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李唐一代，政治思想无足与论，堪称贫乏。道、儒两家，均多承袭旧说，殊少创发。先论道家：玄宗时之元结，参合儒道，并不新鲜；僖宗时之无能子，继王充、鲍敬言之无君论，不过多些愤激之词；五代时之罗隐，略似葛洪之翻版，其思想兼避无君与专制两端，而折中于孟子之民本主义；至于紫霄真人谭峭，不过重复老子之慈俭而已。唐之儒家，继隋末王通而复振，势所必然也，盖魏晋南北朝之清谈误国也至深，人所共知，故唐太宗著《帝范》以教子孙，武则天著《臣轨》以训百官也。然唐之儒家代表人物，不过韩、柳两家，其人才凋零也如是。
563。“唐宋八大家”中，我唯一讨厌的就是韩愈。韩愈思想狭隘浅薄，空有卫道之心，且怀帝师之想，其忸怩矫情可笑之至。韩文佶屈聱牙，殊少自然风致，实乃心理纠结之表征。要言之，韩愈实乃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之典型代表也。
564。韩愈自诩为当世圣人，“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孔子之后，韩愈唯一服膺的，不过孟子一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荀子）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在韩愈看来，自己是孟子之后唯一之圣人也。
565。韩愈之政治思想，以《原道》《原人》《原性》《原鬼》《论佛骨表》等文为代表。韩愈虽高举孟子，但抛弃孟子之民本主义而倡尊君，孔孟若再生，必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换言之，在韩愈看来，君贵而民贱，人民离开君主，则一日不可活，君主失职，可以批评，但人民不承担义务，则当诛杀。操此种言论，还是儒家吗？
566。前世儒家圣贤，于君位传承尚贤，虽自禹始而传子，儒家论证颇多含糊，如孟子，不过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儒家本不愿为君权世袭论张本也。而韩愈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则认为：“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受位之子不贤怎么办？韩愈的辩护词是：“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这就是赤裸裸的为专制政治背书了。韩愈怕天下因争权而乱，不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争就不可避免，解决的办法不是取消权争，而在于为权争设计出公允理性之办法。韩愈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近代政治之权争，可以争而不乱也。
567。韩愈既自命为当世儒家之圣人，道统所系，故极力排斥佛老杨墨，尤其排斥佛老不遗余力。韩愈之所以排斥佛老，在于二氏“不服先王之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而观其驳论，多粗疏武断，殊少宽容风度。如其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士民之迎佛骨为“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灭佛骨之办法则为“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灭佛老之办法为“人其人（明令和尚、道士还俗），火其书（焚毁佛、道典籍），庐其居（将寺庙、道观变成民房）”。
568。韩愈虽自命醇儒，其实思想驳杂，与“醇”字毫不相干。他反对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认为墨家偏离正道，但又主张“孔墨并用”；他崇尚王道，鄙视霸道，但又称赞管仲、商鞅之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
569。韩愈既自命圣人，“习成文武艺”，自然就要“售与帝王家”，于是他自比千里马、从龙之云、麒麟，等而下之，则自比诤臣。为了求官，韩愈不惜低声下气给当权者写信自荐，自夸其才，自言其志，栖栖遑遑，忸怩矫情。韩愈文集中此类文章所在多有，直让人脸红不已，不忍卒读，不忍引述。我既悲其不遇，更悲儒家知识分子之宿命也。倘使目光向下，何至如此自辱斯文。另，批评韩愈干禄之心太重实非我之首发，欧阳修早已微讽之矣。
570。如果说韩愈道学气太重，以至让人生厌的话，柳宗元之思想则远比韩愈深刻，文风也比韩愈自然舒畅，盖柳宗元从不自命正统，而颇具思想家之异端性格也。柳宗元一反儒家之理想主义，认为政权之兴，在于有德有力者借强权以行公理，故君位非得自上天之赐予，也非民意之拥戴。宗元又以《封建论》破儒家对封建政治之迷信，可谓勇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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