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子愉先生曾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加以统计，制成此表（见所撰《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载《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八号）
向来谈到唐诗，都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一古老的分法，有它相当合理之处。关于初、盛、中、晚的分法，一般是以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先天元年（712），约九十余年，为初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到代宗永泰元年（765），约五十余年，为盛唐。由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敬宗宝历二年（826），整六十年，为中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到昭宣帝天祐元年（904），约七十余年，为晚唐。从前引施先生所制的表中可以看出，七言绝句和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一样，在四唐中数量是一直上升的，而其中初唐七言绝句占全部七言绝句总数百分之一强，盛唐占百分之六弱，中唐占百分之四十一弱，晚唐占百分之五十一强。这当然不能说明七言绝句的质量愈来愈高，但可以证明它的数量愈来愈多，这一诗体愈来愈为诗人们所乐于使用。
以下我们略述四唐七绝诗发展的轮廓。在每一个时期中，它们是各有其不同于另一时期的情况的。
在初唐时代，整个诗风沿袭齐梁，律诗开始成熟，绝句律化也在这时期开始完成。当时的诗人似乎还没有十分注意这种有远大前程的体裁，所以产生的数量不很多，也没有专以七言绝句擅长的作家。但这并不等于说：初唐的七言绝句没有它的特色。概括地说，它的这一时期的特色就在于它处在一个成长期中，在形式上，它尚未完全律化，诗人们既不十分注意声律严整，对偶工致；在构思上，也没有力求用意深刻，出语惊人。他们在用这一诗体写作的时候，往往随情涉笔，并不刻意经营，而自具浑朴自然之美。这种特色，到盛唐以后，反而由于它的成熟而减少了，好像一个成年人不能再回到他的童年一样。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七绝凡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这是很有见地的话。他所引的王勃《蜀中九日》、杜审言《渡湘江》、张敬忠《边词》，的确是并不着力，而意境自然，风格超妙。它如杜审言的《赠苏书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都是传诵人口的；而王翰的《凉州词》，则被王世贞《艺苑卮言》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作品之一。可见七言绝句在初唐时期，虽然“风调未谐”（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语），而别具韵味；虽然作者不多，而颇有名篇。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唐人七绝诗的良好的开端，为后来的许多专家杰作的出现准备了优越的条件。不但在推动七言绝句的发展方面有它的功绩，应该加以重视，即就本身而论，也仍然是有它的价值的。
自玄宗开元以来，进入了盛唐时代。由于近百年来人民的努力，国家强盛了，经济富厚了，给唐诗也带来了一个繁荣时代。这时的诗歌如日中天，百花齐放，作家辈出。七言绝句也在初唐的基础上走上了新的道路。
在许多作家中，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王昌龄。王昌龄在当时有“诗夫子”之号，如果以他的全部诗歌创作来说，是名不副实的，但专就七言绝句来说，则当之无愧。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出现得最早的以七言绝句名家的诗人之一。
在王昌龄的七绝诗中，反映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是极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他非常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她们的痛苦，代她们发泄了苦闷的心声。如《长信秋词》中“金井梧桐”一首写她们长夜的寂寞，“奉帚平明”一首写她们失意的悲哀，“真成薄命”一首写她们虽曾一度受宠，随即又被抛弃的不幸命运。对于这些不幸的妇女们，诗人是饱含着同情的眼泪来描写她们的。王昌龄是首先以七绝诗成功地揭露了当时宫廷妇女的悲怨生活的作家，后来以宫词著名的王建、王涯，就是在这一方面的继承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王昌龄七言绝句说：“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谓之唐人《骚》语，可。”固然在他的许多赠别言情之作中，也具有这种特色，但在其宫怨诗中，这种特色更为突出。
盛唐是唐帝国对外战争以及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比较频繁的时代，士兵对保卫祖国的忠诚和对侵略战争的反感，人民的和平生活和战争的矛盾，在王昌龄诗中的反映也是丰富的。其中有的写出征士兵的乡愁和家中妻子的离恨，如《从军行》中的“烽火城西”、“琵琶起舞”等篇；有的写士兵爱国的热情和战斗的英勇，如《从军行》中的“青海长云”、“大漠风尘”等篇；有的写对于当时将帅的指责，如《出塞》中的“秦时明月”等篇。他从各方面体现了从军士兵们的矛盾而复杂的感情，绘制了当时战争生活的丰富图景。
王昌龄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的手法来反映深刻的思想感情，特别耐人寻味。例如“奉帚平明”一首，并不明写宫廷妇女怨恨自己不如别人，而只从侧面抒发美丽的容颜还不及丑陋的寒鸦那么幸运的感慨，具有“含蕴无穷”（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语）之妙。“秦时明月”一首主旨在指斥当时将领庸碌，不能卫国，致使士兵长年征战，却只从对于古代名将的赞美和向往立言，也同样显得意味深永。就艺术形式方面而言，以组诗的形式来扩大七绝诗的容量，使它以短诗而具有长诗的长处，王昌龄也是最早的试验者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诗人之一。
李白是祖国诗坛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不屑拘于声偶，所以其集中古体诗多，今体诗少，律诗尤其少。他自己并说过带有复古意味的“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的话（见孟棨《本事诗》）。但在创作实践中，他的律、绝诗的成就仍然是很高的，就绝句说，王世贞甚至认为：“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他曾以七言绝句组诗来抒写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等。在这些诗中，他把写古诗的手段用来写小诗，形成一种特殊面貌。但是其成就最高的还是一些赠别、怀古、游览之作。
李白性格豪放，有凌越世俗的精神，但对于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他仍然是非常热爱的。如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写对朋友别时的留恋和别后的怅惘，《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则对不幸的友人倾吐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都是极其感动人的。他笑傲王侯，蔑视权贵，所以和普通人民容易发生真诚亲切的友谊，这从《赠汪伦》等诗中可以看出来。这位诗人对于历史上的盛衰兴亡，也有很强烈的感慨。如《越中怀古》、《苏台览古》等篇，都就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凄凉作了鲜明的对比，以鹧鸪、杨柳、江月这些古今常见的景物，来衬托人事的变化无常，通过对万古常新的大自然的描写，来暗示统治者富贵荣华的不可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李白对于祖国壮丽的山河极为爱好，同时，他阔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气概是和这些景物融洽无间的。因此，他描绘自然景物的诗篇也非常出色。如《下江陵》写白帝的高峻、江流的湍急、航行的轻快、两岸风景的幽美，都确切鲜明，使人如亲历其境，而且诗人俊爽英伟的形象也融入景物，体现在诗中了。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李白七绝诗的风格特征，如胡应麟《诗薮》所说：“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厉九霄意。”也如《唐诗别裁》所说：“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这些评语并不夸张。在不少的七绝诗杰作中，李白那种天马行空般的精神面貌和行云流水般的艺术手段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的无意求工而自然入妙的作品，对于美感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同样的魅力。
王昌龄、李白是两位同时齐名的七言绝句大师，如卢世㴶《紫房余论》所说：“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世贞、胡应麟也有类似的看法。批评家们对于这两位诗人的七绝诗虽都极其推崇，也有将他们加以比较，企图区分优劣的。另外一些人则正确地指出：王、李之间，只有异同，难分优劣：“大概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词、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胡应麟：《诗薮》）“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叶燮：《原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比较客观的、可信的。
王维在盛唐诗人中，地位仅次于李、杜。他的诗无体不备，也无体不工。由于他的世界观和生活实践的限制，其成就虽不能和李、杜并论，但仍不失为诗坛重镇。他描写自然景物的五言绝句一向最为人们所称道，这里姑且不论。七绝方面，他最好的作品多数是反映诗人少年时代青春的活力和对于生活的热爱的。他抒写了自己的壮怀和豪气，表现出他对于政治的抱负和追求功名事业的雄心，如组诗《少年行》；而在另一些篇章中，则流露了对于亲属友朋的深情厚意，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等。兼有爽朗、缠绵之长，乃是我们读了王维七绝诗以后的主要印象。
这位诗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相当大，甚至于形成了一个流派。但他的追随者、继承者和欣赏者中的多数，似乎都忽略了他创作中积极的面对现实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扩大了他思想感情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我们今天对王维，是有必要加以全面的再认识的。
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古诗、律诗，世有定论。但对其七言绝句，批评家们却不无分歧的意见，如管世铭认为：“少陵绝句，《逢李龟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为之说。”而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则说：“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我们认为：杜甫七绝如《江南逢李龟年》、《赠花卿》等篇，声调情韵，和王、李诸家的区别是不大的，可见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写出那样的作品来，但由于追求艺术上的独创性，确实在这方面有意和另外一些诗人立异，而其成绩也很可观。如在题材方面，他创造了《戏为六绝句》这种论诗的体裁。在篇章结构方面，他运用古人写杂诗的方法创作了《漫兴》、《解闷》等组诗。在格律方面，不但时时突破当时已经固定的律化绝句的音节，采用当时民歌的声调；而且有的时候，还爱押仄韵，故意仿效唐以前的古歌谣。这对于宋代著名的江西派诗人黄庭坚等很有影响，李重华能够看出杜甫在七绝诗方面有意“别开异径”，是有见解的，但认为这种作品为“最得诗人雅趣”，则未免有些过分了。
除了上面所述及的诸大家外，在这一时期中，王之涣、岑参、高适、贾至等人，也曾写出过一些精彩的七言绝句。其中个别的作品，如王之涣的《凉州词》，甚至是非常突出的名篇。
中唐以来，七绝诗的作者更多了，技巧也更能为多数人所普遍掌握了。即使不大著名的诗人，也往往有一些动人的七绝诗传世。我们在这里仍只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来加以介绍。
首先，可以谈到李益。他在当时是以七言绝句负盛名的，许多作品曾被画为屏障，谱为歌辞。为了得到他的新作，乐工们甚至不惜以贿赂求取。由于早年功名失意，他曾北游河朔，依靠藩镇。历时十年的军中生活，使他创作了不少以边塞、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七绝诗。如写士兵思乡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写行军艰苦的《从军北征》、写边塞荒寒的《听晓角》、写中原扰攘的《上汝州郡楼》等，都是精警夺目的杰作。这是李益七言绝句中最有成就的一部分，它们成功地透露了中唐以来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局势和作家个人的身世之感。管世铭说：“李庶子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之伤心人不能至此。”这个评语很正确地指出了：李益的七绝中的悲壮声情，是特别感动读者的。
刘禹锡可以说是唐代除王昌龄以外，以最大力量来从事七绝诗写作的诗人。管世铭说他是“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李重华也认为他是王昌龄、李白以后最有成就的七言绝句作家，并非过誉。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诗体从民间上升到文人手中数百年以后，再开始主动地向民歌学习。他集中的《竹枝词》、《堤上行》、《踏歌词》、《浪淘沙》、《杨柳枝》等，就是其学习的成果。他不仅仿效这种民间形式和情调来写爱情，而且有时还用来写一些风土人情和劳动生活。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对于后来《花间集》中一些五代词人写风土的词，也具有启发作用。
刘禹锡继承了李白、杜甫写七绝组诗的传统，而发展得比他们更加完整和广泛，如《金陵五题》就是一例。他对于杜甫的七言绝句中已经出现的议论、讽刺等表现手法，也有所发展。如《与歌者米嘉荣》、《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等都是。这种手法又影响了晚唐的杜牧、李商隐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苏轼。刘禹锡卷入了当时的党争，宦途失意，长期贬官，这类的诗正是他自己政治生活的写照。所以陆时雍《诗镜总论》说他“深于哀怨”，“婉而多讽”，他的诗风简炼沉着，七言绝句也是如此。
元稹、白居易的七言绝句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的诗以浅显通俗见长，在七言绝句方面，也保存了这一特点。对于当时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他们写得很多，但却几乎全是用五、七言古诗来写的。尽管如此，这两位诗人以七绝诗描写的对于家庭朋友生离死别的悲感和其他日常生活，仍然非常真挚恳切，一往情深。如元稹的《六年春遣怀》、《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得乐天书》，白居易的《邯郸至除夜思家》、《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舟中读元九诗》等篇，都写出了自肺腑中流出的深厚感情。白居易的七言绝句，特别流畅宛转，比元稹的成就更高一些。
这时，七绝诗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型组诗的出现。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帝王宫廷生活。当然，由于作者的生活时代和出身阶级的局限性，有些不免是歌颂了这种腐朽生活的，但是同时也深刻地透露了宫廷生活的黑暗面，特别是宫廷妇女内心的苦闷，使读者对于那些锦衣玉食的女奴隶，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从而对于使她们陷于不幸的封建制度，感到愤慨。从王建《宫词》以后，继之而起的，有晚唐诗人曹唐的《小游仙诗》九十八首、罗虬的《比红儿诗》一百首、胡曾的《咏史诗》一百五十首等。这些作品，成就不高，但却扩大了七绝这种小诗的容量，值得注意。
此外，韦应物、张仲素、张祜、韩翃等，也各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时代的重要诗人，也是这一时期的七绝诗大家。杜牧生在藩镇割据的晚唐，颇有用世之志，立朝刚直，敢于论列时政，指陈得失，同时，还是个儿女情长的人。崔道融在《读杜紫薇集》一诗中写道：“紫薇才调复知兵，长觉风雷笔下生。还有枉抛心力处，多于五柳赋《闲情》。”很幽默地刻画了他这位前辈的精神面貌。七绝一体，是他的专长，横放近于李白，讽刺近于刘禹锡。如《过华清宫》、《过勤政楼》、《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等篇都能于小中见大，词浅意深。它如写情的《赠别》、写景的《江南春》，也是难得的佳作。
李商隐的七言绝句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以及“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施补华：《岘傭说诗》）的特点。这位诗人喜欢用典故，并且很会用典故，他的七绝诗也往往利用典故来展示他的感情，因而是比较难懂的。他另外有些作品，用意虽深婉，而语言却明白，就更为我们所爱好了。如悼念亡妻的《嫦娥》、讥讽统治者不懂用人的《贾生》，构思就很曲折（它们还不是李商隐七绝诗中最难懂的），而《夜雨寄北》、《离亭赋得折杨柳》，却又曲折又浅显，更使人荡气回肠。
在晚唐诗人中，温庭筠、韩偓、郑谷、韦庄的七绝也是有名的。在白居易等的影响之下，这时还出现了一些通俗诗人，如罗隐、杜荀鹤、胡曾等。他们有些七绝诗句，在长期流传中，都变成了古代社会上通行的成语，如罗隐的“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杜荀鹤的“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赠质上人》）就是。胡曾的《咏史诗》，为后来讲史所常引用，《三国演义》中就引过他三首，可见其通俗性和为各阶层人民所熟悉的情况。这些现象，说明了通俗诗在社会上流行之广，也说明了七言绝句是当时最流行的诗体。
宋荦说：“诗至唐人七绝，尽善尽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妇人女子，佳作累累。取而讽之，往往令人情移，回环含咀，不能自已。此真《风》、《骚》之遗响也。”（《漫堂说诗》）这一段话，很扼要地指出了唐人七绝诗的成就，及其作者的广泛性。对唐代许多七绝作家一一加以论述，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因此，宋荦这一总的赞语，就无妨引来作为我们的简单介绍的结束。
>节选自《唐人七绝诗浅释·引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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