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弱者的“众怒”消失，强者的“话语能力”才开始

无名者，无法说话。

所谓无名者，即大多数，或者大众，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却几乎都过着一种纯粹个别化的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极为类似，但是，每个个体的生活，却没有什么联结。

因此，无论是所谓大多数，还是大众，不过是这个群体被赋予了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命名。

命名，一旦没有意义，那么，所指向的个体必然没有意义。而这种意义的衡量，都是基于政治的考量。或者说，有了大众这个群体的出现，才使得政治得以出现。因为，大众可以以某种可能的偶发的聚合力量，而使得原先超然笼罩的秩序，中断了。

于是，大众被赋予命名，不过是顶着虚名，成为了政治的一个部分。既然是虚名，就没有话语能力。因此，他们总是在听懂话语的同时，却又因为没有话语能力，而陷入卑微。

正是基于这种显著的生存境况，才有了所谓的道德和人文关怀。其实就是不给你实利，但用尊严来弥补绝然不对等的话语能力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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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人文关怀，只能治表。

或者说，道德和人文关怀，其实是专门给弱者的。这就像一种弥补，里子没有给你，面子还是要给你的。

因此，道德和人文关怀，总是在强调真善美，强调人人无差别，于是，每个系统都存在着对不同区分机制中成员的要求。这些要求，往往体现着如何更好地消弭群体间的差别。差别越小，系统运转的阻力，似乎可以更小。

而群体差别越大的系统，则越容易形成各种隐性的规矩。对于这些系统而言，维护隐性规矩，就成为了保持系统顺畅运转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就像人类历史上的两套秩序，一套是显性秩序，也叫道德秩序；另一套是隐性秩序，也叫利害秩序。

前者，是专门生产出来，并且进入宏大叙事模式，来最大可能营造一种无差别的系统生态，因此，其主要功能是疗愈，是情绪价值。

而后者，是只能放在桌子底下的，是不能给人看的。它就像某种武功秘籍，或者是某种算法，最终都是指向实利的，是与生存挂钩的。与生存挂钩，必是赤裸裸的，一般吃相都不好看。

因此，桌子底下有东西的，一般都不会大张旗鼓地去昭告天下。这无异于是戳破了形成差别的本源。于是，差别越大，犯的忌讳就越大。犯的忌讳越大，众怒就来了。

而所谓众怒，其实是因为最后的遮羞布被扯掉了，即无名者能了解话语，却不拥有话语能力。

而道德和人文关怀，就是那一片风雨飘摇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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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把桌子底下那点事，摊开来的人，要么是蠢，要么是别有用心。

但凡能有个桌子藏东西的人，一般都是进入游戏规则的人。而往往既得者，都会形成强大的群体属性，他们心照不宣，说话和气，手段霹雳。

说话和气，是没有成本地表达“无差别”。因为他们深谙弱者的软肋：可以吃亏，但不能没有尊严和面子。他们用虚幻的尊严和面子，来掩盖内心的虚弱和实利的匮乏。

而习性和路径的规约，最终使得这种虚弱和匮乏，成为了无名者最大的心病，或者说是耻辱感。

当话语能力越匮乏，这种耻辱感就会越深重。而道德和人文关怀，其最原始的目的，便是为了舒缓这种耻辱感。

而手段霹雳，即说是那样说，但该这样做的，还得这样做。

百度公关事件，实际上就是把本该是桌子底下的那点东西，摊开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规则和私人生活之间，本来就是两个范畴的东西。而规则的背后，皆为利害。没有利害，便不生规则。利害越大，规则越苛刻。而规则一定是向下的。

当拥有话语能力的个体，把规则和规则之下个体的私人生活相关联，如果说出来的还是规则，那么，就有了扯掉遮羞布的嫌疑，摆出了凌驾的姿态。于是，差别，就被放得更大了。

规则之下的个体，因为话语能力的匮乏，因此，不得不服从规则。他们被动纳入到这个区别机制之中，囿于匮乏，而不得挣脱。于是，道德和人文关怀，就成为了唯一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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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还有众怒，就一定是话语能力匮乏者，仍众。那么，这就仍将是一个持续差别化的系统。

一如对道德和人文关怀需求越大的时候，往往便是真正的道德和人文关怀越匮乏的时候。

而当无名者不小心遭遇到桌子底下的那点东西的时候，如果，他们仍深感羞辱和愤怒，那么，便一定是差别的裂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