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红军长征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字的出现频率大约是最高的，那就是“饿”。
从某种程度上讲，走完长征的每一名红军，都堪比尝百草的神农，甚至犹有过之——毕竟皮带、棉絮之类的东西，就算神农见了，恐怕也没有下嘴的想法。
这就是红军在过草地时的“主食”
粮食都如此紧缺，烟酒一类的嗜好品，更是稀缺得紧。就连毛主席、邓小平这样常年烟不离手的人，也免不了要靠树叶子过干瘾，其他人更是只能“自力更生”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却专门找到毛主席，开口便替一名连长要烟酒。
刘伯承元帅与夫人王荣华
刘伯承要得理直气壮：“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河！”
这个听起来神通广大的王耀南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天衔笔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1921年10月，江西安源煤矿的工棚里，住进了一个身材消瘦而高大的青年人。
从这个满口湘潭土话的青年人口中，这些终年劳作、满脸煤灰的矿工们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词，也第一次惊愕地得知，原来他们的命运并非天注定，原来他们才应当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们自然知道，这个青年人就是刚刚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毛泽东。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围坐在毛泽东周围的矿工中，有个不满11岁，小名叫做冬伢子的童工。
在许多年后，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王耀南。
同时属于他的，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外号：“工兵之王”。
王耀南将军
用现在的话来说，王耀南是个“煤三代”。
1898年，为了解决汉阳钢铁厂燃料不足的问题，著名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在江西萍乡筹办了安源煤矿。而王耀南的爷爷，便是最早进入安源煤矿的矿工之一。
彼时的煤矿，不仅工作环境恶劣到令人瞠目，安全保障更是近乎于零。每一次从地上下到掌子面，对于矿工来说，都是在阴阳界上转圈圈。
在当时的矿工看来，能够在自家床上咽气，已经是几世修来的福气了。
然而，王耀南的爷爷并没有这份幸运。在安源煤矿苦熬了半辈子之后，一次瓦斯爆炸，便将他永远留在了黑暗的地底。
更残酷的是，王耀南的父亲甚至没有多少时间来表示哀悼，摆在他面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少了一个人挣钱，剩下的人该怎么活下去？
于是，父亲的目光便落在了年幼的王耀南身上，让他也当了一名“炭古佬”（当时对矿工的蔑称）
旧社会的煤矿工人
来到煤矿不久，父亲便发觉了儿子的特殊：虽然干不了多少力气活，但面对那些能够开山碎石的炸药，王耀南不仅不怕，还似乎有一份天然的亲近，很快便熟练掌握了炸药的基本操作，成了矿上小有名气的“爆破专家”。
对于这个胆大包天的儿子，父亲除了有些担忧他的安全之外，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打算。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湖南青年人的话，早就在王耀南心中种下了一颗更加大胆的种子——
油画《秋收起义》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策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同时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支传奇的队伍中的第二团，主要成员都是安源煤矿的矿工。王耀南和60多名有爆破经验的矿工们一起，加入了这个团的爆破队，而技艺精熟的王耀南，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爆破队的副队长。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王耀南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到1930年春天，他已经是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的一名排长了，同时也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红军时期的王耀南
在这之后不久，王耀南接到了特务营营长的命令，要他火速到军团指挥部报到。
接到命令的王耀南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道：“指挥部要我去做什么？”
营长脸一板：“哪来这么多问题？这是朱总指挥亲自下的命令！”
听了营长的话，王耀南不敢怠慢，立马赶到了军团指挥部。在朱德的口中，王耀南听到了一个崭新的名词：“工兵”。
见王耀南一脸半懂不懂的模样，朱德和蔼地笑了：“我给你们谈谈组建工兵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
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这句话王耀南还是懂的。他挺起胸膛，大声说道：“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王耀南选出了一支不到100人的精干力量，组成了红一军团工兵连，由此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工兵的创始人之一。
王耀南和战友们搭建的长征第一桥——于都浮桥
作为我军第一支工兵队伍的领头人，在诸多历史时刻，王耀南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强渡乌江时的竹排浮桥、抢修仅剩数根铁索的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时为全军开路......这些都是王耀南和红军工兵们，靠着简陋至极的装备实现的奇迹。
而本文开头刘伯承之所以要替王耀南要烟酒，也是为了工作需要：在长征途中，工兵连经常要泡在冰冷的河水中架桥，全靠酒来御寒；而点燃一连串导火索，烟卷自然要比火柴方便多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王耀南和他的工兵连确确实实地做到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毛主席也对王耀南称赞不已：“你这个工兵王不简单！”
长征胜利了，王耀南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心里却不免有些遗憾——自打工兵连成立以来，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搭设各种各样的桥梁，而他引以为傲的爆破手艺，却有点派不上用场了。
这说起来倒也不奇怪：自从中央苏区开始反围剿作战开始，直到长征结束，红军主力基本都处于防御和运动战当中，对拥有厚重工事的城市展开强攻的战斗寥寥无几，王耀南自然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
然而，王耀南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全面抗战很快便打响了，他将要让日本侵略者亲身体会，什么才是“爆炸的艺术”。
抗战时期的王耀南
1940年8月20日晚上，在华北平原的各处重要据点上，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名留青史的“百团大战”就此打响。
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攻势，瞬间把驻防的日军打蒙了，求援电报雪片般飞向日军司令部，要求调集兵力支援。
然而，当日军火急火燎地登上火车，赶往各个被攻击地区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傻了眼：原本平整的铁轨扭成了麻花，路基上冒出了一个个爆炸留下的大坑，仿佛一张张大口，正等着吞噬他们。
看到自己倚仗的机动优势化为乌有，日军暴跳如雷又无可奈何，哀叹道：“（铁路交通）损失巨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而为这一切奠定基础的，正是王耀南。
原来，早在1939年，时任129师工兵主任的王耀南，便按照刘伯承师长的指示，参与制订了一份破坏日军机动优势、重点破袭敌方铁路线的作战计划。
这份计划送到八路军总指挥部后，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经过不断扩充和完善，才最终形成了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
作为这份计划最初的操刀者之一，百团大战打响后，王耀南被任命为战役的工程总指挥，成为了这场“爆炸秀”的导演。
根据史料记载，百团大战期间，在王耀南的统筹布置下，八路军各部共破坏日军铁路线470余公里，桥梁、隧道260余处，给气焰嚣张的日军狠狠地上了一课。
王耀南（铁轨中间穿军装者）指挥破坏敌人交通线
王耀南的出色表现，很快得到了彭德怀的注意。于是，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不久，彭德怀就给他下达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构筑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体系。
作为抗战期间八路军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向来是八路军总部领导的心肝宝贝。接到这一任务的王耀南深知责任重大，立刻带着几名骨干成员，奔赴兵工厂所在地，山西黎城县北部的水窑山。
当王耀南走进水窑山，仔细勘查了这里的地形后，不禁暗自佩服总部领导的眼光——这里群山环抱，四周都是羊肠小道，日军的坦克火炮等重武器难以施展，着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然而，在感叹之余，王耀南又隐隐感觉到了一丝危险。他在水窑山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才猛地意识到：这个易守难攻的宝地，实际上却是一把双刃剑！
黄崖洞兵工厂旧址
与部队驻地不同，兵工厂除了大批缺少战斗经验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从各根据地集中到此的40台机械设备，而黄崖洞附近崎岖的地形，使得设备和人员的运输、转移都极为困难。
换言之，当日军大举来袭时，一旦突破了外围防线，那么黄崖洞兵工厂就如同一个动弹不得的婴儿，只能束手就缚。
想到这一潜在的危险，王耀南登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之重。他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地雷。
抗战时期的铸铁地雷
对于地雷，王耀南本人并不陌生。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摆弄过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地雷，很快就被这个铁疙瘩的威力迷住了，只不过当时缴获有限，中央苏区军火制造能力又不足，才没给王耀南提供施展身手的空间。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当王耀南目睹了日军利用摩托化设备对付我军时，利用地雷打击日寇的念头便又冒了出来，如今好不容易逮住机会，自然跃跃欲试，想要就地实践一下。
但当王耀南提出在阵地前沿布雷的建议时，不少指挥员却提出了异议——在他们看来，地雷这种武器造价昂贵不说，而且不分敌我、谁踩炸谁，远不如手榴弹指哪打哪来的方便。
双方争执不下，这官司便一直打到了主持黄崖洞防御工程建设的总参谋长左权面前。
军政全能的左权参谋长
作为黄埔和伏龙芝两大军校培养出的高材生，左权自然明白地雷的作用。稍加思考后，左权便同意了王耀南的建议，同时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地雷可以布，但要想办法破解日军的排雷手段，特别要注意不能误伤老百姓！
听了左权的话，王耀南把胸脯拍的山响：“参谋长放心！要是出了问题，我提脑袋来见你！”
很快，证明王耀南豪言的机会就来到了——1941年11月初，从黎城县里涌出了20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地扑向了黄崖洞兵工厂。
然而，当他们刚刚接近兵工厂防御阵地的外沿时，便踩进了预先布设好的地雷阵。一串惊天动地的响声过后，日军前锋已经被炸得歪七扭八、哭爹喊娘。
趁日军惊魂未定之时，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特务团的战士们一起开火，没费什么周章，就把这股日军打回了黎城县城。
日军踩中地雷（影视剧照）
吃了大亏的日军不肯罢休，几天之后，他们又集中了5000余兵力，继续向黄崖洞扑来，大有不扫平黄崖洞不罢休的势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吃了地雷苦头的日军学了乖，在部队最前面赶上了一大群羊，想要用它们来对付地雷阵。
在日军的驱赶下，羊群很快便涌进了地雷阵，但日军预想中的大爆炸却没有发生，一切静悄悄地，仿佛地雷全部消失了。
见一切平安无事，日军放下心来，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但紧接着，便是响起了一连串“咔哒声”，将无数满脸问号的日军炸回了老家。
摸不清头脑的日军指挥官暴跳如雷，竟然想出了一个极为狠毒的主意——他们用刺刀威逼着老百姓，让他们充当人体排雷器。
然而，熟悉的剧本又一次上演了：同样一条路，老百姓走过时便安然无恙，可只要日军一踩上去，就是一顿猛炸。
这一来，日军彻底懵圈了——八路军究竟掌握了什么技术？！
其实，这一切都是王耀南提前预设好的“连环套”——
在布置地雷阵时，王耀南便考虑到了，日军很有可能要利用动物硬闯的方式来排雷。
在当时的山西地区，最常见的动物就是羊。王耀南便提前调整了压发引信的力度，使得羊这样的小型动物无法触发引信，只有人或更大重量的动物才有可能引发爆炸。
同时，针对日军有可能驱赶老百姓趟雷的情况，王耀南在特务团里专门挑出了一批心灵手巧的战士进行训练，让他们熟练掌握了将压发引信改换成拉发引信的技术。
这样一来，当特务团侦察到日军强迫老百姓开路的情况时，便能够迅速更换引信，等到老百姓通过雷场后，再利用拉火的方式引爆地雷。
这种作战方式，经过四处流传，最后凝聚成了一句经典台词：“不见鬼子不挂弦！”
在王耀南千变万化的地雷阵协助下，八路军特务团以1300余人的兵力，成功顶住了5000余日军的进攻，不仅为黄崖洞兵工厂顺利转移争取了时间，还以166人伤亡（其中40余人牺牲）的代价，消灭了近千名日军，打出了1:6的伤亡比，堪称一场经典的防御战。
这一战过后，原本对王耀南有所疑虑的指挥员们都服气了，纷纷竖起大拇指：“王主任不愧搞了一二十年爆破，不成神也成精了！”
然而，这些夸奖的话语，并没有第一时间传到王耀南的耳朵里。因为此时，他已经离开129师师部，跑到晋察冀根据地去了。
王耀南之所以离开师部机关，起因还是左权参谋长的一席话——
当黄崖洞防御工事完工后，对地雷战念念不忘的王耀南再次找到了左权，想让他帮忙在八路军总部推广地雷战。
听完王耀南的讲述，左权说道：“你的想法非常好，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次工程中，有一些指挥员也不支持你的办法？”
左权这一问，倒把王耀南问住了，他吭哧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见王耀南窘在原地，左权反倒笑了：“你是工兵大王，地雷在你看来不算啥。可我们的指挥员不一样，有些人连地雷都没见过，你这么空口白牙的说，他们能信服吗？”
紧接着，左权又加重语气说道：“照我看，还是要拿出事实来，他们才能信服嘛！”
左权的一席话，登时点醒了王耀南——要想让前线的指战员相信地雷的作用，还有什么比亲自现身说法更好的办法呢？
于是，回到129师师部后，他立即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亲自到一线去推广地雷战。
恰巧就在此时，早已久慕王耀南大名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上门求贤，两人一拍即合，王耀南当即走马上任，背上行囊和一箱地雷样品，来到了晋察冀军区。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元帅
虽然来到晋察冀军区之前，王耀南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深入到一线战士当中，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许多指挥员不愿使用地雷——
彼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到了第4年，大量新兵、民兵加入到抗日队伍当中，虽然壮大了自身力量，却也使得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
根据史料记载，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八路军主力团战士百米内卧姿射击的命中率基本维持在80%上下，可见有相当数量的优秀射手存在。
而仅仅2年之后，时任晋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司令的秦基伟将军便发现，就在自己的警卫排中，就有大概40%的战士射击成绩不合格，甚至有不少班长连步枪上的表尺都不会用。
在枪不离手的状况下，这些新兵的操作水平尚且如此不理想，让他们使用危险系数更大的地雷，那效果更是难以想象了。
秦基伟将军
为了使这些新兵和民兵们尽快掌握地雷的布置和使用技巧，王耀南操碎了心，经过反复琢磨、实践，他终于搞出了一套“情景教学法”——
在推广地雷战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村庄，王耀南便领着技术骨干登上戏台，有人演八路、有人扮日军，绘声绘色地表演在各种场景下日军踩到地雷的场景。
这种新鲜教法，不仅战士们爱看，就连老百姓也看得津津有味，每当“日军”被“炸死”时，战士和百姓们便拍手叫好，纷纷要求“日军”再死一次。
经过这样反复的表演，再加上王耀南和技术骨干们在一旁“实时解说”，晋察冀军区的战士和民兵们很快消除了对地雷的恐惧心理，慢慢掌握了地雷的各种埋设技巧。
不仅如此，王耀南还根据晋察冀军区缺少生铁资源的现状，发动民兵自造雷壳，一时间，洋油筒、茶壶、大石块......甚至是夜壶都被民兵改造成了克敌制胜的利器。
手捧土造地雷的民兵
在王耀南的带动下，晋察冀军区掀起了一场“爆炸运动”的热潮，上到6、70岁的老人，下到10余岁的儿童团员，人人会埋地雷，村村会造地雷，让日本侵略者陷入到了地雷的海洋中，更是涌现出了诸如爆炸英雄李混子等一系列英模人物。
与此同时，晋察冀的地雷战也很快传到了晋绥、山东等各个根据地，此起彼伏的爆炸巨响，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撞得更加响亮。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王耀南功不可没。
“工兵之王”的称号，虽然给王耀南带来了无限荣光，但同时也见证了他浸满鲜血的付出——在长期与地雷、炸药打交道的过程中，王耀南双耳丧失听力，身负重伤5次，伤残多处......以至于在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不久，便因病修养了5年之久。
虽然满身病痛，但当祖国需要他时，王耀南将军还是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工兵专家到前线考察，提出了依托坑道工事防御美军的建议，回国之后，他又拖着病体，担任了华北军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京津唐一带建立了牢固的永备工事，为首都打造了一面牢不可破的巨盾......
更重要的是，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军事教育片《地道战》、《地雷战》时，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王耀南将军担任了影片顾问，将这些宝贵的记忆化成了影像，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王耀南（前排左一）现场指导地雷战剧组拍摄
1984年11月3日，缠绵病榻数年的王耀南将军永远阖上了双眼，在其弥留之际，他叮嘱家人的最终遗言，却是要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研究......
这就是我们的开国元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脊梁！
谨以这篇小文，向人民解放军的“工兵之王”、王耀南将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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