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小兵张嘎》，是许多80后、90后儿时的记忆，当时，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在《小兵张嘎》中，如今大红大紫的张一山扮演了一个名叫“佟乐乐”的角色。这个小男孩是城里佟掌柜的儿子，还有一个日军大佐的养父，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随着剧情发展，佟乐乐弃暗投明，和嘎子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常言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的抗战史上，就有一个经历和佟乐乐相似的男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9岁开始学日语，13岁进入日军司令部当翻译，还认了一个日军军官为养父，用日本名说日本话。
然而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本该被千夫所指的“汉奸”，却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还在几十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授予“深圳市文明市民”称号，受到市委书记、市长的亲切接见。
如此传奇的经历，恐怕电视剧都拍不出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拥有传奇经历的 男人，名叫陈敏学，出生在1930年深圳老东门叶屋村的一户普通人家。
陈敏学的童年原本过得轻松愉快，然而到1938年，日本人来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上海、南京，在中华大地上酿下一桩桩血案。1938年12月，日军占领广州，深圳也随即沦陷。
正如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那样，日军以建设“东亚共荣圈”为由，不仅侵略我国土地，奴役我国人民，还进行文化入侵，在沦陷区开设“日语培训班”，企图通过奴化教育逼迫我国百姓俯首称臣。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参加“日语培训班”，日军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凡是入学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些米粮，不愿配合的，轻则殴打，重则直接杀头。
正是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1939年，年仅9岁的陈敏学参加了日军开办的日语培训班，开始学习日语。
陈敏学聪明好学，头脑机灵。1943年，在培训班学习了4年多的他因为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被日本司令部选中，当上了司令部的日语翻译。
为了对他进行同化，日军给他找了一个当军官的“干爹”，还“贴心”地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陈敏学变成了“铃木三郎”，给日本人做事。而这个13岁的中国男孩，也成为邻居口中的“小汉奸”、“白眼狼”。
陈敏学能说会道，表现得十分乖巧，日军也顺理成章地以为，他们“驯服”了这个中国男孩，让他成为了日本天皇的子民。可是，他们低估了这个中国男孩的爱国之心，在国家存亡之际，中华儿女绝不可能置身事外，连小孩子也不例外。
陈敏学虽身处敌方阵营，可一直想为抗战做点什么，但怎么才能联系到抗日武装呢？年幼的他只感觉有心无力，只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不久后，转机出现了，他无意中救下了一个年轻人，让对方脱离了日军的抓捕。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真实身份是活跃在广东各地的我党游击队“东江纵队”。
当时，全国抗战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了摸清敌人内部情况，东江总队急需能打入敌人内部，懂日语，还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特工。而这次陈敏学勇救游击队员的壮举，让东江总队的首长注意到了他。
某个深夜，一名游击队员出现在陈敏学家中。他告诉陈敏学，组织经过深入了解，知道陈敏学在日军司令部当翻译，没干过伤害中国百姓的坏事。希望他深明大义，潜伏在日军内部当卧底，为抗战建一份功勋。
陈敏学虽然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但民族存亡，匹夫有责，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从这天开始，他明面上是日军的翻译，背地里却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
司令部的日军都很喜欢陈敏学，在他面前毫不避讳，什么日军兵力部署和调动，弹药库、药品库的位置，以及抓到的抗日分子关押在哪里，他们经常在陈敏学面前谈论。
这下好了，陈敏学把听来的情报全部秘密上报游击队。游击队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展开连续行动，抢走了日军运送的武器、药品，还救走了关在监狱内的多名同志。
陈敏学经常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经历过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一次，他在返程途中被一个日军小分队抓到了，认为他形迹可疑，准备将他就地正法。
陈敏学年纪太小，眼看自己要被处决，当场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用日语斥责日军小分队的头目：“我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你们打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司令部交代！”
这可把日军头目吓得不轻，乖乖放人。
1944年，陈敏学岗位调动，被派到由日军退伍士兵成立的“安东洋行”当翻译。虽然离开了日军司令部，但陈敏学并没有放弃执行卧底任务。安东洋行不仅有日军出入，还有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他们交谈的内容，都被陈敏学记在心里，传递给了游击队。
日军连续几次失利，开始怀疑内部出了“间隙”，怀疑到了陈敏学身上。为了逼迫他招供，日军宪兵队把他抓进了监狱，展开严刑逼供。
但即便日军用尽了各种手段，陈敏学始终就是一句话：“我13岁进日军司令部，从来没有和游击队联系过，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审问他的日本鬼子急了，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用日语喊着“5、4、3、2、1”。
陈敏学明显感觉脖子上有东西划过，心想这次真的完了，恐怕真的交代了，只能闭着眼等死。
但几分钟过后，等他睁开眼睛时，却发现那名日军笑着看着他，指指手里的军刀，告诉他：“你通过审讯了，我刚才用的不是刀刃，而是刀背。”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敏学和亿万百姓一起，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不过，部分日军仍企图负隅顽抗，设伏偷袭中国军队。这群鬼子被俘后，在押解回城的路上，见到了穿着游击队服装的陈敏学。直到这时，日军才恍然大悟：这不是司令部的铃木三郎嘛，原来他真的是卧底！
也是在这时，陈敏学的邻居们才知道，他们口中的“小汉奸”、“卖国贼”，原来是一名小特工，是抗日的大英雄。
1946年，陈敏学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东江纵队的领导特意批准他回家，养好病再来。然而在此期间，东江纵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北进。就这样，陈敏学没有赶上部队，留在了家中。
不久后，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当局开始调查陈敏学的身份，准备进行抓捕。无奈之下，16岁的他被迫离开家乡，逃往香港避难。后来，他考入香港文化大学，不仅学习了英语，还学会了摄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敏学回到深圳，公布了自己“抗日英雄”的身份，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此后，他进入一家国营照相馆工作，一直干到1990年才退休。
可是，他此后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那十年特殊时期，他曾经当“汉奸”的经历再次被人提起，蒙受不白之冤，经历了几年困苦生活。到1986年，他的冤屈终于被洗刷，恢复工作。
当年参加革命时，陈敏学以为加入游击队，就相当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共产党员自居。直到建国后，他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1988年，年近六旬的陈敏学经过申请，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人为他叫屈，认为他是抗日英雄，迟迟才入党。老英雄却表现得豁达，他说：“我虽然喊冤30多年，但初心不改，临老才入党，此生不悔！”
1990年，陈敏学退休了，不过他并没有闲下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居委会治保会主任、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老英雄虽然年迈，但身手不减当年，多次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一次，作为治保会的一名治安员，陈敏学在社区巡逻时，遇到一名歹徒持刀抢劫路人的钱包。陈敏学见状，立刻追上了歹徒，大声呵斥道：“把刀放下！”
歹徒一看眼前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立刻来了气势，叫嚣道：“你既然送上门来，我就先宰了你！”说完就持刀冲了过来。
没曾想，陈敏学虽然年事已高，但身手矫健，当场就和歹徒扭打在一起，没几分钟就把歹徒给制服了。
后来，陈敏学多次勇斗歹徒，被授予“编外公安”、“勇敢斗士”等荣誉称号。
1997年，陈敏学的履历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被授予“深圳市文明市民”称号，受到市委书记、市长的亲切接见。
2005年，陈敏学又被评为五星级义工，并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
时至今日，92岁的陈敏学老英雄仍活跃在深圳的街头巷尾。他的光荣事迹已被众人熟知，没有人会忘记，他，是我们共和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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