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电视剧很火，名字叫《唐朝诡事录》，里面的男主角苏无名破案无数，令人不禁心生钦佩。
巧就巧在，最近小侠在写武则天时，查阅了很多史料，其中《太平广记》收录了一则引自牛肃《纪闻》中的故事，让小侠看到了苏无名如何应对工作当中的“层层加码”。
大家好，我是五分侠，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桩大唐盛世中的“珠宝失窃案”。
故事是这样的：
武则天时，赏赐太平公主珠宝，值黄金数万两。太平公主收藏起来，年末去取时，发现珠宝全部被盗。太平公主把这件事报告了武则天。
“三日内，抓不住盗贼，就治你的罪。”
“两日内抓不住盗贼，就把你们处死。”
“一天之内必须抓住盗贼，抓不到，先处死你。”
吏卒游徼很害怕，但是找不到破案的办法，结果在街上遇到了湖州别驾苏无名，于是大家一起把他请到县衙。
游徼对县尉说：“找到盗贼了。”
苏无名快步走到台阶下，县尉迎上来问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到这里献计策来了。”
县尉训斥手下人说：“为什么诬蔑别驾？”
苏无名笑着对县尉说：“不要迁怒怪罪他们，他们或是有缘由的。我当官经历的地方，擒贼破案很有名。只要是小偷，到我面前，没有能逃过去的。他们这些人应该以前也有耳闻，所以把我请来破解困局。”
县尉很高兴，向他请教破案的方法。
苏无名说：“我和你去州府，你可以先进去说明。”
县尉同洛州长史讲述了苏无名的情况，长史非常高兴，走下台阶握着苏无名的手说：“今天遇到您，就等于赏赐给我一条性命，请您讲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无名说：“请你和我去求见天后，到时我将说明白。”
于是武后召见了他，问：“你抓到盗贼了吗？”
苏无名说：“如果委派我去抓贼，不要限定日期，并且放宽对府县的催促，叫他们暂时不要追查。还要把两个县缉盗的吏卒全都交付我指挥，我为陛下抓获盗贼，也不会超过几十天的时间。”
武后同意了。
苏无名告诫缉盗的吏卒追捕放缓一下，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一个月以后，到了寒食节这天，苏无名把缉盗的吏卒全都召集起来，跟他们相约说：“十人五人一伙，到东门和北门等候。如果看见胡人和他们同伴十多个，全都穿着丧服，相随着出城往北邙山方向去，可以跟踪观察并派人告诉我。”
这些人去等候，果然发现了一伙胡人。
他们立刻派人骑马报告苏无名，苏无名赶去察看，问跟踪的人：“这些胡人干了些什么？”
跟踪的人说：“胡人到了一座新坟前，摆设供品进行祭奠，他们哭泣却并不显得悲伤。撤了祭物以后，便围绕坟墓观看，喜形于色。”
苏无名高兴地说：“找到了。”就令缉盗的吏卒将这伙胡人全部逮捕，然后挖开那座坟墓。
坟墓挖开，打开棺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丢失的金银珠宝。
报告武后，武后问苏无名：“你是怎么抓住这伙盗贼的？”
苏无名回答说：“我并没有别的计策，只是会识别盗贼。我刚到京城那天，是这伙胡人抬着棺材假装出葬的日子。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盗贼，只是不知道他们把东西埋在哪里。现在趁着寒食节扫墓，我估计他们必然出城。因此查到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找到东西。盗贼祭奠后哭声不悲痛，说明墓中埋的不是人。奠哭结束，他们围绕坟墓巡看，大家相视微笑，是高兴坟墓没有人动过。先前如果陛下您催促州府和县衙破案，这些盗贼着急害怕，必然会取出珍宝逃走，而现在我们不再追查，他们自然放松警惕，所以没有把宝物转移。”
武后说：“很正确！”奖励给他金子和布匹，并且增加两级俸禄。
看完这则故事，小侠心里有三点感触：
一、苏无名是有真才实学的中层干部，侦查有技巧，做事懂方法，放长线钓大鱼是他能够缉捕胡贼的底层原因。
不同于洛州长史、县尉遇到任务时的慌乱，苏无名能够缉捕胡贼主要还是源于在湖州任职时积累的经验。
苏无名擅长识别盗贼，以破案闻名，这说明底子上苏无名的业务素质是十分过硬的。
比对来看，洛州长史和县尉这种大幅压缩任务目标时间，提高问责力度，企图通过传导压力来达到推卸责任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层层加码”。
导致层层加码的原因首先是“绩效管理”体制，传统的“绩效管理”着眼于“提高执行力”，强化“结果导向”，但却弱化了目标本身。
拿唐代来说，不同于汉代的基层组织任命方式，唐代的州、县掾属的任命均集权到了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署。
因此，对于下属制定任务时，为了能够提高执行效率、重视程度，往往就会导致”层层加码”的现象发生。
同时，“层层加码”看似是为了完成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反向避责”。
在目标设定的过程中，上级通常会要求下级立“军令状”，为了保证有安全边界，当任务指标继续向下传导时就会提高目标要求。
一方面这和上级对下级下任务时会抱有“求上得中”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假设县尉没有完成洛州长史“两日内抓到盗贼”的任务，则可以在被问罪时强调自己态度上的重视。洛州长史没有完成武则天“三日之内抓到盗贼”的任务时也可以此辩罪。
二、苏无名“真本事”的施展离不开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如果罔顾客观规律制定任务计划，就算苏无名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要求。
“珠宝丢失案”的目标制定是非理性的，忽视了客观事实与客观规律。
公主丢了珠宝，找到武则天告状，武则天大怒之下就制订了一个颇为严苛的目标，这种与客观规律不符的做法无异于把一道“无解题”推向了基层。这种做法除了彰显了武则天的威仪之外，无益于解决问题本身，也忽视了任务的本来目标。
话再说回来，假设今天丢的不是公主的珠宝，如果是老百姓的呢？
老百姓丢了珠宝，肯定先去报官，报官的机构就是直接负责侦破、抓捕的机构，通常情况来讲都会按照实际情况、客观规律进行查办。
暂且不论查案办案的效率如何，就任务目标的制定上就少了很多层的压力传导，客观上就会更符合自然规律，基层在接手案件时也就会更加注重客观事实而非“政治正确”。
因此，当任务目标的制定违背了客观规律时，假设没有苏无名的出手相救，不论洛州长史也好、县尉也罢，很大概率是抓不到罪犯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交差避免刑罚，就会极大可能的促发“冤假错案”的发生。本质上来讲，这也是基层在反制“层层加码”的传统手段——“层层注水”。
在这个案子里假设没了苏无名的出手相救，想必为了“保命”，游徼也会在一日之内拿个人来当“替死鬼”，这是常识，不是吗？
三、苏无名侦破珠宝案的事迹归于传奇，并不具有可复制性，这里很大的原因在于基层缺乏真正反制“层层加码”的手段。
牛肃把“苏无名侦破失踪珠宝案”记录在了《纪闻》当中，意味着其本身就具备着一定的传奇色彩。
苏无名固然在侦破贼盗案件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能够破此大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武则天的“讨价还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如苏无名一般幸运。
面对不合理的任务目标和“层层加码”、“层层注水”时，其实在体制上有至少四个层面可以着手修正：
第一，尊重客观规律。抓盗贼应该不应该？应该！但是“怎么抓”，“什么时候能抓到”，这就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而非机械化的下达任务指标。任务指标（绩效指标）的合理性不是靠下级来主动证明的，而是应当在上级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与下级进行充分的沟通，这才方可避免“加码”与“注水”现象的发生。
第二，加强法治化建设。“法”是行事基础也是底线，这一点的逻辑不可改变。只有“有法可依”，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的洛州长史、县尉和游缴在领“军令状”时才能直接对不合理的任务目标提出质疑与修正；
第三，加强监督和纠错机制。在实际工作发现不合理的做法要积极纠正积极反馈，摒弃“唯结果论”，不仅可以使任务目标不至于偏离，也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第四，扁平化机构。充分发挥能干事、干实事的基层，在体制上消灭“传话员”、“加码员”存在的基础。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道：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最后，“苏无名侦破珠宝案”并没有触动武则天，也没带来体制上的变革，历史很快地掀过了这一页，故事的最后也仅仅是以“赏赐了布匹与金子，增加了两级俸禄”而告终。
因此，这也就注定了“苏无名侦破珠宝案”只能是个“个案”，并不具备复制推广的效用，但这其中的经验教训却能为我们敲响警钟。
五分侠
2022年10月2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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