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的项元汴（1525-1590），在古董圈里如雷贯耳。当今世界，许多著名博物馆的中国字画藏品的镇馆之宝，都源自这一位项先生。他被誉为“明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古董收藏家和鉴赏家”，其中最著名的粉丝即为爱新觉罗.弘历，又名乾隆帝。又有记载称，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古代字画，有半数出自项氏。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查这个数，但项元汴在古董收藏史上的影响力，由此可见。
乾隆帝：是有人在说我吗？
然而，纵览项元汴一生成就，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收藏和鉴赏水平，更在于他那一系列远远领先于同时代人的商业经营意识和行为。明朝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具体到古董业，项元汴身上则洋溢着种种生动和有力的商业天赋。
此书为项元汴所著蕉窗九录
这几年来，古董行里很多从业者都在感叹生意不好做了。重温一下前辈古董商高人项元汴的赚钱脑洞，或许能获得新的启发和动力。
第一条，项元汴的古董经营，有务实的主线思想。“主线”不用多说，现在做得好的主题收藏家大有人在。请注意“务实”两字，我们要说说这两个字。
有人说，项元汴极具鉴赏水平，尤其重视收藏以宋元画作，以元代为体，前溯晋唐宋，后启当代，一个人收藏了半部中国美术史。应该说，这都是后代观察家给前人项元汴的主观加冕。项元汴是个商人，只不过他经营的是古董，所以必须具有高超的收藏和鉴赏水平。他是个明朝人，不重点收藏元代，难道穿越了去收藏清代、收藏齐白石？
蕉窗九录中记载的元画知识
他的生活年代，能够收藏到的字画精品，最务实、最有实物存量的，只能是元代，由此上溯到宋、到唐、到两晋南北朝。就如同现代我们的收藏家，首先能得到的藏品，就是民国名家的作品，其次是上溯到清代，明代是比较少的，宋元更少，但是也有。所以，不用羡慕项元汴居然能收到明代之前六七百年的古董精品，从时间上看，他的水平和藏品质量，和当代收藏家能收到宋元精品，没有实质性区别。
当然，项元汴那时候，各家私藏的品质比较高，高端藏品的流动量更大一些。不像现在一件精品进了公藏，就再也不能交易了。但是，如果你有项元汴一样的雄厚财力，你现在通过公开拍卖收藏到各类宋元精品的机会也不少。
蕉窗九录中记载的论画知识
另外，还应该明确一个逻辑：并不是项元汴有多厉害，能够独具慧眼地收藏了半个中国书画和书法史，而是历代收藏家追捧和收藏过谁的作品，后人只能根据这些流传下来的实物，来梳理和撰写相应的历史。打比方说，其实我们无法断定王羲之是不是同时代写字最好的人，但是他位高权重，有条件让自己的作品传播当世和后世，让大家找出种种理由来肯定他，大家都说他是最好的，他就是最好的了。也许，这就是项元汴悟出的另一条经商之道，即本文的第二条：
第二条，项元汴重视品牌建设。最多被人提及的是，他特别喜欢盖章，用这种极端的小技巧助力他在古董界追名逐利的梦想。
项氏字画收藏雄踞故宫字画藏品半壁江山的说法，源自民国时期翁同文在故宫库房近半数的字画上发现了项元汴的的印记（无非是钤印和题跋）。有记载说，项氏每看一遍藏品就盖一次章。我们当然不提倡这么做。尤其现在，以古籍为例，经由公开拍卖等渠道，古籍的流转率非常高，偏偏有些经手的藏家或掠贩家，一定要盖个章在书上。几年的流转下来，一本古籍的开卷就是满脸花了。钤印是文人阅读的传统，但是，对于那些自己很少深度阅读、不长期收藏、买了之后在几年之内又以极快的速度又转手售出的人士，建议在纸质藏品上盖章，还是慎重为好。
项元汴本人就是个古董鉴赏高手和大家
项元汴在藏品上盖章，有个基本前提，就是他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认可度的收藏鉴赏家。他借由盖章这个过程，对既有的个人品牌进行标识和传播。我们可借鉴的，是他的品牌意识，但确实不赞同他把稀世珍品给盖个满脸花的具体行为。打比方说，你如果尚不确定自己在业内是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又想在经手的古籍上留下点什么，不妨手书题跋在空白宣纸上，然后以浮签形式虚贴在适当的位置，而不必自己在古籍上书写或钤印。
在古董行里建立品牌，方式多多。比起直接在古籍上盖盖写写，还不如通过诚信、眼力、收藏渠道在业界建立品牌，更具有现实价值。其实，项元汴的品牌建设也远远不限于盖个章、题个跋，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兄长的人脉，积极地融入当时的名家圈子，甚至与文征明这样的前辈收藏大家产生交集，使自己获得了主流文化圈的认可，通过此类方法提升个人品牌，从而获得更高端的货源和客源。
第三条，项元汴擅长商业运作。他的运作技巧，超越于同时代人。
凡古董界的大家，通过以藏养藏赚取第一桶金，实在是很难很难的。项元汴的商业基础和天赋，得以于他的父亲项铨。所以我们才说，项元汴首先是一位商人，其次才是收藏鉴赏家。他的父亲项铨，以开当铺起家，此后广置田地房屋，坐取租金。清前期名臣张廷玉的父亲张英，著有《恒产琐言》，也曾重点讲述置办房产和田产才可以长久获利，并且强调田产优于房产。看来，在古代中国，获利的精髓是一以贯之的。项铨去世之后，长子从政，次子从文，最有商业天赋和兴致的项元汴继承了父亲的大半家业，这是他能够在古董业自由驰骋的重要助力。在此基础上，他又创造性地实践了新的商业运作套路。比较经典的是，他打造、包装和炒高了仇英的身价，并创造条件近距离地收藏了仇英的大量画作。
项元汴对古董的鉴赏
项元汴以独特的“慧眼”，看中了初露头角的仇英的临摹能力，大胆地把仇英请到自己家里，临摹自己所收藏的古画，并为自己作画。一方面，我们可以脑补项元汴曾经靠出售仇英临摹的古画牟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项元汴决定把仇英这位精英员工“一菜多吃”，因为他预期并确认了，通过临摹他收藏的前贤真迹，多年下来，仇英已经具备了包装运作的重要价值。
所以，项元汴开始领着头、逐步地高价收购仇英的画作。可以说，项元汴既是仇英的老板，也是其高明的经纪人。仇英仅仅比项元汴年长十几岁，仇英去世时，项元汴不过30岁。项元汴敢于运作仇英，其胆识非同常人。（在此，不禁产生了一种无法考证的疑问：为什么大画家仇英在被项元汴捧得大红、并被后者收藏了几十幅画作之后，就中年陨灭了呢？）只能说，项元汴聘用和热捧仇英，这和当代画廊签约打造潜质画家、影视公司运作签约演员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几百年前，项元汴已经开始这么运作了，不由得我们不钦佩。
项元汴重视前辈名家的作品，但也不拒绝同时代比如文征明、仇英等人的作品，这种收藏方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1590 年，项元汴逝后，部分藏品被觊觎已久的董其昌等人得到。明亡清兴之后，项氏天籁阁的藏品逐步进入新一轮的历史流转中。他的超级大粉丝乾隆帝就是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对项元汴的商业行为表示不屑的人，没有看到商业动力在他保护和传承这些古董精品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原始价值。他们简单地指责项元汴为藏品都标上价格，有辱斯文，却不料想，这些价格不但为后人在商业角度研究艺术史留下了一手素材，更重要的是，商业价值才是项元汴愿意把赚来的钱持续地投入到古董精品收购和运作中去的根本动力。至于他练就了鉴别古董的火眼金睛，并且时不时题个跋、鉴个赏、陶冶个情操、培养个文人后进，写个《蕉窗九录》，那些事，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商人的种种副产品、顺带手的行为。
说到底，一直在为文化传承保驾护航的终极力量，可能首先不是历史责任感，而是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追求。
一场学术讨论，谁最终得到了公众认可，往往取决于谁活得更久。
一种收藏思路，谁最终获得了高收益率，往往取决于谁藏得更久。
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时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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