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研究】方证相应说源流

方证相应，源于仲景。《伤寒论》以方名证，如“桂枝证”、“柴胡证”、“柴胡汤证”、“柴胡汤病证”等提法凡十一处，是为“方证”一词之起源。今所存大论三百九十七法，皆病下系证，或证中含因，因中示机，或证因并列，因机互陈；其证下列方，方随证出，药随方列者，凡二百六十一条。论中第三百一十七条通脉四逆汤方后注“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1]之语，可谓“方证相应”之肇源。然其书出不久，即因战乱散佚，后经晋·王叔和撰次整理之《伤寒论》条文，证论载于书前而方药列于篇末，甚不利于检阅学习也。
及至唐代，孙思邈搜集仲景旧论，精研数十载，始发现此弊，于是遵仲景原意，将《伤寒论》重新整理编撰，按病分证，证下列方，方随证立，证并方呈，所谓“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医者但视方证相符，便可按证施方，甚是方便。如孙氏于其著作《千金翼方·卷九》一篇序文中云：“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仓卒易知。”[2]即是当时情况。后世医家，凡学仲景书者，皆仿此“方证同条”之法，孙氏可谓“方证相应”之功臣也。
至宋·刘元宾采撷《伤寒论》主要方剂，撰《伤寒括要》二卷[3]，编次伤寒证候三十一种，均以方名证，每证名下编排是方所治条文，下列方剂，其书突破六经框架，使方证相应，更便于临证检索应用，亦为“方证相应”做出贡献。
比刘氏稍晚之医家朱肱亦从学仲景而著《类证活人书》二十二卷[4]，其书简称方证为“药证”，如书中“药证说”云：“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临证“审知某证者某经之病，某汤者某证之药”，提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并主张“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首，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朱氏除注重方证相应外，亦强调审证求因，并主张方与证间除有的对之症侯外，还需有的对之病机，两者皆相符合，方可应用，若“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对“方证相应”及临证加减之法做出了明确阐述。又如张蒇为该书所作序文中云“得此书者，虽在崎岖僻陋之邦，道途仓卒之际，据病可以识证，因证可以得方，如执左契，易如反掌。”亦可作为“方证相应”之诠注。
与刘、朱同时代之孙奇、林亿、高保衡等，亦注重“方证相应”，其所校《伤寒论》沿用药王“方证同条”之法，并在其后校正之《金匮要略方论·序》中提到“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5]三贤治学严谨，卓见不凡，是得“方证相应”之奥妙者。此二书后经明·赵开美公翻刻印刷，始得流传至今，即今之所见宋版《伤寒论》也。
至金·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论》四卷[6]，书中“药方论”部分选《伤寒论》方二十首，均先详论主治，后按方证别注君臣佐使，详析各自配伍，更引《内》、《难》理论加以阐发，亦为“方证相应”之一员。
至清代，柯琴著《伤寒来苏集》八卷[7]，其书《伤寒论注》部分“证因类聚，方随附之”，汇集六经诸论，集成一帙，以经类证，以证名篇，以方名证，方证隶于六经脉证之下，于每一基本汤证后又列相关类证，如变证、坏证、疑似证等，皆加以注释，并分经阐述本证主治、变治、随症治逆等法。柯氏云“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充分体现仲景“方证相应”之学术思想。
又有清·尤怡著《伤寒贯珠集》八卷[8]，将《伤寒论》原文逐条注解，并以六经为纲，以治法为目，以方类证，提纲挈领，调理通达，不囿古人，其法分为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及温法、清法、下法等十余类，于每法之下各列相应方证，使方从法出，法随证立，各证各选相应方药，随证治之，实用性极强，尤氏可谓运用“方证相应”之巧者。

与柯、尤同朝之徐大椿著《伤寒论类方》四卷[9]，系积三十年研究仲景之学而后悟之作，并反复修改七年，五易其稿，乃无遗憾。是书编排“不类经而类方”，将《伤寒论》方分为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散类、四逆汤类、理中汤类、杂法方类等十二类，于每类方剂之下，列该类方剂证治诸条，方以类从，证随方列，重点论述各方证病机治法，并讨论同类诸方随证加减变化之异，使后之学者可以随方求证，按证选方，尤便于临证运用。徐氏在书中写道：“此书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也”，“盖因误治之后，变症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不论从何经而来，从何经而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岂非至便之法乎？”“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证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证相合，然后施用”。俱是对“方证相应”之精辟论述。又如其为尤怡《金匮要略心典》所撰序文中写道：“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审的，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不亦异乎？”[10]亦是对“方证相应”之巧妙比喻。徐氏深刻揭示仲景“方证相应”学术思想，堪称“方证相应”之大家。
与徐氏同时代之日本江户时期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亦服膺仲景之学，极力推崇“方证相应”，并在其著作《类聚方》[11]中明确提出“方证相对”一词，认为《伤寒论》“惟方与证耳”，并指出：“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毒，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毒”，“视毒之所在，随发其毒之证而处方”，“证异于毒之所在，则因其异而异其方。”东洞强调方证相对，方随证转，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按方类证、定证定方、多方合用等诊疗原则。可惜其只述方证相对，不论病因病机与方药医理，如其在《方极·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不论因也”，谅非仲景原意。其后之医家汤本求真著《皇汉医学》一书[12]，更使“方证相对”成为汉方医学之主流。
近代医家如曹颖甫、陆渊雷、张锡纯、祝味菊、恽铁樵、包识生、范文甫等，在中医危急存亡之际，亦竭力提倡“方证相应”，如陆氏云：“前贤述作，说理虽多逞臆，其凭证用药则经验所积”，“中医之治疗有特长，其理论则多凭空臆造，仲景不尚理论，正是识见胜人处，后人斤斤于风邪寒邪伤卫伤营之辨，而不在病证药方上着眼对勘，皆非善读仲景书者。”[13]前辈医家们或谨遵古法，或衷中参西，皆各自对“方证相应”进行发挥演绎，积极开展方证研究，为保存中医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名医如岳美中、吴佩衡、范中林、胡希恕、刘渡舟、叶橘泉等亦支持“方证相应”，如岳美中先生于早年临证效失参半时重新研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后云：“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之实验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是祛疾之利器。”[14]胡希恕先生亦提出：“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15]又如刘渡舟先生云：“经方为证而设，证之下必须有方，方之上亦必须有证”[16]，“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17]诸前辈医家临证皆善用经方，在方证识别与古方今用方面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为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代医家如邓铁涛、朱邦贤、谢鸣、高钦颖、熊兴江、王阶、冯世纶、张长恩、余国俊、黄煌、顾武军、刘观涛等亦皆提倡“方证相应”，或论证“方证相应”之内涵，或阐发“方证相应”之外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使“方证相应说”更趋于系统科学，逐步走向完善具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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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张仲景撰,何任,何若苹整理.金匮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6] [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7] [清]柯琴.伤寒来苏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8] [清]尤怡.伤寒贯珠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
[9] [清]徐大椿.伤寒论类方[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0] [清]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1] [日]吉益东洞.类聚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81

[12] [日]汤本求真.皇汉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13] [民]陆渊雷.伤寒论今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14] 岳美中.岳美中医学文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
[15] 胡希恕.中医临床家胡希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
[16] 刘渡舟.“经方”溯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22(1):7
[17] 刘渡舟.方证相对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