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业勇
环境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环境亦可以不声不响地造就人，被改变被造就的人又参与制造和充实一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和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一种风俗，抑或是一种文化，并且这一切似乎是无法抵御的。形形色色的职业缘其特点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军营是否也算一种？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从北京兵种机关乘飞机到青海德令哈，几乎是同一时刻，在同一支部队的两座兵营里，我深深地感受到环境、传统的异同，感受到相同的军装所覆盖的不尽相同的躯体，感受到同一顶军帽笼罩的并不一样的头颅。
汽车把我从某机场沿着宽得有些铺张的马路送到某部营区。晚饭后散步时，我首先就感受到生活在这高原的兵与北京城里的那些兵的不同，我觉得这里的兵就像这高原的山、植物、沙砾和土。或者说他们就是从高原那肥硕的土地上切割下的一块块小高原。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被移植到高原，汲取着那褐黄色土地的养分，吮吸着那咸涩的经过太阳无数次蒸馏的水，在夹杂着沙土碎石的西北风的吹拂下，在高原那慷慨热情的阳光的抚摸下，在高原同胞那粗犷豁达刚烈的性格的熏陶下，在这里发育、生长，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渐渐地变成高原人。他们那黑红透亮的脸膛，膘悍丰满的体魄，钢丝一样的头发，立柱一样的大腿，还有个性、口音，都深深地让我感到他们是高原人。我无法不把他们和高原连在一起。
我来到一连一排三班，在他们那沾满油渍尘土却整理得整齐划一的大通铺上盘腿而坐。战士们围在我的四周，还没等我坐定，我就立即感觉出从他们体内喷薄欲出的高原味，这高原男人特有的味儿在他们体内躁动不安，像是在寻找着决口。紧挨着我的战士姓王，刚刚20岁，但看上去有25岁以上了。额头和眼角已有了细细的皱纹，唇边围着一圈硬硬的胡子，两只熊掌般的大手像丘陵一样布满了茧子，烟抽得很厉害，穿一套脏乎乎的军装，脚蹬一双胶鞋，却没穿袜子。他竖着多肉的耳朵，厚厚的嘴唇迟钝地叭嗒着，口音难辨的不连惯的言词从嘴里慢慢吐出。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你一定是北方人吧？”他笑了笑，摇了摇头，“那你一定是在北方长大的。”我又用肯定的口气说。
“我是杭州市的。”他终于开腔了，我听出来了，浙江话很地道，这句话如同越剧里的台词。凝视半晌，我相信了，虽然我的既定经验被否定了。“你从前不是这样吧？”我的话还没落音，一边的小刘插话说：“他从前是奶油小生！”大家一阵哄笑。我吃惊，短短的两年时间就可以把人变成这样，我惊叹环境的魅力和人的可塑性。我用目光扫了一周，发现眼前的这十几个从形象到举止都酷似小王，憨厚纯朴，不拘言谈，动作笨拙。我不能再凭经验先入为主地猜测他们的籍贯了，我只能让他们自己报：“我是安微人。”“我是上海人。”我是四川人。”“我俩是陕西人。”“我是河北人。”“我是江苏人。”“我们三个是河南人。”都不是青海人，却和青海高原的人毫无二致。
看到有两个战士正把军装上的领花和军帽上的帽徽往下摘，我问，是不是洗衣服？他俩摇摇头，一个说：“我们今年······复员了。”他说得不太情愿，充满着感叹。我心里一顿，仿佛意识到什么，继而问大家：“你们今年有多少人走？”“我走。”“我走。”······我数了数，一共走5个。“你们愿意走吗？”我问了一句，却没有人回答，似有难言之隐。我没有再追问，拍拍他们的肩膀，离开了三班。
旅喻政委告诉我，老兵们夜里就要离队了。喻政委的口气很庄重，我却没觉得什么。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我已经见过多次老兵离队的场面，那些场面大都是平淡的，有的甚至是热烈的，像一次普通的旅行；而那些老兵则像摆脱了什么似的如释重负乘着汽笛远去。个别老兵在火车启动的时候还时常有些不逊的言辞和出格的举动，以示对某些干部的不恭。这一切都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老兵离别场面会是怎样，但我还是对喻政委说了句：晚上老兵上车时请让通信员叫我一下。
高原空气稀薄，再加上晚上有事，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东边渐渐现白的时候，我开始有困意，刚刚打了个盹儿，便听到有人在耳边轻轻唤着，我睁开眼转过头，是通信员。我明白了，穿上衣服便奔向操场。老兵都在那里集合。
一到操场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复员的和不复员的军人近两千人几乎没有说话的，默默地往车上装着行李，战友们彼此之间陡然客气起来，懂事起来，一个很小很轻的旅行袋也有人多此一举地帮助往车上送。几位首长站在远处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表情很严肃。
装车很快就结束了。穿着绿军装的复员兵们也都爬上了汽车，他们的帽徽和领章都摘去了。第一辆车突然亮起大灯，接着启动了引擎，这时操场的大喇叭里轻轻地响起了一支歌：“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这歌声在寂静的高原如同空谷足音，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向军人们压过来，提醒这些在艰苦的环境里朝暮厮滚的军人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什么······
第一声哭是从一个不易觉察的角落里发出的，可以听出这是努力压低但终究忍不住从嗓子底部逼出来的，这细细的哭声如同导火索，倾刻点燃了操场和汽车上的那些恸哭，哭声即刻映成一片。有些战士大概忘记自己是男子汉，竟仰天高声痛哭起来，哭得兢兢业业、忘乎所以，任劳任怨，那歌声此时也像是在哭。
几位首长和其他干部迅速钻进车里，在登车的那一瞬间，我发现他们几乎都在掏手帕。我也跨进喻政委的吉普车随车队向德令哈火车站奔去。奇怪的是到了车站之后所有的人都跟没事一样，彼此说说笑笑还时不时地开一些不太成功的玩笑。有个小战士在接过指导员递过的一兜鸡蛋时鼻子抽搐了一下，但看了看四周围观的老百姓又装着若无其事地做了个不太自然的鬼脸。部队规定除了连干部之外，连队其他的战士不准来火车站，战士与战士之间一经复员退伍，其实大都很难再见。中国这么大，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战士们心里都明白，今朝一别，不啻于永别，所以才导致了操场上那悲壮的一幕。离别正是收获情和爱的时刻。
天蒙蒙亮了，西边响起了汽笛声，从格尔木开往西宁的火车徐徐驶进德令哈车站，其中有5节车厢没卖票，是专门为复员兵留的。复员兵们提着行李上车，一进车厢，东西还没放好，便争先恐后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和前来送行的连队干部们握手、祝福，他们还要最后一次地看看生活了4年的德令哈，尽管他们居住的营房早已不在他们的视野内。
一个变调的哭声毫不控制地从一个窗口传出，又一个哭声传出，接着哭声连成一串，瞬间嘹亮起来，像绿色音箱里发出的参差不齐或错落有致的音响。有限的几个送站的干部被车上的战士争夺着、扯拽着，手和胳膊被复员战士们攥着不愿松开，有的复员战士够不着也努力摸一把。一个身材瘦小的指导员的两条胳膊两只手被他的几个战士死死扯住，另有几个战士抢他，他站在月台上的两只脚已离开了地面。车上的人车下的人大都在呜咽、在抽泣，脸上热泪纵横。车站的服务员站在一旁愣着，几个年纪大些的女服务员也在掏手绢擦眼角。
如果汽笛不响、火车不开，我不知道这场景会持续多久，我天真地希望火车此时发生故障。然而，我的愿望终于还是被那尖利的汽笛声击溃，那如同哭泣的汽笛声启动了车轮，也加大了哭声的音量。我不得不惊叹这些高原军人的泪腺和感情了。我总以为这寥寥荒凉的戈壁是不适应生长泪水和情愫的，那干燥的风已经吹干了他们体内的水分，那孤独的日子已经使他们丧失了欲望和热切······但眼前的情景却重重地触动了我。我想，在艰难的环境里所造就的情感恰恰是最坚固、最真挚、最深刻、最经得起考验的，只是这情感平时都被深深地埋在心灵深处，不轻易开掘罢了。那些沉闷、木讷、不苟言笑甚至有些迟钝的高原兵，正是当代军人真情实感的正宗产地。只是这情感是昂贵的，它需要用真诚去交换。高原拒绝虚伪。
火车载着满满一车哭声缓缓远了，这沉重的哭声把火车压得直喘。直到火车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好久，月台上的人们还不愿离去。
我就要回北京了。在北京，我将要见到另外一些战士，他们衣冠楚楚，军容严整，细皮嫩肉，留着修剪整齐的乌发，脸上涂着淡淡的护肤霜；他们谈吐得体，讲究礼节礼貌，抽“万宝路”和“红塔山”，喜欢喝酸奶和可乐，也唱流行歌曲。他们从大江南北移植到都市，他们渐渐适应了都市的一切，他们长势良好。他们与都市慢慢和谐起来，他们成为都市不可缺少的风景，他们是都市的一部分。
他们亦是很可爱的。然而，当我从高原的士兵中回到都市的士兵中，我发现我的心却遗失在高原了。我喜欢真正的士兵，真正的士兵在德令哈，真正的士兵在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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