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拜读了金理新的《上古汉语音系》,很有收获。
金认为:上古汉语是双音节语言,后转变为复辅音单音节语言,然后再变为带声调单音节语言。金考察汉语、藏语和印尼语,可以找到系统性的同源词规律,从这样的规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双音节的古印尼语最为古老,其次是含有大量复辅音的古藏语,最后才是古汉语。
所谓系统性,比如:上古汉语里,鱼、吾、五同音,都大约是“nga”这个音(在吴语里,现在还几乎同音),而在缅甸语里,这三个字也都发音是“nga”。可见,汉语与缅甸语有系统性的同源关系。
对于从双音节到复辅音单音节到带声调单音节的转变,我举个例子:
“风”的读音演变过程构拟:pal(e)m --> pl(e)m --> feng1
双音节 复辅音单音节 带声调单音节
旁证:
* 韩语风字读“palam”。
*《诗经》中多“飘风”,似为“pal(e)m”遗韵。
* 上古风神曰“飞廉”,岂非“pal(e)m”乎?
金的这个结论,让我不再疑惑于上古汉语到底是多音节还是复辅音,而其双音节(而不是泛泛的多音节)的结论又甚为合乎《诗经》四字一句的现象和汉语双字词和双字地名最多的现象。我猜测:在《诗经》时代,大约双音节正向复辅音单音节转变,这时候出现的大量的连绵词、双声词很可能不过是双音节词的拟音而已,为日后的一字一音节做了铺垫。
其实,双音节语言与单音节语言相比,词之间完全同音的概率低了一个平方量级,从交流来看基本可以无需声调。我们现在是一字一音节了,但就算加了声调,仍然有大量的同音字出现,于是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双字词、多字词,结果语言变得越来越具有“分析”的性质。
最后,把带“飘风”的四首《诗经》诗句贴在下面:
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伊谁云从?维暴之云。
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陈?我闻其声,不见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搅我心。
尔之安行,亦不遑舍。尔之亟行,遑脂尔车。壹者之来,云何其盱。
尔还而入,我心易也。
金认为:上古汉语是双音节语言,后转变为复辅音单音节语言,然后再变为带声调单音节语言。金考察汉语、藏语和印尼语,可以找到系统性的同源词规律,从这样的规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双音节的古印尼语最为古老,其次是含有大量复辅音的古藏语,最后才是古汉语。
所谓系统性,比如:上古汉语里,鱼、吾、五同音,都大约是“nga”这个音(在吴语里,现在还几乎同音),而在缅甸语里,这三个字也都发音是“nga”。可见,汉语与缅甸语有系统性的同源关系。
对于从双音节到复辅音单音节到带声调单音节的转变,我举个例子:
“风”的读音演变过程构拟:pal(e)m --> pl(e)m --> feng1
双音节 复辅音单音节 带声调单音节
旁证:
* 韩语风字读“palam”。
*《诗经》中多“飘风”,似为“pal(e)m”遗韵。
* 上古风神曰“飞廉”,岂非“pal(e)m”乎?
金的这个结论,让我不再疑惑于上古汉语到底是多音节还是复辅音,而其双音节(而不是泛泛的多音节)的结论又甚为合乎《诗经》四字一句的现象和汉语双字词和双字地名最多的现象。我猜测:在《诗经》时代,大约双音节正向复辅音单音节转变,这时候出现的大量的连绵词、双声词很可能不过是双音节词的拟音而已,为日后的一字一音节做了铺垫。
其实,双音节语言与单音节语言相比,词之间完全同音的概率低了一个平方量级,从交流来看基本可以无需声调。我们现在是一字一音节了,但就算加了声调,仍然有大量的同音字出现,于是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双字词、多字词,结果语言变得越来越具有“分析”的性质。
最后,把带“飘风”的四首《诗经》诗句贴在下面:
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伊谁云从?维暴之云。
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陈?我闻其声,不见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搅我心。
尔之安行,亦不遑舍。尔之亟行,遑脂尔车。壹者之来,云何其盱。
尔还而入,我心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