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古往，继继来今。
上下百千万亿年，前后十万八千里。
科学已经证实人类的历史始于距今50万至100万年的近生代。那个时候人类能够用火、制造工具、群君祭祖。大约7万年前，属于“智人”这一个物种的种群开始创造出更为复杂的架构，被称为“文化”。人类历史上的认知革命开始启动，而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基本上超过了人类显然是非常窄的认知边界，也许是经过几万年的总结，也许是从前次文明的留存基因中提取，将各种现象用符号予以归类，也许，类似《易经》这种符号，在全球范围内适宜智人这个物种生存繁衍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只是仅有在现在中国这个地方被保留，用一句西方常用的话：这里是应许之地。护卫这个地方以及文化的人是天选的卫道士。
所以，我们对《易经》不必认为是中国人特有，乃是全世界宝贵的财产，我们只是负责保护，至于能不能发扬光大，是全世界的事。
再来看《易经》在实际生活中的功用——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决策管理的思想，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就已经有了萌芽。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祸福，做出判断和决定。
这跟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切与科学有关的学家们的预测有什么区别，手上的工具由龟壳骨头变成了计算机而已，虽然现在掌握的科学知识比人类早期多太多了，但对于整个大宇宙而言，是不是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呢？如果我们嘲笑古人的无知，是不是我们的后代也会嘲笑我们的无知呢。我想，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愚蠢。
虽然卜筮属于一种幼稚的宗教巫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但是表现了早期人类试图根据客观环境来决定主体行为的努力，其中包含着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最初的萌芽。大约到了殷周之际，人们把卜筮的记录再加上一些以客观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汇编成书，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解答诸如狩猎、旅行、经商、婚姻、争论之类的问题。因此，《易经》这部卜筮之书，就是一部以巫术文化为背景的决策管理之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水平提高了，所掌握的知识丰富了，能够把客观环境看成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大系统，并且探索出支配这个大系统的根本规律是一阴一阳。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人们扬弃了《易经》中的宗教巫术，而发展为《易传》的哲学思想。但是，《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融合了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我想起一个流行的词语：生态化反，呵呵），《易经》的那种把认识与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是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因此，《易经》和《易传》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代表的思维水平不同，但就其用于决策管理的基本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
汉代以后，易学分化为“两派六宗”。《易经》也逐渐汇流成一家，即各家所宗奉的《周易》。
历代的易学家，无论是属于何派何宗，都把《周易》看做是一部决策管理之书，并且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要来发挥其中的决策管理思想。
汉代的易学认为：“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
魏晋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其中所讲的变化之道是决策管理所必须遵循的规律。“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凶必；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
宋代是易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各家各派的易学都致力发挥《周易》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决策管理思想，强调《周易》的实践功能。
胡瑗称《周易》为“明体达用”之书。
李觏认为，《周易》的主旨在于“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
欧阳修指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而《易》尤明圣人之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易》之事也。”
程颐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进一步指出，《周易》不仅讲“变”，而且讲“通变”。“变”是就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言，“通变”则是指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客观事物的变化，有得有失，有治有乱，并不尽如人意。
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作《易》的根本用心所在。这种通变之道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指导人们的决策。“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太和，犹反手也。”
明代张居正从中汲取决策管理思想。他在《答胡剑西太史》中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张居正所说的“涉世妙用”，就是杨万里所说的“通变之道”，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开物成务”、“极深研几”，总的意思都是指蕴含于《周易》中的博大精深的决策管理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周易》作为一部决策管理之书的基本性质为历代的易学家所一致认同，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管理学体系，然后在跟世界不断碰撞中发现，内在逻辑一模一样。
至于莱布尼茨通过二进制发明计算机是不是由《易经》而起，不用去争论，天道为一。
易学管理思想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反复锤炼，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遗产，发掘出其中属于全人类的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和意义，使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续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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