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最高明的手段，莫过诛人诛心。只有达到诛心，才能实现最高程度的“可控机制”和“长效机制”。唯有诛心，才是所谓“上兵伐谋”，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取人城池。于是，在生意里，诛心之术，也成为了最顶级的赚钱手段。生意，本身是一种需求的流通，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因此，生意大多数时候，是一种需求的满足。但是，一旦对需求的破译，进入到人性层次，便进入到了深层的人性窥探。如果又对这种窥探所得，进行一系列的编码，那么，就进入到了诱导和规训层面。于是，这种窥探，就成为了一种“诛心”。而诛心的目的，便是进入到需求操控。一旦完成需求操控，也就意味着，这门生意，已经成为了人心毒药。第一种，卖给底层以幻象，达成精神寄养，成为抚平现实创伤的麻醉剂。第二种，卖给中产以意义，进一步鼓动他们自视甚高的欲望与野心，为迎合那远远超出现实能量的“意义”，最终以抽筋扒皮的方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这两种生意的共同特征，都进入到了人性的深层需求层面，并把这种需求以可能的方式进行编码，以形成对需求的迎合。迎合，而后愉悦。愉悦，而后依赖。依赖达到上瘾，便完成了“长效机制”。其中，前者实现迎合的底层逻辑是，制造底层匮乏，然后以掺杂了各种“突破匮乏”的消费逻辑，使对方达到暂时的精神镇痛，并进入到一种摆脱匮乏的假象之中。后者，则是以鼓励的方式，甚至是以捧杀的方式，让他们进入到一种“被标配”的范式中。并且，这种标配范式，往往能以堂而皇之的姿态，登堂入室。也就是说，关于“标配”的有意编码，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共识。因为，它设计的标准，始终会以更美好的方式，更看得起你的仰望姿态，在用尽全力地托举你。如果在某个程度的个体，不能进入这个标配范式，那么，这个个体就要被“落后”了，已经不具有绅士风度，或者说所谓的新兴精英的标签了。这种“标配范式”的编码手段，一方面以不断迭代升级的标准，定义着群体阶层；另一方面以“被淘汰”式的群体“势利眼”，来达成一种对“不合作者”的威胁。因此，相对于对底层的精神毒药式的粗暴操作，第二种生意，则进入到了一种压力式的围剿，一部分是自身跌落中产的恐惧，一部分是来自环境的评价压力。于是，中产的生意，始终是伴随着“更美好、更高端、更品位”的美好期待的。结构，从形成到进入稳定期，本质是对群体的区分进入到了基本的界限分明期，也就是已经在“区分机制”上，进入到相对固定的范式之中。只要“区分机制”的范式，进入到相对固定期，那么，也就意味着系统流动路径，已经进入了泾渭分明的时期。也即进入到，市面上大家所说的固化期。越固化，不同结构中的群体习性，就越难进入到迭代升级的可能。习性固化，个体所能触达的信息，不仅减少，也更缺乏辨别的底层能力。于是，个体就在很大程度上，被锁死在了结构之中。因此，处于不同结构层的群体，就有了所谓的“群体性格”。这种性格的底层要素是：遗传基因、教育氛围、可触达的资源、活动边界等等。当这些要素越进入到逼仄和狭隘，个体就越受困于结构。因此，个体的绝望和希望，本质都是结构中生成的。结构性绝望，即结构的密不透风。结构性希望，即由结构的结构性调整，而带来的路径缝隙。前者，是进入到了资源流动和利用效率极低的状态。后者，是进入到资源流动和利用效率的全面变革和迭代升级的状态。当结构处于前者时，赚钱手段中的诛心之术，其实是基于焦虑和困兽模式的围剿。而当结构处于后者时，此诛心，则是顶着彰显美好、享受优越性而来的循环收割。这两门生意，之所以成为最赚钱的生意，是因为市场足够大。而这个市场，也是由结构决定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是，这个“道”，到底为何道？君子身怀利器，此“利器”，又为何器？此君子，又何为君子？我们总是在追寻意义，只是，不知，一切的意义，不过是为了图得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并希图用一点点的“确定性”，来抵抗无边的虚妄。而诛心之术的杀伤力，则在于打破个体的“确定性”，并代之以被设定的“确定性”。即所谓心智殖民，修改编码。穿梭于红尘，静默无声，不问意义，护住心念，于岁月淹没中，苟且完一生。一如如来，无来，亦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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