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
——吕思勉：《中国通史》
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与出轨有关的现象。
第一，整个社会的出轨率大为增加，这一点在一些社会学调查中均有发现。
第二，尽管女性总的出轨率仍低于男性，但女性出轨率上升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男性。如根据黄盈盈和潘绥铭在《21世纪我国女性的多伴侣行为变迁之分析》中公布的“中国成年女性的多伴侣自报发生率”数据可知，2000年处于婚姻状态（初婚/再婚）的女性自报多伴侣发生率从7.1%上升到31.8%。
本部分试图对以上两种现象进行经济学解读。
经济学中的需求定理这样认为，价格（代价）越高，需求越少。现代社会出轨率增加是对出轨行为约束减少，即出轨代价的下降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轨”逐渐无罪化。在古代中国，丈夫有权对出轨的妻子和奸夫实施死刑。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无私事，出轨行为会对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在现代社会，出轨逐渐由法律规范变成个人道德问题，社会舆论对出轨的态度也日益放松。从“私通”到“出轨”，描述婚外恋词语的意义逐渐中性化。甚至社会舆论会对一些在婚内生活不愉快的男性或女性的出轨行为持同情态度。出轨的非罪化减少了出轨的代价，出轨行为也随之增加。
2、出轨机会的增加。在非现代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庭内分工的常态，女性的活动领域被束缚在家庭之内，很少有发生婚外情的机会和环境。如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所出现的人物除四人外，皆为男性。在婚外男女性间接触很少的社会中，男性又像防盗一样防着女性出轨，女性出轨出现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女性就业范围逐渐从家庭内劳作转向那些涉及室外工作和外出工作的职业，婚外男女性之间接触的机会大量增加，保证男女授受不亲的成本也随之上升，出轨的机会较之以前大大增加了，出现婚外恋情进而感情或肉体出轨的几率也大为增加。
3、在古代社会，因避孕技术有限，出轨经常因为婚外生子而暴露。但在现代社会，随着避孕技术的进步，除非是刻意追求，出现婚外生子的现象大为减少，出轨暴露的几率也随之减少。对此，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就这样写道：“在避孕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性交和怀孕密切相连，对怀孕的恐惧足以阻挡女性把性作为一种乐趣来享有。现在避孕技术的应用，使性交和怀孕彻底分离，女性再也不用担心性交会带来怀孕。这些都大大地刺激了非婚性行为与婚外性行为的发展。”不光如此，避孕技术的进步也间接地减少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这种依赖是因连续怀孕造成的），因此也就减少了女子以允诺保持贞洁来换取男性供养的激励因素”。
4、在古代社会，因交通条件的限制，个人生活圈子有限，出轨后被发现的概率很高。但在现代社会，随着交通和网络的发达，男女性接触的范围大为扩展，实施婚外性关系的成本减少。尤其以网络为媒介的网恋和“一夜情”等被周围发现的概率也很小。据广州日报2010年12月15日报道，美国婚姻律师学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著名社交网站Facebook已经成为婚姻的破坏者，美国20%的离婚案件与其有关。英国一家法律公司2009年的调查也显示，20%的离婚案件是由Facebook引发的。现在，包括Facebook在内的社交网站已经成为所有离婚案件中最主要的婚外情取证来源。
5、在非伴侣婚的条件下，结婚大多基于夫妻乃至双方家庭在经济上的互利，出轨意味着经济上互利关系的破裂，这会对夫妻乃至双方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在伴侣婚的条件下，爱情在夫妻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面临着爱情消退的问题，当某一男性或女性周围出现一个自己更爱而且更爱自己的人时，出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因此，在现代以爱情为基础的伴侣婚姻会比传统以利益为结合基础的非伴侣婚姻有着更大的出轨行为。
6、性的需求是人的本性。在古代社会，男女在性刚成熟就结婚，性的需求大多通过婚姻内的形式解决。而在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男女结婚年龄提高，处于妙龄的单身青年男女会采取种种方式解决性问题：婚前同居是一种，和已婚的男女发生婚外情则是另外一种。因此，单身男女的增加扩大了婚外情市场，也增加了婚外情发生的概率。
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加也是导致婚外恋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社会，除商人等个现代婚姻别职业外，社会流动性不强，很少会出现夫妻间长时间分开的情况。但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性增强，可能造成夫妻长时间不在一起，不少男女会通过婚外途径解决性问题。在中国，近几年留守妇女的婚外恋和婚外性关系成为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7、婚姻的本质是男性和女性间的一个交易，即女性通过贞洁换取男性对女性及其子女的保护和经济支持。这反映在传统社会，男性在外面有婚外性关系的现象较多，而女性则相对较少，社会上对男性的贞洁要求较低而对女性贞洁要求较高。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大规模地从事市场劳作，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地位，对男性的依赖下降，即女性已经不需要通过守贞来换取男性对自己和小孩的经济支持。对此，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这样写道：“在保护妇女和儿童中，男子扮演的角色越大，社会就会越强调女子的贞洁；因为除非男子确信他们保护的是自己的孩子，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愿意扮演这一角色。如果妇女不需要男子来保护自己和孩子，她们就无须对男子的这种偏好做出让步。”这就意味着随着女性走向社会，女性发生婚外情的成本得到快速的下降，而且下降的程度要大于男性。
8、在传统社会，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保险有赖于家庭内部保险，女性对男性依赖度非常高。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家庭中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女性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脱离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这同样导致了女性不需要通过守贞来换取丈夫的经济支持，也意味着女性发生婚外情的成本下降。不仅如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男性的婚外性行为也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波斯纳在《性与理性》中就这样写道：“特别是在一个有慷慨的社会安全网络来保证没有父亲抚养的孩子得以存活的社会中，一个男子的最佳生育战略也许是把自己的有限资源用来抚养他的合法孩子，同时又生一些自己完全不抚养的非婚生子女，甚至是把自己的所有生育资源都用于非婚姻市场，并且把他必须承担的，抚养子女的全部负担都转移到纳税人身上。”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男性和女性的婚外性行为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9、中国现阶段的男女比例失衡减少了女性出轨的成本。在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下，男性，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能娶上老婆非常不易，而且在其周围又有大量的可替代自己的同性，因而对于女性的出轨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防止婚姻关系的破裂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此，在现代社会，女性大规模地走向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造成了女性对男性依赖的下降，女性不需要以贞洁换取男性的保护，加上社会对婚外恋的日趋宽容和发生婚外恋信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使婚外恋的现象日趋增加。相对于男性，女性发生出轨的成本下降得更多，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女性出轨率的增加速度要大于男性。
尽管从偏好的角度看，“并不是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过婚外情，而是每个人都想尝试” （斯蒂芬·贝利主编：《两性生活史》），但是否发生婚外情取决于现实约束。现阶段，婚外情不断上升是婚外情成本不断下降的结果。在《两性生活史》中，斯蒂芬·贝利同样直率地指出：“现在，婚外情不再受制于历史流传下来的严格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是可以用天平来衡量，可以根据是否有利可图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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