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新：走近孙仲德

文/吴子新

家住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西湾村（原新河乡上东村）的孙仲德，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当选为安徽省政府首任常务副省长。现今，庐江人几乎淡忘了他，而肥西县却在三河镇东街修建了“孙仲德纪念馆”——

孙仲德（1901.11～1961.12），名家骥，曾用名余凯章，排行老二。

孙仲德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孙传斋以种田织布维持一家生活，一年中全家有3、4个月缺粮。尽管家庭十分贫困，父母不甘孙仲德做“睁眼瞎”，还是勒紧裤带送其进了乡村私塾。

1914年春，因为家里实在穷得没有办法，生活到了举步维艰地步，孙仲德不得不辍学。

不久，父亲就把孙仲德送到三河镇一家“生园”杂货铺当学徒。其实，学徒并不学艺，只是成天给老板家挑水、烧饭、端茶、管孩子，经常吃不饱饭，有时还挨打。在一个炎热的夏日，老板要孙仲德在火热的太阳下劈完一堆柴，然后才给吃饭。孙仲德又热、又饿、又渴，实在受不了，于是进屋里喝了点水，居然遭到老板怒骂。

一气之下，孙仲德跑回家中。父母虽然心疼他，可是家里太穷，认为当学徒、学手艺是他的出路，只好又把他送回了三河镇“生园”。从此，孙仲德受尽了老板的虐待。

面对苦难的童年生活，青年时期的孙仲德经常在思考：为什么世界上总是有人享福，又总是有人吃尽苦头呢？他想从书本中寻找答案。从此，他白天劳动，晚上，一灯如豆，刻苦自学。

1924年，23岁的孙仲德怀着参军报国的志愿，考入了直系军阀保定军官学校。

两年后，孙仲德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一支部队任职营长。

1927年春，孙仲德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不久，由于军阀混战，蒋介石占据了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被赶回广西，孙仲德弃戍归乡，担任了当时合肥县三河镇商壮队队长。

1931年，是孙仲德家庭最为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逼得孙仲德父母忧虑成疾，相继逝世。继而，在地主家打长工的哥哥也身染暴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间。

一个家庭，先后三付棺材出门，不说交不起苛捐杂税，就连殡葬费也难以筹集。无可奈何之下，孙仲德只得变卖家中坛坛罐罐，含悲忍泪，安葬了父母和兄长。

1927年10月的“黄麻武装起义”和1929年的“皖西暴动”，深深地影响着一心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孙仲德。通过表弟颜文斗(中共合肥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引导，孙仲德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中共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孙仲德的思想不断起着质的变化。此时，孙仲德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之中。

1930年春天，孙仲德在舒（城）、庐（江）、合（肥）地区组织起党的外围团体 ——“舒、庐、合地区赤色互济会”，并担任了互济会主任。为了发动贫苦农民抗租、抗税，孙仲德常常深夜走访群众，组织秘密开会，积极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在互济会的影响下，舒、庐、合一带农民纷纷起来，互相串联。一时间，打土豪、分田地、铲除罪大恶极恶霸地主活动声势浩大，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

1933年夏秋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肥地区游击队，在合肥南乡与敌人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合肥地区党组织颜文斗等16位负责同志不幸被捕，并于1933年5月在六安惨遭活埋。与此同时，孙仲德所组织的互济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当时，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意志动摇了。可是，严重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使孙仲德动摇和退却，反而加深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

1933年8月的一天，孙仲德从国民党内部得知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委员马自忠被捕，正在解往县城的路上。于是，孙仲德亲自赶往游击队送信，并配合游击队，在途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营救了马自忠。

此次营救行动，孙仲德暴露了身份。从此，他毅然参加了游击队，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游击队员。

1934年6月，孙仲德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7月，孙仲德接受党的指派，在合肥南乡领导恢复与整顿了舒、庐、合地区的革命组织，继续同敌人作不懈的斗争。

在孙仲德的领导下，合肥南乡一度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党组织，很快重新建立了起来。

不久，上级党组织对孙仲德的德能勤绩进行了严格考察。根据考察的结果，上级党组织决定，委派孙仲德担任中共肥南区委书记。

1934年9月，中共寿县合肥中心县委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决定将寿县的红军游击队与合肥地区的游击队合并为皖西北红军游击大队，任命孙仲德为副大队长和皖西北中心县委委员。

10月15日，孙仲德和大队长曹广海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宿营在舒城县春秋山，突遭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六大队袭击。游击队与数倍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击退了敌人，但游击队损失很大，大队长曹广海同志等壮烈牺牲。战斗中，孙仲德临危不惧，多次拾起敌人甩来冒着烟的手榴弹扔向敌群，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当日晚上，孙仲德率40余人突围至舒城县丰乐河南岸毛竹园村，不料丰乐河上游冲来洪水，阻挡了游击队去路。在情况危急之际，孙仲德大胆地利用同学吴绅士的关系，将部队隐藏下来，使部队安全脱险。

不久，安徽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孙仲德担任皖西特委委员和皖西北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

1935年春，中共中央派李德保同志来安徽传达指示，要求皖西北特委争取在短时间内，扩大皖西北红军游击大队队伍。

于是，孙仲德根据皖西北特委的指示，率领部分游击队员赴合肥西乡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部队发展到500余人，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1935年7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和皖西北特委决定，将孙仲德所在的大队改编为“皖西独立团”，任命孙仲德为团长。

1935年8月，上级党组织根据“皖西独立团”的战斗力量和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游击师”，任孙仲德为特委委员和游击师师长。

游击师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活动范围由合肥南乡发展到舒城、庐江、寿县、定远等广大地区。由于孙仲德经常把部队化整为零，成立许多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进行反苛捐杂税、反重租高贷、到恶霸地主家扒粮等斗争，使这些地区的反动武装和地主豪绅丧魂失魄，坐卧不安。

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游击师决定打掉盘踞在肥南五十里的宣冠伯及其国民党团防队。孙仲德通过团丁家属，争取了团防队的两个班长，使之成为内应。

农历腊月十八上午，孙仲德利用乡村赶集机会，将100余名游击对员化装成赶集的农民，进入集市。只听枪响为号，游击师里应外合，一举击溃团防队，生擒宣冠伯，击毙“汪家五虎”，缴获枪支30多条。

继后，孙仲德领导的游击师还经常与大别山根据地红军配合，打了许多大仗，威震皖西北。

1936年春，孙仲德同志带游击师的两个连，到大别山参加红军整训，并配合红82师在苏区开展武装斗争。当时，蒋介石疯狂围剿大别山红色根据地，敌人的兵力由10万人陡增到40万人。

由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我苏区处境十分险恶，党组织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保存力量，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和牵制敌人，派孙仲德到无为黑沙洲一带，恢复和开展芜湖、无为、繁昌三县党的秘密工作，建立中共组织，发动农民，发展革命武装。

孙仲德到了黑沙洲以后，扮成卖布的小贩、贩米的商人、撑船的梢公，化名余恺章。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孙仲德夜以继日地开展活动，组织了扒粮斗争。

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防止敌人的搜捕，他在自己经常使用的木船上做了一个夹层底。有一次，敌人封锁了江面，他在夹层里整整藏了一个星期。又有一次，船刚刚划到河边，大批敌人临近了，他来不及躲入船底，就跳入水中，用荷叶遮着头面，坚持到深夜，敌人撤走后，他拖着泡肿了的身体爬上岸……

在无为黑沙洲的一年多时间内，孙仲德为党筹集了大量经费和枪枝弹药,不仅恢复了党的组织，而且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为解放大军南下和渡江战役前期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7年3月，中共西北特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孙仲德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山西省三原县云阳镇，找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

在中央北方局，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认真听取了孙仲德关于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工作的汇报以后，明确地作了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交代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孙仲德不仅完全用脑子记熟了中央负责同志的口头指示，而且连夜背熟了有关文件的全文，然后迅速赶回部队，向有关同志进行传达。

同年5月，党中央指名孙仲德和顾红学同志到延安学习。由于同行人员较多，又要经过无数道敌人的封锁线，敌人盘查极严。可是，孙仲德想尽一切办法，迷惑敌人，终于顺利到达目的地。旅途中，孙仲德由于体胖的缘故，走路困难，同志们劝他雇毛驴骑，他则坚决不肯，说：“革命的钱不能乱花，多留一元，带给党中央，用处大。”

由于天气炎热，赶路速度快，孙仲德的两胯摩擦得红肿。于是，他就将两胯间沾上泥土，以减轻皮肉摩擦。最后一直坚持步行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1938年1月，孙仲德被调往教员训练队速成班学习。8月末，孙仲德抗大毕业，奔赴抗日前线，被派到岩寺新四军军部工作。不久，孙仲德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团长，率部驻防繁昌梅冲。

一次，日军集中1500余人，进犯第五团阵地，孙仲德指挥二营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击退日军多次冲锋，打得日军丢盔弃甲。当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参观第二营阵地后，写了专题报道，深赞新四军战斗精神。

1939年5月，孙仲德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当时，全纵队只有三个营，一千余人。孙仲德到任后，即深入舒城、合肥、寿县、六安一带发动群众，扩充部队，组建了新八团，扩充了第九团，部队迅速发展到3000余人。

1940年，日、伪、顽（国民党顽固派）频频进入巢（湖）无（为）地区，将北游击纵队主动撤至和（县）含（山）以北，但顽军经常制造磨擦，妄图消灭游击纵队。对此，孙仲德忍无可忍，果断指挥反击，攻下昭关，首先消灭顽军许克久部。接着，又在杨塘集消灭顽军李本一部，大刹了顽军嚣张气焰。

1940年9月，孙仲德根据新四军军部知指示，率领江北游击纵队一个大队，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至无圩东乡，与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胡德荣率领的地方武装会合，共同恢复和建立巢含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孙仲德组织部队和群众，接应从铜陵、繁昌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先后将700多名新四军干部战士安全送到苏北。

当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新办四军军部决定，在无为东乡白茆洲成立新四军第七师，孙仲德担任第七师十九旅旅长，先后调任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员、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42年3月起，孙仲德担任党的皖江区党委委员、和（县）含（山）地委书记，兼任和含支队支队长和政治委员。4月初，日军调集第十五、第一一六团共6000余人，向我巢无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巢无地区主力部队在孙仲德指挥下，于大王山、银屏山、石涧埠等地，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孙仲德随军北撤。

1947年底，上级党组织认为淮南地区（包括皖江地区和含、巢、无等沿江各县），是我军南下的前哨阵地，为敌我必争之地。当时这个地区除驻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外，还有地主恶霸、特务、土匪的武装，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武装组织。为了使淮南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粟裕同志和唐亮同志决定，派孙仲德和梁从学同志率领华东野战三十三团及干部大队，深入到淮南地区，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和武装，开辟和扩大根据地。

孙仲德到了淮南之后，排除万难，迅速打开了皖江地区的局面，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做好了许多准备工作。

解放军渡江前夕，作为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孙仲德，为了完成“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任务，亲自带领几十位同志到沿江的无为一带敌占区，搜集船只、秘密动员和组织民工，准备大军渡江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着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拉夫、抢船、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封锁十分严密。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壮年男女和船工、渔民，几乎全部躲藏了起来。

在特殊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孙仲德经常巧妙地化装成船工、渔民，白天隐藏在河湾、港口，夜晚到船工、渔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细致动员，孙仲德组织了好几万渔民和船工，以及数千只大小船只，为我军渡过长江天堑，迅速进军江南，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49年，孙仲德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光荣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一次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

全国解放后，孙仲德带头贯彻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入城市、管好城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指示，请求转业，参加地方建设。

1952年，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孙仲德担任省民政厅厅长，并被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脱下了军装以后，孙仲德先后担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担任副省长期间，孙仲德分管农业工作。地位变了，生活好了，但孙仲德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除了接待外宾穿一套料子服以外，平时总是布衣、布裤、布鞋、布袜。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工作时，孙仲德面对全家住的是花园洋房和很好的生活条件，一再教育全家人员居逸思劳。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经常带领全家在住房附近开地种菜。

1958年12月，孙仲德正在华阳农场检查工作，省委通知他赶回参加重要会议。一天检查工作的奔波，未及休息，加上深夜赶回，因疲劳过度，孙仲德于途中发生中风，全身瘫痪。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以顽强毅力同疾病作斗争。

1961年11月4日，孙仲德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享年60岁。

孙仲德一生的黄金时段投入在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人民群众中流传得最多的是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与敌人英勇战斗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虽富于传奇色彩，但完全可以说明孙仲德指挥战斗的机智和英勇。

有一次，游击队正在召开秘密会议，被敌人包围了。当敌人打破大门，冲进前院时，孙仲德临阵不乱，不慌不忙地将8枚手榴弹结扎在一起，拉开导火索，扔到了院里。一声巨响，炸死了首先冲进院里的几个敌人，院门外的敌人不知虚实，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说是迟那是快，孙仲德趁着敌人神情未定，带领同志们翻墙离开。

还有一次，部队的八连住在定远县胡家圩，九连住在徐家圩。孙仲德带领一名警卫员刚走到九连，发现八连那边被国民党一千多人包围了。当时，附近还有国民党保安团的几百人，随时可能赶来增援。

九连新兵多，情绪很紧张，大家特别担心孙仲德的安全，都劝孙仲德赶快离开。可孙仲德说：“只要你安全离开，我就没有顾虑了”。

紧急时刻，孙仲德召开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他抓住敌人不知我方兵力虚实这一弱点，果断地在夜间组织九连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自己带领八连从包围圈里向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部队胜利突围。

孙仲德在对敌斗争中从来不考虑个人安全。有一次，他带领机关转移，随身有很多文件和公款，当时整个部队只有一匹骡子供他骑用。行军途中，突然遭遇敌人，他首先考虑文件与公款的安全，叫警卫员牵着骡子，驮着文件和公款，和大部分同志迅速转移，自己则率领部分同志边打边撤。最后，使大多数同志与文件、公款安全到达目的地。

读书与思考，是孙仲德的学习习惯。他特别爱钻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且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只要不是连续作战，他每天工作再晚，也要至少坚持学习两个小时。他常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什么样的敌人，要采取具体的打法，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有时声东击西，有时以退为进，有时打包围战，有时打麻雀战。”干部战士们常说，敌人永远也摸不到孙大胖子的打法，总是吃败仗。

孙仲德自己甘于吃苦，对战士、干部则关怀备至。在敌人疯狂围剿大别山根据地的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敌人重重封锁，部队有好长时间吃不到盐。有一次，有人送给孙仲德一包盐，孙仲德一点也不留，全部交给了卫生所，叫所长化成盐水，让伤员饮用，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平时，孙仲德常常把自己的供给分给伤员和病号，分给体质比自己差的干部和战士。有一次，孙仲德带领着警卫员去执行任务。由于路途遥远，路费用完了，警卫员设法买到一串猪大肠，并用猪大肠烧了小菜，端给他改善生活。可他总是把猪大肠夹给警卫员吃，自己吃小菜。

很多次，战士弄到一点野味，送给孙仲德，可孙仲德总是诚恳地婉言谢绝。有时，谢绝不了，就叫炊事员烧起来，和大家一起吃，并笑着说：“味道不错，大家多吃点。”

有时，地方干部和地方开明人士请孙仲德吃饭，他一看警卫员不坐在桌子边，总是说：“我是骑马的，不吃不要紧；警卫员不吃不行，他们身上得背许多东西，还要赶路。”

在战争期间，孙仲德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他经常说，老百姓就是我们的“青纱账”，如果我们也去压迫、欺侮老百姓，那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孙仲德对自己所率领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他常说：“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头脑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很有助于把军队建设成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钢铁队伍。”因此，每次行军到一个地方，或离开一个地方时，孙仲德都亲自检查群众纪律。

有一次，孙仲德检查战士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发现某连六班没有把铺草收拾好还给老乡，于是就立即叫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带领六班战士返回，一面对战士们进行纪律教育，一面和战士们一起把铺草收拾好，送还了老乡。

仲德善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与之看清形势发展，主动走上革命道路。

解放战争战期间，有一天夜晚，孙仲德带领20余名战士冲出敌人包围，疾驰40多里，到了舒城北乡沙河岸边的毛竹园村，进了当地大绅士刘大绅家。刘大绅士怕孙仲德的部队住自己家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后会受到连累，因而不愿接待。对此，孙仲德尽力争取，耐心地做工作，很快使刘大绅士转变了思想，为部队安排了住宿。

岂料，国民党部队追到了毛竹园村，敲开了刘大绅士大门，询问：“可发现解放军进村？”刘大绅士认真地说：“这深夜黑洞洞的，哪有什么解放军，没发现呀！”

第二天天没亮，刘大绅士找了几个竹筏，把部队平安的送过了沙河。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个姓汪的资本家，很敬佩仲德的抗日行动，每次见面，都捐送一些钱，可孙仲德每次都一文不花，全都上交了组织。

由于孙仲德善于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尤其是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时，真正做到了如鱼得水。因而所率的部队，处处进退自如。抗战期间，有一次，叶挺同志到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工作，当他在孙仲德陪同下准备渡船过江时，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一个随行人员担心地问孙仲德：船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孙仲德不慌不忙地发出了一个暗号，只见几条小船从江边芦苇丛中疾驶而来。同志们都连声叫好，叶挺同志也高兴地夸奖道：“这样的工作，可算真做到家了。”

对于顽固的敌人和死心塌地的叛徒，孙仲德毫不心慈手软。他担任中共肥南区委书记时，敌人到处悬赏捉拿他。他坚持白天隐藏，晚上出来活动。

有一次晚上，孙仲德走进肥西丰乐河镇一家剃头店，想理个发。剃头店主人竟然认出了孙仲德，居然谎称“剃头师傅在镇西茶馆打牌”，立即泡了杯热茶，说：“您先坐，稍等，我这就去喊剃头师傅。”

孙仲德看着剃头店主人的神色和一路小跑的背景，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出了门，在远处隐藏起来。不一会，剃头店主人果然带着敌人，包围了剃头店，可是扑了空。

原来，剃头店主人为了领赏，曾多次向国民党舒合庐联防大队报信，使七八名前往理发的游击队员遭到被捕和迫害。

几天后的晚上，孙仲德带着游击队员再次进入了剃头店，将仇恨的匕首插进了剃头店主人喉咙，严惩了死心塌地出卖共产党人的败类。

作者简介

吴子新，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庐江县民俗研究会理事。从事过省报记者。1982年起先后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江淮》《新安晚报》《未来》报刊和《江淮文学》《首都文学》《宁古塔作家》《同步阅读》等电子杂志发表新闻通讯、散文、诗歌等12400余篇（首），获过全国小说征文一等奖和多次名次奖，出版《乡村看台》《古往今来看同大》《乡韵自吟》等个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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