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文
一
和不少同龄人一样，我的外国文学启蒙是从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开始的。大约十二岁的时候，经常神叨叨地背诵《欧也妮·葛朗台》的最后一页：“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行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气。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不过，更为激动人心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有时会想，关于音乐、关于爱情，也许整整一代人是从这部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罗曼·罗兰因为这部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如今看来，叙事宏大、激情澎湃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多属于19世纪，而不是一部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不过百余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半是授予了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品和作家。《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所以倾倒众生，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傅雷先生的翻译。他的译文是如此杰出，以至于中文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警句俯拾皆是：“人生的钟摆永远在两极中摇晃，幸福也是其中的一极，要使钟摆停止在一极上，只能把钟摆折断”。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位自诩杰出的青年翻译家说，傅雷先生等人“用今天的标准看，他们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外语有多好，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但是读他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他的中文大致如何。他大概根本不明白傅雷先生的中文根底之深，文字之美和有力。我至今记得傅雷先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版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少年时我至少读了三遍《约翰·克利斯朵夫》，每一次都感动不已，以至于后来我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时，更多是在贝多芬身上看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今我记得更清楚的是《贝多芬传》这本书本身，那是一本民国时代出版的竖版繁体字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书已经相当旧，有不少页角已经卷损。就是在这本书的译者序，我读到了傅雷先生沉痛而有力的一句话：“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此后的岁月里，总有一些时刻让我想起这句毕生难忘的话。
在禁锢的年代，地下流传的书籍更为神秘诱人。后来读史才明白，禁书的魅力自古有之。明清两朝、英国的维克多利亚时代都是道德书禁严厉的年代，然而色情文学、爱情小说都十分顽强地生存下来，留下了许多作品。我的少年时代大多数文艺作品都成了毒草，只有八个样板戏在播放，《金光大道》、《艳阳天》、《激战无名川》等几部小说摆在书店里，于是一代人或者在文化沙漠，或者在地下读书中成长。越是来自遥远国度，或者越是难以入手的书籍，就越令人难忘。几十年后，同龄人在一起回顾各自的阅读史，会不约而同想起傅雷先生翻译的小说与传记。大抵在不少人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欧洲经典，其次是苏联文学，再其次是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最后是所谓“十七年文学”吧。这一排序也无意中说明：文学的价值也如同这世间其他一些重要价值一样，自在人心，无远弗届，历久弥新。
在春雨菲菲的夜晚，背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用《人民画报》的一张对开页包了书皮的《贝姨》、封面已经不见的《无头骑士》。最令人欢欣不已的，是四十年代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第一册，不仅是竖版，而且书名也不是后来再版时改的《基督山伯爵》。这一本书说好在我家只停留24小时就传给下家，为此我第一次彻夜不眠读小说。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取书的快乐，和那个年代的街道一起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是一丝怅惘，一片对傅雷先生和老一代翻译家的膺服。
读过《贝多芬传》后不久，我就听说他和夫人双双自杀的情景。大人告诉我：“千古艰难惟一死”。以死拒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二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少年阅读史往往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且也多少折射出他所经历的时代。我小时候没有上学，识字是通过父亲给我读《三国演义》小儿书，我稀里糊涂背诵下来开始的。后来开始阅读当时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1969年九大时我已经能够很轻易地阅读大会公报了。家里的书虽然没有被抄走，但是抄家时书柜被贴了大“叉”字封条，不敢去打开。书籍很贫乏，以至于我读《育婴常识》、《赤脚医生手册》都津津有味，最早的生理知识都是从这两本书来的。还是在八十年代初，一位女友问我：“你怎么从来没有读过童话”？我当时不知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喝了酒，突然激动起来：“我他妈的根本就没有童年”！
铁狮子胡同1号大院三栋红楼的屋顶都是巨大的平台，平台被1米高的墙围起，五个单元都有楼道通往楼顶。夏天看星星，“五一”、“十一”看放烟花；平常的日子里，孩子们窜上窜下，捉迷藏或者官兵捉贼。然而50年前的那个冬天，所有单元门忽然都被松木板钉了个严实。据说是有人穿过平台逃跑，也有说是有人从楼顶跳楼自杀，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不了了之。我六岁的智力还不足以明白什么是死亡，更不用说什么是自杀，但是那一年我不仅经常听到这两个词，还有一个场景一直盘桓在记忆里，挥之不去，却又不知道是否真正发生过：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一个从楼顶平台跳下来的人躺在那里，一群大人孩子在围观。我好像也是围观者之一，但是个子矮看不见，挤不到前面去，心里很着急。然后就被一个大人从后面揪住领子，抓回家去了。
后来我和几个住在铁一号大院的年长者确认当时有哪些人自杀，是怎么死的，每个人的说法都有一些不同。是否有一个人从楼顶跳下，脑浆迸裂在空地上，他是谁等等，终究没有定论。不过我也由此知道，在那几年大院里发生过多起自杀，著名者有从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到北大中文系教授，再到人民大学任新闻系副主任的蒋荫恩先生。人大新闻系的业务实力，根基主要由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班底，为首者就是蒋先生，他年轻时也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我对蒋先生全无印象，倒是随父亲去过不少次新闻系主任罗列和甘惜分教授家，他们都是革命报人出身，也年轻一些，扛过了暴风骤雨，而蒋先生没有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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