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卢沟桥头炮声震地，火光烛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突然进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举国上下表现出了同仇敌忾的气概。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9月4日，原红军援西军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九师，全师共1.3万余人。
按照军委的命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零团，连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脱离第一二九师建制，留防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九师准备出征的人数是9160余人。
随后，宣布了干部名单，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为政委），倪志亮任参谋长，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其实，刘伯承和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的一二九师渊源并不深，为什么让他担任师长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1，1937年1月底，为打通国际交通线派出的红西路军在甘肃倪家营子陷入困境，军委特地组建援西军救援，以刘伯承为司令员。
而援西军主体就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现在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避免临阵换将，原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成为一二九师师长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2. 长征时发生过草地分家事件，刘伯承因种种原因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随后被张国焘明升暗降，从参谋长调到红军大学任校长。
刘伯承作为我军著名的教育家，对干部教学还是颇有心得的，课堂上把繁杂枯燥的军事理论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听得津津有味。
直到晚年，当年听过刘伯承在红大讲课的原一二九师将领王近山、王宏坤、陈锡联等人都夸奖：刘师长讲课，越听越有味道。
可以说，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中也算桃李满天下，让老师带学生东进抗日正好合适。
3刘伯承在援西军担任司令员期间，恰逢中央开展批判张国焘运动。刘伯承对于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的个别干部，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耐心与干部谈心，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博得了干部的一致拥护。
可以说，一二九师的原红四干部，对刘伯承是既服气也拥护的。
担任一二九师师长后，刘伯承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难题，就是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序列中去，相当一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
他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又历尽艰险长征到陕北，几乎个个都是九死一生。多年来眼看着许多亲人、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炮下。
红军改编会场
改编的消息刚一传开，红军内部就产生出一股怨恨、困惑、沮丧、委屈的情绪
有一次，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有位干部站起来，冲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
刘伯承让他坐下，启发大家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
“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都闹回家，谁去抗日？革命多年，应该有起码的觉悟。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9月6日，正是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的季节，可这一天却显得有点特别，一清晨，天低云浓，细雨点点，援西军所属部队，陆续向设在石桥镇的会场开进。
不一会儿，雨点密起来，滴在人们脸上，感到冷飕飕的。陈赓和李达商量，打算请示师长，大会等天晴了再开。
他们刚商量妥，就见刘伯承、张浩带着一群人骑着马来了，军装已被淋湿。
刘伯承问：“你们干什么去？”
“报告师长，雨越下越大，是否……”陈赓正要提出请示。
“不行。”刘伯承神情严肃，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决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改编和出征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必须按时举行！”
“是！”陈赓和李达拨马回头，执行命令去了。
雨点成串地落下来，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随着一连串此起彼伏的口令声，队伍迅速地移动、调整着，刹那间，近万人面向检阅台，列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
检阅台很简陋，野地里竖起四根立柱，上架几块木板，立柱外侧贴上了标语。
刘伯承、张浩等立在检阅台上，无遮无盖，任凭风吹雨打一位参谋找来雨衣给刘伯承披上。
刘伯承说：“你知道为将者应当'冬不衣裘，夏不张盖’吗？”参谋赶紧将雨衣收起来了。
陈赓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刘师长讲话。刘伯承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的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也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
随后，他谈到了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的意义。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
“同志们，对改编这件事需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
他拿岀一顶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把那顶黄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岀命令：“现在换帽子。”
随着他的话音，全师人员一齐戴上了黄军帽，把换下来的红军帽仔细折叠起来，揣进怀里换帽之后，举行了授旗仪式。刘伯承一一拿起各旅、团的大旗，授到指挥员们的手里：
阅兵仪式开始了部队顷刻间变换了队形，分列广场四周准备受阅。刘伯承和张浩、宋任穷乘马绕场一周，一一检阅了第一二九师的各支部队。
这时候干部战士看到刘伯承全身湿透，两腿紧夹马身，腰板挺直，右手标准地行着举手礼，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不禁产生由衷的敬意。
刘伯承已经四十五岁了，从投身辛亥革命起，出生入死几十年，带着一身创伤。如今肩负师长重任，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处处率先垂范。
联想到他在长征中率部一路过关夺隘，到左路军、援西军后带兵、练兵等样样受人称道，大家对今后在他领导下进行对日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9月20日，刘伯承接到毛泽东的电令，要第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依托太行山开辟根据地。
刘伯承对着地图审视着敌我态势，他十分佩服毛泽东及时改变战略部署的决策。
他知道，日军正采取迂回战略，八路军主力如还集中在4省交界的狭小地域，有被兜击或隔绝的危险。
而3个师呈鼎足之势分置于山西的3块山地，就一下子进到了日军的侧翼，进退有据，便于互相策应、支援，更有利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
正在这时，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第一二九师，声称要面见刘师长，一来访故叙旧，二来有公事相商。
刘伯承把李达找来，对他说：“乔茂才我在川军供职时认识，多年没有来往，这些年的情况不清楚。你先去接待一下。”
李达按照刘伯承的意图会见了乔茂才，彼此互通姓名，略事寒暄后，乔茂才就急着说出了自己的使命，是前来递交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
命令指出：第一二九师不必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是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作战。
李达感到事关重大，便把信交还给乔茂才，对他说：“乔参议，这个命令理当由你亲手交给刘师长为好，你先在这里休息，等我请示刘师长再来告诉你。”
李达立即把这些情况向刘伯承做了汇报，刘伯承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找我叙旧是借口，分明是想消灭我们八路军。”
说着，走到地图跟前：“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不但对大局无补，而且很容易被日军隔在太行山以东，形成孤军深入之势。”
沉思片刻，他又说：“这是个大阴谋，蒋介石想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啊！”
李达问：“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刘伯承笑着说：“很简单嘛，给他吃个闭门羹，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他就回去了。”
乔茂才一连等了几天，一直见不到刘伯承，只好灰溜溜地向李达告辞走了。
1937年9月中旬，刘伯承接到军委的命令，要他率第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到晋东南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
他决定率先遣队先行，以便在师主力到达前了解和掌握敌、我、友三方的情况，保证及时进行作战和开展工作。
先遣队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组成，鉴于参谋长倪志亮还未到职，他把参谋处长李达留在后梯队协助张浩工作，师前方指挥所只有几名年轻的科长和参谋：
经过五天的夜宿晓行，过澄城，穿合阳，10月5日，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芝川镇。
芝川镇渡口是秦晋黄河的一处要津，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一五、第一二零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渡河的。
刘伯承带着参谋到渡口察看，只见河面约有5里宽，湍急的水流夹带着泥沙翻滚直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仿佛是一条怒不可遏的黄色巨龙。
他命令参谋去找船，几个参谋顺着河岸跑了好远，连一条船的影子也没见着。
刘伯承让参谋去把芝川镇的国民党地方官找来，参谋从赌场里找到两个管渡口事务的官员，进得门来，这两个官员嘴里嘟嘟嚷嚷的，显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刘伯承劈头就问：“你们这里为什么不备好船？”两人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们不知道贵军今天要过河，实在抱歉明天一定想办法”
刘伯承本来就痛恨这帮作威作福、为霸一方的国民党官吏，见他们国难当头，仍一味醉生梦死，不由得火冒三丈，便使劲一拍桌子，厉声喝问：“你们认识我吗？”
两人不明所以，忙说：“不认识，不认识。”
“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位参谋从旁介绍。
“知道，知道。刘伯承将军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今日得见，非常荣幸。”两人连忙点头哈腰地恭维着。
“啪！”刘伯承又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声色俱厉地说：“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别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们，我们是奉了蒋委员长、阎司令长官的命令，要渡过河去晋北前线抗日的，我们大队人马必须明天上午全部过河，限你们两个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要是贻误了军机大事，我就把你们两个当汉奸论处！”
“是，是，是。我们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船按时找来了，刘伯承连夜安排渡河，一位参谋问正在指挥渡河的刘伯承：“师长，我可从来没见你发过昨夜那么大的火呀？”
刘伯承哈哈大笑：“我在旧军队里待过，知道国民党的作风，他们欺软怕硬、媚上压下，吓唬他几下子，他就知道八路军不是好惹的了，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船到中流，刘伯承指着两岸耸峙的大山，对大家说：“祖国的大好河山，岂容日寇的铁蹄来践踏！我们出师就是要狠狠打击他们。”
一路上，刘伯承反复思考如何迅速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游击战的战术水平。
他很了解自己手下这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过来的队伍，富有英勇果敢和坚决执行命令的战斗作风，但战术上比较粗糙，而且习惯于运动战和阵地战。
要使部队尽快转变到游击战争的轨道上来，掌握基本的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一套战术，非花一番大气力不可。
他利用宿营、行军间隙等机会，召集师前方指挥所和第七六九团的干部谈话或讲课。
一次，他跟干部们说：日本侵略军是武装到牙齿的军国主义军队，他们除了有飞机、大炮外，还有战车、装甲车，甚至可能施放毒剂。”
“敌人的本质是虚弱的，会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应该充分估计到。我们到太原领到防毒面具后，我来教你们使用。”
“我在苏联学习时练习过，不过第一次我没戴好，气被憋得出不来，眼泪直流，可是吃了苦头。”
一席话说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通俗、易记，干部们愉快地接受下来了，
又有一次，刘伯承把干部召到村头、说：“我来跟大家讲一讲沙盘作业。”
他用泥沙塑成山包，用绳子做道路，又用眼镜代替“敌人”，用茶缸当“部队”，结合地形讲解伏击战术：
我们下一步跟鬼子作战，主要是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伏击将是最基本的战斗方式。
部署和指挥伏击战，地形要选险，如隘口、崖底、洼地等；进攻队形要横宽，不要摆纵深；火力要集中，纵射、侧射交叉使用；时机要选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讲完后，他强调指出：“千万不要小看沙盘作业，小范围的作战预先用它摆一摆，可以做到心中有数，打起仗来把握就大得多。”
10月9日，七六九团到达侯马，侯马是同蒲铁路线上的一个大站。几经交涉，阎锡山拨来了一列火车，并发给了一批给养和被装，还有几十支旧枪和少量子弹。
当天夜里，刘伯承率领部队乘上了火车，刘伯承总喜欢把自己的指挥位置往前靠，上了火车，他坐到第一节车厢里，第七六九团分坐在后面几节车厢里。
刘伯承指示团长陈锡联从车头到车尾拉上电话线。他对身边的干部说：
“火车上要不搞好前后的联系，后面的车厢掉了还不知道，车厢掉了被后面开上来的机车撞上，那就要坏大事。我们就这么点本钱，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疙瘩，容不得半点疏忽。”
1937年10月11日中午，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太原。列车运行途中，遭到日本飞机的空袭，不得不组织部队疏散隐蔽，又耽误了半天时间。
先遣队刚刚住下，刘伯承就去见阎锡山，交涉粮、弹补充等事宜。
阎锡山起身相迎，说：“伯承兄，我正等你来商谈军务呢。”刘伯承说：“阎长官，本师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特来拜访。”
“欢迎你师加入晋东北战线，忻口形势紧张，外围支撑点嶂县已失，原平也于昨日陷落，我们正面防御的部队受到日军很大的压力，希望你师能配合我们打几仗。”
“本师赶来前线，就是要配合友军作战的，只是我们武器太少，又很陈旧，弹药也奇缺，每人平均还不足三发子弹：请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枪械弹药。”
“伯承兄，对不起得很，我的武器弹药都发完了、部队都在打仗，抽也没法抽。”阎锡山回答说。
“阎长官一点也不给补充，太说不过去了吧，这恐怕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吧、对本师作战也不利呀。”
阎锡山装出一脸苦相，辩解说：“伯承兄不要误会不瞒你说，我们眼下也很吃紧哪，我们在阳坊口的军械库让日本人给端了，枪弹也难以为继，望伯承兄多多体谅我的苦衷。”
刘伯承又说：“阎长官，本师初到山西作战，总得有个后方基地，请在昔阳划一块山地供我们安置伤兵。”
阎锡山回答：“这件事我还定不了，昔阳归娘子关方向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管辖，到时候你去跟他商量吧。”
刘伯承步出阎公馆的大门。随从参谋走过来，报告说：“去省府秘书处要华北军用地图，他们答复说都被前线拿走了，只给找了几张省版的地形图，这分明是故意刁难……”
刘伯承说：“阎锡山这个老滑头，真是拔毛也要过秤靠他们靠不住，还是靠我们自己。”
第二天，刘伯承把陈锡联找来，对他说：“日军北沿同蒲路攻忻口，东沿正太路攻娘子关，显然是两面会攻太原。太原最终是守不住的。阎锡山已经准备向黄河西岸搬家，说明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
晚年陈锡联（左）
顿了一顿，他又说：“你们团的任务是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我们师抗日的第一仗就看你的了。第一仗可打小一点，但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出师的首战胜利特别重要。”
陈锡联根据刘伯承的指示，率第七六九团于次日清晨向指定地点开进，两天后到达目的地代县以南的苏龙口一带。
苏龙口南距忻口百余里，位于忻口至大同公路的东侧，是侧击日军的理想地点。
陈锡联通过侦察发现附近的代县、阳明堡等地已被日军占领，日军的汽车整天在这一带公路上运输兵员、辎重飞机从阳明堡方向轮番起飞，轰炸忻口友军防御阵地。
他判断飞机场就在阳明堡周围，于是带着第二营营长孔庆德、第三营营长赵崇德，爬到濾沱河南岸的一个山头上观察。
人抬眼一看，对岸日军机场历历在目：机场位置在阳明堡镇以南，机场里准备起飞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
刚刚降落的飞机则由汽车牵引到停机坪的一角检修，机场里活动的人员并不多，走下山来。
他们又设法找到阳明堡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解，证实机场守卫兵力不强，只有200人左右，警戒也比较松懈。
因日军初到中国战场，还没有重视后方戒备，但阳明堡镇驻有不少敌人
经过研究，陈锡联决定夜袭机场。他想起刘伯承一路上的指示：注重影响，抓住战机，机断专行，首战必胜，心里更充满了信心。
10月19日夜，陈锡联率第七六九团开始行动，由第三营袭击机场，第一营袭扰嶂县，牵制驻在该县的敌人，第二营为预备队.
第三营突击队的指战员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摸向机场，爬过了铁丝网，飞机的庞大身影隐约可见他们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继续向飞机接近.
100米、80米、50米、30米……眼看着手指快要触到机身了。
突然，日军哨兵的枪响了，守卫机场的日军慌乱地射击起来，有几个坐在机舱里的飞行员也被惊醒，连忙打开机头上的机枪，盲目地放起来。
指战员们毫不迟疑，一部分人冲上去，对付日军的警卫部队，进行了短促的射击后，接着开始了肉搏；一部分扑到了飞机旁
“快往飞机肚子里甩手榴弹！”赵崇德及时下达命令战士们把一颗颗手榴弹扔进机舱，端起枪“砰砰”地朝机身扫射。
顷刻间，许多架飞机被击中起火，火势腾空而起，很快燃成了一片火海
这一仗，烧毁飞机20余架，歼敌百余人，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减弱了它的攻势，有力地配合国民党的防御作战.
第七六九团付出了伤亡10余人的代价、年仅23岁的第三营营长赵崇德不幸光荣殉国，
刘伯承接到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捷报，异常兴奋，赞不绝口：“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
后来，刘伯承对这次战斗做了总结，特地指出了其缺点：
一个团只有1个营用于突击方向，其余部队没有用上，殊为可惜，另外，夜间联络记号未严格运用，在与敌混战时无法识别。
1937年10月19日阳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刘伯承赶到平定县城以东的马山村，与前一天开到的第三八六旅会合。
他准备率该旅侧击进犯娘子关的日军，支援防御娘子关正面的国民党友军作战。
刘伯承通俗地解释了“侧击”的意义和方法：“日本鬼子人多装备好，很愿意跟我们硬拼，可我们偏不这样干，而是打它的侧背。”
“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我们目前就是用的这一打法。”
他还结合平型关战斗讲到了作战的组织指挥：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侦察清楚，地形选择好，抓住日军狂妄、疏于戒备的弱点，采用伏击方法，就可以克敌制胜！”
10月21日，刘伯承赶到娘子关以南的柏井国民党友军第三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向他吹牛说：
曾万钟
“我军守军凭借窑洞式半永久性工事和钢骨水泥永久性火力进行防御，娘子关的守军随时准备出击支援，这样部署，日军是难以从娘子关突破的。”
刘伯承却摇了摇头：“日军肯定也知道从正面攻不下娘子关，如果他们来个避实击，往南迂回，袭击你们右翼，那就麻烦了，你们必须火速派兵占领，严防日军偷袭。”
曾万钟并没有接受刘伯承的建议。
果然不出刘伯承所料，日军在正面进攻娘子关失利后，派出第四十旅团5个大队进行右翼迂回，迅速占领了石门。
当晚，向南迂回的日军发现了集结在附近的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
日军故意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秘密通过，绕过第七七一团的警戒线，然后突然袭入第七七一团的阵地。
当时，夜袭夜战是红军—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因为夜袭对军队的组织度和纪律性要求很高，国内军队中只有红军能做到，所以红军在内战期间一般不会加强夜间戒备。
他们不知道，鬼子兵素质很强，而且也擅长夜战，在忻口战役中，国民党军屡屡丢失重要山头，就是吃了被鬼子夜袭的亏。
在鬼子夜袭下，第七七一团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被迫分散撤出了阵地。
这时，刘伯承恰好赶到，立即指挥随带的部队投入战斗。
日军受到生力军意外打击，大为惊讶，而且当时是夜晚，指挥官也看不清八路来了多少人，于是见好就收，捞一把就撤。
第二天，第七七一团夜间被冲散的人员陆续返回来了，一清点，损失了三四十人。
刘伯承严肃批评了他们疏于警戒、遇袭失措的缺点，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强韧性好，尽管被敌袭击溃乱不堪，但仍能于一天之内迅速收拢起来。
并指示他们开到营庄、马山一带集结，准备配合第七七二团伏击敌人。
安顿好第七七一团后，刘伯承交代李达：“部队遭敌突袭，这是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给周副主席写检讨。”
不过，经此失利，刘伯承也敏锐发现了战机，高兴地对李达说：“有肥肉送上门了。”
刘伯承判断：这次日军能分出部分兵力夜袭八路军，说明七已有相当部分兵力从娘子关右翼迂回，而日军为了维持迂回部队的攻势，必然要给其送补给。而运送补给的车队必须经过七亘村。
刘伯承决定在七亘村打一仗、钳制日军的迂回进攻，掩护娘子关友军。
七亘村是理想的伏击战场，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正好是10里峡谷，地势十分险峻。
刘伯承经过实地调查，选中了这个伏击阵地，随即命令第七七二团第三营进至七亘村附近待机。
七亘村峡谷
次日拂晓，测鱼镇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步兵的掩护下，向西开进。
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七七二团第三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
地形选得实在太便利了，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哗哗”地往日军的人堆里倾泻着子弹，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放。
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
有几名日军被战士们压到，断崖边，战士们边喊边示意他们缴枪投降，日军竟不理睬，端着刺刀反扑上来战士们毫不留情地击毙了他们。
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下来日军除少数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全部被歼：
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打扫着战场——枪支弹药最先成为他们手中的战利品，机枪、步枪、长枪、短枪好枪，统统收拢起来。
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严酷的战争实践使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理。
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地穿上皮靴，戴上钢盔，身上披上了黄呢大衣，有的嘴里还学着叽里咕噜的日本话。
八路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在七亘村一带传开。附近的村民抬着大肥猪，送到第三八六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当天，刘伯承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
据此，刘伯承判断七亘村仍然会是日军进军的必由之路，因为舍此别无通道。
再从日军目前的作战特点来分析，他们屡胜之后骄横得很，通常发一股牛劲，向预定的目标执拗地突进，毫不理会一些小的损失。
况且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他们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地点重复设伏，于是、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给日军一个突然打击。
为了迷惑日军，当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让第七七二团主力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
实际上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
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
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
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七七二团第三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网。
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三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
由于负责增援的第二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三营没能将敌全歼。
战至黄昏，敌人乘夜色朦胧，突围而出，一部向西逃往平定，大部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又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一万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了出来。
在战利品中，找到了一份山西省地图和华北军用地图，刘伯承想起在阎锡山那里碰钉子的事，愤然地说：
“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那里说没有地图了，原来是跑到日本人手里了。”
第一二九师的两个团毕竟无法挡住数万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的积极战斗只能最大限度地起到牵制、迟滞敌人的作用。
就在七亘村第二次伏击战同一天，日军攻占柏井，威胁娘子关与旧关国民党守军的侧背。娘子关防线上的国民党13个师惧怕后路被切断，争相撤退。
日军乘势尾追，29日占领平定，30日占领阳泉，11月2日占领寿阳.
娘子关的陷落，使忻口守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困难。坚守了23天的忻口，于11月3日放弃，晋北、晋东战局陡然恶化，不过，这又给刘伯承送来了战机。
10月30日，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进至昔阳以东地区，准备侧击经九龙关西犯昔阳的日军第二十师团。
当时，日军第二十师团又使出了惯用战法：主力从正面进犯昔阳，属下第一三六联队的一个大队从南侧小路迂回策应。
刘伯承决定避开主力，打敌人迂回的一个大队，他认真查对着地图，目光停在昔阳以南的黄崖底一带。
他对李达说:“这一带地形复杂，正是伏击的好阵地，特别是黄崖底，它的位置正卡在河谷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
李达心领神会，说：“师长说让哪个团担任主攻呢？”
刘伯承说:“让第七七一团打吧自从上次遭袭击挨批评后，他们还没正经打过一仗呢，指战员们早憋不住了。”
说完他又交代李达：“先别忙通知部队，情报、地形要搞准确、情报叫侦察科再去核实一下，地形叫作战科实地去勘察一下，然后来向我报告”
不久，侦察敌情和勘察地形的人员回来报告：敌情无变化，地形跟地图一致，利于伏击。
刘伯承于是下令：第七七一团主攻，第七七二团掩护，准备向伏击地域开进。
11月1日，刘伯承把师指挥所开设到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他拿起单筒望远镜朝伏击地域看去：
在这里伏击，视野廓大，射界开阔，既便于隐蔽，又利于防守。相反，敌人在狭窄的沟底无法展开队形和火器，只能被动挨打。
他要参谋接通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的电话。按照作战部署，第七七一团将占领黄崖底以南阵地，尔后派出小分队与敌保持接触，把敌人引诱到黄崖底予以歼灭。
第七七二团则隐蔽集结在黄崖底以东的巩家庄待机，准备协同第七七一团聚歼敌人。
电话接通后，他分别向第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和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询问了准备情况和部队士气。
刘伯承表扬他们动作迅速坚决，叮嘱他们明晨6时前一定要进入伏击位置，打响前要沉着耐心，打响后要注意协同。
徐深吉
第二天，太阳刚刚露头，日军的纵长队形从南界都方向出现了。
第七七一团按预定计划，派岀一个小分队向日军突然射击，吸引日军。
小分队打一阵，走一阵，直把日军引到凤居村前，自己则退到村西北高地扼守。日军恼羞成怒，组织力量轮番攻击，但都被打了回来。
日军久攻受挫，变得十分沮丧和疲惫，午饭时分，他们撤到黄崖底河滩集结，休息吃饭。
刘伯承见时机已到，下令开火。全线的枪炮一齐轰鸣起来，第七七一团正面纵射，第七七二团侧面斜射，铺天盖地的交叉火网罩向敌群、正端着饭盒的日军被打得蒙头转向。
不过，日军战斗力确实强悍，远非国民党可比，一般国军在吃饭时受此突袭早已溃不成军，而日军居然还能集结全部人马和火炮发动反击。
暴雨般的炮弹倾泻在第七七一团前沿阵地上，黄土都全部翻了过来。第七七一团的战士们机灵地疏散到一旁。
日军以为前沿阵地上的八路军都打光了，步兵嗷嗷叫着往坡上冲，战士们跳到被炮火毁坏的掩体里，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鬼哭狼嚎的日军又退回了沟底
敌人连续反击失败，就利用土坎和依托窑洞抢修工事，又联系了二十师团主力，准备固守待援
由于直上直下的陡坡不利于出击，加之兵力对比上第三八六旅也不占绝对优势，用近战手段彻底消灭黄崖底的日军已不可能，但给日军以最大限度的打击是完全必要的。
刘伯承下令：“集中全部火力，猛烈杀伤敌人！”坡顶上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重又交错着响起来，组成了一阵急促的弹雨、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20分钟后，刘伯承下令停止射击，部队迅速撤出了战斗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300余人，骡马200余匹，第三八六旅仅伤亡30余人。
这是一个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典型战例，刘伯承以后在总结作战经验时曾多次提到它。
日军对这一仗所受到的打击，异常惊恐，谈虎色变，一个日军随军记者曾为这一仗写过专题报道，他用“过天险黄崖底”这样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描述。
这时候，徐向前副师长率第七六九团开到昔阳附近，第一二九师的3个团胜利会师。
11月7日，刘伯承和徐向前、张浩率第一二九师到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给由沾尚镇西进之敌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歼敌250名。
从七亘村到户封村，刘伯承指挥第一二九师接连进行了4次胜利的伏击战一以后，他把这些战斗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第一二九师在昔阳等地的伏击战，予敌以严重打击，迟滞日军第一零九师团的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和忻口地区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退。
由豫北急调来山西准备布置榆次防御阵地的国民党第二十军团司令汤恩伯，途中见到大批溃散败兵南下，风闻日军已兵临太原城下，率部开到榆社就不敢前进。
11月4日，他专门打电话给刘伯承：“刘师长，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沁州方向、西河底有敌人来，对我们左侧背威胁很大呀！”
汤恩伯
“我们师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很安全”刘伯承回答。
“我的右侧背有没有情况呢？”
“你尽管放心、右侧背也没有敌情，从从石家庄到太原，都有我们的部队。”
“刘师长，目前战局混乱，我想听听你的高见，能否请你到榆社来一叙。”
“好的，我一定前来请教汤将军。”
11月18日、刘伯承和张浩到榆社会见汤恩伯，一见面，汤恩伯就欣喜地说：“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啊！日本人吃不消，它的攻势被挡住了。”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日本人是可以打败的”刘伯承话中有音。
汤恩伯口里只是说：“承教，承教。”第三天就率部退到长治、晋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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