事物的互补完整性而不是对立分析性。这种“合二而一”（“中庸”、“尚和”的思想导源于此）的互补性思想模式，仍然与汉语语音和语义“合二而一”的音节论相一致，与西方音素论的音素多个性与组合多样性的“一分为多”思维模式具有本质的区别。乾坤阴阳观的特征仍然是意象性、整体性（互补性）、孳生性和模拟性。

季羡林先生是深知“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思想的基础或出发点则是思维模式。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而东方的思维模式则是综合，其特色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25]遗憾的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划分上却没有贯彻这一准则。

九、西方演绎科学文化与中国应用技术文化

 

语音模式、哲学模式、思维模式对子文化结构模式具有制约性，子文化结构与语音模式、哲学模式、思维模式具有相关性或深层通约性。同一类型的各个子文化模式是语音分析模式、本原哲学模式与认知思维模式在这些衍生文化领域内的历史性自然延伸。古希腊logos的最初含义是“讲话”（话语表达），后来才专指“理性”（理性分析）。“神话”（muthos）一词开始并不与logos对立，其原义也是“叙述”（传说）。前6世纪，泰勒斯等人创立了把自然当作对象，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构造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随着古希腊元素—原子论自然哲学的诞生，逻各斯仿佛突然脱离了神话，出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希腊奇迹”。这些最初的自然哲学尚未完全蜕尽神话结构的胎记，不仅宇宙演化论重复并延伸着神话中的宇宙起源母题，而且各种自然“元素”在失去人格化的神的特征的同时，运作中仍然充满了那种曾为宙斯所特有的智慧和公正。

 前3世纪，希腊自然科学终于实现了全新的飞跃，走上了一条演绎科学的道路。这门随着欧几里德（前330—前275）理论而出现的、涉及抽象对象的几何学，从有限的几条公设、公理和定义出发，把严密演绎得出的命题一个接一个连接起来，用具有形式化特点的验算来保证命题的有效性，并在连贯的推理中把这种有效性确定下来。与只要说明程序的古埃及土地测量方法的发现不同，几何学成为形式化证明的抽象科学。古希腊几何学不仅是亚里斯多德建立逻辑学的学术前提之一，甚至决定了亚里斯多德的科学观。[26]以此为基础，希腊自然科学形成了“原理（直觉归纳）-假设（演绎推理）-证明（实验演算）”的研究特点，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欧洲科学主义传统。虽然匈牙利的萨博（A.Szabo）和英国的劳埃德（G.E.R.Lloyd）等科学史家认希腊人在数学上的发展完全处于希腊思想变革的范围之内，但是赛敦博格（A.Seidenberg）从前5—前2世纪的印度教科书中，发现了建筑祭坛时采用标准的规定。他认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在这些规定中所占据的位置表明，巴比伦的代数学、希腊和印度的几何学有一个共同的来源。[27]公元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主要通过波斯学者的传介接受了印度的医学、数学、天文学。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又启发阿拉伯人翻译了欧洲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大综合论》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阿拉伯人还接受了印度数字，再传入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为西方数学的符号变革提供了条件。尽管“希腊奇迹”如此神奇，欧洲自然科学的成长还是萌芽于古代埃及的学术。从自然科学来说，埃及人首先创立了数学和机械学，发明了化学和医学；从语言学来说，埃及人首先发明了语音符号和语音分析的“音素论”原则，为“元素—原子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模式。

 虽然范德瓦敦（B.L.Van derWaerden）认为，依据中国古代的算术论著与巴比伦的算题汇编的相似性，表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源泉。但是，“算术”（具象的“算”与抽象的“数”不同，技艺的“术”与研究的“学”不同）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门显学，更没有以数学思维为原则贯通其它知识门类形成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古代中国的科技主要是经验性的、应用性的技艺发明，泛称为“术”，最富特色的就是“四大发明”。就主要倾向而言，中国的“化学”是为求长生不老的道家“炼丹术”；“天文学”是星相的观察与历书的编篡；“地理学”是疆域的划分、风水的“方术”、军事的“方舆”和文学的“游记”；“生物学”是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豢养；“生理学”是道家的“房中术”和医家的“筋络说”；“医学”是草药和“针灸术”。西方的几何学、物理学等等，是在明末由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来的，其它一些自然科学是在西学东渐时的舶来品。在中国，无论是人文学术还是应用技艺，占主导地位的都是以音节论和意象法为模式的“联想-模拟”或“整体-顿悟”的人文主义传统。          

                           

  十、西方焦点艺术文化和中国散点艺术文化 

  

艺术文化至少应当包括文学艺术、音乐艺术和美术艺术。文学艺术传统模式的比较拟另文讨论，这里主要就音乐艺术，参对美术艺术，探讨东西方传统艺术模式与东西方语言模式、思维模式和哲学模式的相关性。

  

（一）中国乐音的相对性观念与西方乐音的绝对性观念，与东西方不同的语音结构具有相关性。由于汉语是单音节声调语言，声调具有区别字义的功能，乐音结构的变化与调值的平仄升降务必力求一致性，由此形成了乐音的相对性观念。在“音腔”特色的基础上，衍生了腔格、腔韵、腔句、腔调、腔套、腔系等音乐结构层次。由于西方语言是非声调语言，音节的高低升降不会引起词义的变化，乐音结构的变化无须考虑语词音节高低升降的变化，由此形成了乐音的绝对性观念[28]。与中国乐音结构的波动式特征不同，西方乐音结构的特色如同西方语言句调的升降，具有明显的阶梯式特征。
   

（二）东西方音阶旋法和音乐律制的不同，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和分析性的本原差别具有相关性。就旋法而言，表现为中国“无半音五声性旋法”与西方“有半音七声性旋法”的对立。中国传统为五声音阶，五声为“正声”，五声之外称为“变声”。印度、西亚、欧洲传统是七声音阶。乐音的全音和语音的音节具有相似性，与中国人对于汉语音节的自然感知和整体把握相一致。乐音的半音和语音的音素具有相似性，与西方人对于音素的自然感知和离析切分相一致。全音音阶的思维模式是音节论，半音音阶的思维模式是音素论。半音的产生意味着全音内部的再分析，为不同调式的生成提供了音阶条件。旋法是律制的显示和使用，律制是旋法的提炼和原则。就律制而言，表现为中国的三分损益法与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的对立。中国先秦时代的律制是“三分损益法”（《管子·地员篇》），由此产生五声宫调。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以数学方法，使用弦长进行精密推算，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产生和声。虽然公元前2世纪，中国在音乐实践中出现了偶尔十二平均律的使用，但是直至明代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才提出平均律理论，其来由可能与佛教音乐或西洋乐理的传入有关。中国的律制为经验测定，与中国的技艺发明相一致；希腊的律制为数学推算，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相一致。

  

（三）东西方音乐节律的不同，与东西方语言结构和经济方式的不同具有相关性。不同的音乐文化都有自由节律（非均分律动）和均分律动，但中国以自由律动为主，西方以均分律动为主。即使同样使用均分律动，东西方仍然存在“松紧式均分律动”和“强弱式均分律动的差别”。中国是以三拍子为基础的均分律动体系，这种律动的相互交替，与其用“前强、后弱”，不如用“前松、后紧”来描写更为贴切。欧洲和西亚具有代表性的是功能性的“强弱式均分律动”，玻尔卡的每小节是强、弱，圆舞曲的每小节是强、弱、弱。有人认为，二拍子可以说是农耕文化的劳动号子的呼应节奏，以稳定的平面活动为基础的“一松一紧”的节律；三拍子可以说是游牧文化的骑马奔腾式的起伏节奏，以颠簸的上下跳动为基础的“强、弱、弱”节律。[29]显而易见，劳作节奏对音乐律动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还必须考虑到语言节律对音乐律动的差异所产生的必然作用。从发生学来说，语音和乐音具有同源共生性和结构相似性，乐音只是特殊的或专门化了的“艺术语音”。音乐节律以语言节律为基础，正像语音中的规整节律是从自由节律中发展起来的一样，乐音中的均分律动也是从自由律动中发展起来的，相互影响自然而长久。松紧是气流（重在速度）的舒缓控制，强弱是气流（重在力度）的强弱的控制。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是元音后跟塞音尾的闭音节，音节内部元音舒缓而塞尾短促。中古诗歌的平仄律，平声舒缓而仄声顿促，有人称之为长短律。与前松后紧的汉语语音特点不同，印欧语言单词具有词重音，重读音节强而弱读音节轻。均分律动的前松后紧差别有如汉语的前舒后促，均分律动的前强后弱差别有如西方词音的重读弱读。乐音律动和语音律动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四）不同的曲式和织体受控于不同的乐思，不同的乐思则是东西方思维模式在音乐领域的自然延伸。乐曲包括曲式、织体和乐思三个层次。就曲式而言，主要表现为中国的“渐变衍展式”与西方的“顿变对比式”风格的不同。中国音乐曲式以AB C……（或A1 A2A3……）的持续展开为典型，不再返回原处，形成渐变衍展的风格。欧洲音乐以三部曲ABA最为典型，以B的顿变与A对比，和A的再现来呼应，形成顿变对比的风格。就织体而言，表现为中国的横向单织体与西方的纵横复织体的不同。中国传统织体是以横向结构为基础的单声部的单织体。西欧乐曲是注意横向旋律和纵向结构、伴奏多采取和声进行的多声部的复织体。西亚织体虽然以横向性为基础，但由于运用均分律动，旋律节奏和伴奏节奏之间相互对比映衬，又表现为独具一格的纵向性复织体特征。[30]蕴含在曲式和织体深层的是乐思。就乐思而言，表现为中国的散点贯穿与西方的焦点再现的对立。中国的传统音乐以一段曲调为基础，用加花、添眼、换头、衍展等手段，形成一种横向的流变贯穿，如同人在画中游，人移景变，是“散点艺术思维方式”。欧洲的传统音乐用顿变的方式追求鲜明、强烈的变化，以再现的手法构成回旋的主题，如同景为人而设，反复观照，为“焦点艺术思维方式”。阿拉伯风格乐思的特点是单一性和反复性的结合。单一性就是只用一种原型无限地扩大；反复性就是以一种原型的反复形成无限的变化，最终回归到旋律原型。中国音乐从旋律的渐变衍展和织体的单一中追求乐曲的整体连续性，欧洲音乐从旋律的顿变对比和织体的复合中追求乐曲的分析协和体。而这种以有限的几个音编织出变化无穷的旋律图案的阿拉伯乐思结构，与语言的音素论和哲学的原子论模式完全相通。与之相应，东西方记谱方法也各有相同。古代中国创造了律吕谱、宫商谱、减字谱和工尺谱等。西方原始记谱法不详，西欧后来使用的是五线谱和数码谱。中国记谱法是单式结构，和中国传统乐曲的单织体相适应；西方五线谱是复式结构，与西方乐曲的复织体相适应。
  

（五）传统乐器的起源固然与生态环境和经济方式有关，但是传统乐器的发展变化与音乐思维模式密切相关。据考古研究，弦乐起源于两河领域和古埃及的原型为弓的竖琴。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代依据制作材料，将器乐分为“八音”。最近，国际考古学界承认，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史前土埙（半坡）和骨笛（贾湖），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早原始管乐之一。如果一旦证实管乐确实起源于东亚大陆，那么东西方器乐的最初差别就是原始管乐和弦乐的差别，也可能管乐与弦乐的差别就是农耕文明（利用粘土和管状物）和游牧文明（利用狩猎的弓弦）器乐的原始差别。就弦乐而言，中国传统为指弹弦乐（古琴），而西方在指弹弦乐的基础上发展出弓擦弦乐。就管乐而言，中国最常见的传统器乐是无簧管乐（埙、笛箫），而西方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有簧管乐。与乐曲复织体、和声演奏法的思维模式相一致，西方管弦乐器种类渐趋繁多，为18世纪欧洲大型交响乐的出现提供了工具条件。而中国乐器的相对单调性与乐曲织体、齐奏的思维模式相一致。
   

（六）中国音乐的宗法教化与西方音乐的宗教信仰的社会菜单现为对立。从音乐文化的功能来看，中国传统音乐是宗庙祭祀、朝廷礼仪等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周代《乐经》列入“五经”），其社会功能是为源于祖先神崇拜的宗法伦理服务，可以称之为“教化音乐”。外来的“佛教音乐”和晚起的“道教音乐”，主要被用来超度亡灵，消融在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之中。西方传统音乐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其社会功能是为源于自然神崇拜的宗教信仰服务，可以称之为“信仰音乐”。载歌载舞的古希腊酒神节，祭祀的是大地回春之神狄俄尼索斯。古印度音乐所歌颂的是神、永恒和宇宙这类超越人类的“绝对真理”。基督教的教堂音乐是对上帝的歌颂和心灵的慰藉。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古典音乐虽然吸收了民间音乐的营养，但还是源于中世纪的教会音乐。约而言之：除了民间自娱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是宗法教化音乐文化，西方传统音乐是宗教信仰音乐文化。东西方音乐文化社会功能的差别与东西方本原哲学内容的差别具有一致性。
   

（七）东西方艺术文化的差别，不但存在与音乐文化之中，也存在与美术文化之中。同时，在各自的音乐文化和美术文化之间，可以发现艺术思维的共同点。关于东西方美术构思和艺术手法的差异，美术界向有中国画是“散点视”而西洋画是“焦点视”、中国画“写意”而西洋画“写实”的说法。“焦点透视原理”是客体“镜象”的产物，重在立体，可以说是西洋几何学在美术领域的应用，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的精微观察相一致。“散点意合原理”是主体“心象”的产物，重在印象，可以说是中国神韵说在美术领域的再现，与中国悟性主义的意会感受相一致。美术与音乐的焦点和散点有相通之处。西洋画的写实技法，与屈折语类型的结构精密与语法的逻辑分析一致，又与其派生的理性科学思维模式同构；中国书画的务虚手法，与词根语类型的结构简约与语义的虚灵感受一致，又与其派生的悟性技艺思维模式一致。西方以油画与雕塑的维妙维肖将“镜象艺术”推到极至；中国以水墨画与草书的了了几笔将“心象艺术”发展到顶。西方的绘画从19世纪的印象主义，经后印象主义发展成20世纪层出不穷的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这些“非理性主义”艺术，高扬否定传统的大旗，不再追求客体的逼真，而是采取形体变形、光色变化、时空迭置等手法表现个人感受的印象流，才实现了从“镜象”到“心象”艺术的转变。通过以上东西方音乐与美术艺术文化的对比分析，似乎可以总结：中国人传统艺术思维的特征为单式连锁性思维和心象艺术风格，西方传统艺术思维的特征为复式综合性思维和镜象艺术风格。                    

 

十一、文化类型划分的标准与东西方文化的分野  

 

综上所述，世界文化类型划分的标准大约可以确定为四类14项： 

（一）源头文化标准：

1.文明起源（新石器时期、金属时代考古文化的同源关系）；

2. 文明类型（与生态环境具有相关性）；

3.原始崇拜（神话传说的内核，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之一，人性文化和社会组织文化的底蕴）；

4.精神信仰（人性文化、道德文化和社会组织文化的心理结构）。 

 

（二）语言结构标准：

5. 语言谱系（史前文明的同源关系）；

6.语言结构类型（与原始认知模式具有相关性）；

7. 语音模式（对语言结构的自发性分析）；

8. 文字谱系（文明传播的重大线索）。

   

（三）本原哲学标准：

9. 思维模式（与语言模式具有相关性）；

10. 思辨模式（思维模式的格式化）；

11.哲学模式（与原始崇拜内容相承，与语言分析模式同构，认知对象与思维模式的结晶）。

 

（四）衍生文化标准：

12. 组织模式（个人价值观、社会组织法）；

13.科技模式（语言模式、思维模式、哲学模式在生产与科研领域的延伸）；

14.艺术模式（语言模式、思维模式、哲学模式在艺术领域的自然延伸）。
   

通过以上各项的比较，可以概括出相对文化各自的总体特征。以几种总体特征不同的文化为基础，可以归纳出不同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类型。由此可见，西欧、印度、伊斯兰文化具有文明的同源性和结构的相似性（内部亚文化存在差异性），与华夏文化迥然不同。如果暂时不考虑美洲古代文化，那么欧亚大陆的“东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及其分野可以图示如下：

  文化类型  东方文化（象性文化）         西方文化（素性文化）
  文化名称   华夏汉文化          伊斯兰文化   印度文化    西欧文化
  国家区域  中  国               伊斯兰世界     印  度        欧  洲
1.文明起源  东亚文化圈                   地 中 海 文 化 圈
2.文明类型  农耕民型黄河      牧畜-通商民型  牧畜-农耕民型  牧畜-通商民型  
          长江流域             两河流域   印度河-恒河流域   爱琴海-南欧
3.原始崇拜  祖先神为主导                 自 然 神为 主 导
4.精神信仰  宗法伦理           伊斯兰教   婆罗门-佛教    基督教
5.语言谱系  东亚-南洋语言圈             闪 含  -  印  欧  语  言  圈
6.语言类型  孤立语类型                   屈 折 语 类型
7.语音模式  音节论(表意文字)                 音素论（表音文字）
8.文字谱系  汉字谱系（自源文字）       闪 米 特 字 母 谱 系（他源文字）
9.思维模式  意象-比类-尽意                   概念-判断-推理
10.思辨模式  类推法               三段论    三支式    三段论
11.哲学模式 混成说                 极微说  原素论    原子论
         （人伦哲学）                     （自  然  哲  学）
12.组织模式 集体价值优先                    个人价值优先
        集权制·律治（疆域统一）          分权制·法制（小国林立）
13.科技模式  应用技术（经验主义）       自然科学（西欧形成科学主义）
14.艺术模式  单式连锁性散点意合             复式综合性焦点透视
          （心象艺术）                     （镜象艺术）
  地理洲别    亚   洲                       欧  洲
  地理人种   蒙古利亚人种                  高 加 索 人 种  
   

由此观之，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方文化的划分是不能成立的。依据欧亚大陆这四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合适的划分可能是：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而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欧文化为西方文化，至于西方文化内部的差异及其它地区的文化特征可另作别论。借用地理位置来称名仅是出于习惯，也可以用别的术语，如词根语文化与屈折语文化、宗法文化与宗教文化、自然哲学文化和人伦哲学文化、科学文化与技艺文化等等。假如地理位置不仅不能够显示不同文化的类型，而且有可能出现误导，建议选择“象性文化”与“素性文化”这两个术语。立象－尽意模式的象性文化，其思维具有整体性、模糊性、比况性特征；离素－推理模式的素性文化，其思维具有分析性、细密性、实证性特征。

 十二、音素论与音节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

人类学家肯尼思·奥克利认为，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水平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换而言之，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在东西方文化史上，以屈折语为对象、创立于公元前2000左右的语音分析的音素论，和以词根语为物件创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音节论具有核心地位。音素论模式以因子为基础，认为整体由因子构成，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因子的物质性；音节论模式以整体为权重，认为部分融合于整体，世界的统一性在于联系的相似性。音素论导致了客体的细密分析，形成了西方的自然哲学和科学主义；音节论导致了主体的整体把握，形成了中国的人伦哲学和顿悟主义。不但东西方的本原哲学结构和对事物的研究方法如此，就是传统的个人价值、社会组织、科技文化、艺术文化等等一系列领域，也正是音素论与音节论的认知思维模式导致了两种文化类型的分野。
   

中国学者对语音的分析性研究方法，始于公元前后随着佛法西来的梵文胡书原理的传入。源于西亚音素论的梵文胡书的拼音原理，促使汉人产生了与原初证音法不同的音节二分分析法——反切法，这距离殷商甲骨文时代已有1500年之遥。魏晋产生了将韵母归类的韵书雏形。齐梁沈约等人受梵呗新声启迪发现汉语四声，由此形成以调统韵的传统韵书格式。唐宋参对藏文字母，守温创制字母，受印度悉昙影响，胡僧研制等韵，形成以韵图为体裁的音位学。运用音素字母分析书写汉语文献的最早是唐代时期的于阗字母和藏文字母，运用音素字母最早全面分析描写汉语音系的是元代的《蒙古字韵》，制订汉语罗马字译写官话音系的是明末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但一直没有引起汉儒的充分兴趣和系统模仿，以致古音学研究一直在音类归纳中摸索，还得等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构拟中国古音。直至乾隆年间的贾存仁才明确提出汉语音节“头、颈、腹、尾”的四分法，近人刘复补充“神”，详尽的声韵调分析法才最终完善。直至西学东渐，西洋传教士制订汉语方言字母和19世纪末的切字运动，才使音素分析法逐步传播。[31]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中国人最终接受了西方的音素论思维模式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长期以往，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学者趋之若鹜，论著汗牛充栋，一再提出西方“理性思维”的分析性、精密性、实证性和逻辑性，中国“悟性思维”的整体性、模糊性、顿悟性和意合性的特点，但是从来没有进一步提出：是什么缘由形成了这两种思维类型？在以往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讨论中，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根本性的支点。对于西方本原学术的研究，仅停留在古希腊哲学上面，从未试图进一步揭示西方本原哲学结构模式的由来，更不了解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术的最早缘起，应当到最初的文字类型即对语言结构的自发分析中去寻找。既然语言不仅是认知世界的主要工具，而且语言本身就是认知世界的主要行为和成果，既然语言模式与思维模式具有相关性、与哲学模式具有同构性，既然人类史以文字的出现而界定文明前后，那么只有揭示出音素论与音节论这一根本差异，才能找到文明史以来东西方文化发展方向不同的本原依据。也正是依据这一线索，有史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一系列差异的形成缘起得以揭示。如果“打破沙锅问到底”：语音结构的继起性与共起性又是从何而来呢？依据目前历史语言学和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只能回答：生存环境和原始经济方式决定了新石器—金属时期祖先语言结构的走向，最初的微小变易引发了后来逐步形成的巨大差异。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本原或传统差异的比较，本研究只是一个冷静的、系统的分析，并没有任何贬褒色彩；本研究重在揭示东西方文化的本原或传统个性特征，并非否认人类文化也具有深层共通性。假如有外星智人来到地球，他们会认为这种差异可以忽略而统称为“地球人模式”。尽管如此，东西方文化本质差别的课题研究，其价值仍然在于为了早日走出困扰了中国几百年的现代化或世界化问题的怪圈。除非被迫中断或者主动毁弃而导致文化转型，在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中，任何类型文化的自在发展都“万变难离其宗”，现在只是过去的延伸，未来只是现在的发展。如果存在所谓文化基因的移植和交融，也是一个极其漫长而痛苦的、吉凶未卜的曲折整合动程。
   

只有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密码DNA，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3000年来的过去中国、恰当描写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中的16—20世纪的近现当代中国，更为重要的是——预见21世纪世界化进程中的未来中国。

注释：
[1]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1991年。
[2]商代始称“商中”，周代称“国中”、“原中”，后演变为“中国”、“中原”。
[3]“方”的古义是“邦”。
[4][法]皮埃尔·韦尔南（J.P.Vernan）《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98页，三联书店1966年。
[5]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问题》，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一）》，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
[6]屈小强等《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7]一人为“人”，人与自然的相对； 二人为“仁”，人与人际的联系。“仁”之义“爱人、忠恕”。
[8]关于继起性和共起性的概念，参见余志鸿《语言的继起性和共起性原理》，《文字与文化丛书二》》光明日报出版社1887年。余文注：继起性和共起性的概念引自桥本万太郎。
[9]汉语的“词”古代叫“名”，与word性质不同。如同orange在英国指“橙子”，汉译为不同于orange的“橘子”。
[10]转引自理查德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92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
[11]虞愚《因明学》，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Organon今译《工具论》。因明的“五分作法”即五支式，后改为三支式。
[12]宋文坚《西方形式逻辑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3]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47—7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胡适《先秦名学史》（李建钊等译），66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
[15]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112和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16]“仪”、“宜”同词，即“义”、“意”，与“象”同义。
[17][18]朱晓农《秦人逻辑的任意性和旁推法的两种推理模式》，《走向新世纪的语言学》，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朱另有《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1期。
[19]转引自[英]罗宾斯（R.H. Robins）《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参见李振中 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61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21]参见崔连仲《从佛陀到阿育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22]参见[美]马基德·法赫里（Majid  Fakhry）《伊斯兰哲学史》（陈中耀译），47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2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二）》，4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二）》，4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5]季羡林《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序》，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26][27][法]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12—14页，三联书店1996年。  
[28][29] [30]参见王耀华《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
[31]李葆嘉《论华夏汉人的原初音节证音法与反切法的产生》，《南京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

原载：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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