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史之乱的原因，想来各位看客应该看过不少，但多是从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但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物虽是历史的演绎者，然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却是社会经济，而本文也将以此为入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想大伙展现这段熟知的历史——前言
开元年间的长安，是盛世浮华下的长安。
作为大唐荣耀下的璀璨明珠，不管是外国的商队，还是各地的僧道儒工，皆为一睹此城之雄伟，纷沓而来。大量人口的涌入注定了长安城的繁华。
然这份繁华却并不属于黎民百姓，按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讲：“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所有的一切皆是为了皇家和关陇门阀服务，长安的繁华只是帝胄的盛世。
然而这份繁华却只是南柯一梦、粉饰太平。因为此时的关中早已不是沃野千里，几百年的战乱加之气候的变化，使得天子脚下已经逐渐变得赤贫。
加之大量人口的涌入，在这份繁华背后，长安却是饥饿的长安。
但所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玄宗李隆基采纳了裴耀卿的提案，开始大兴运河的整顿，全力以赴的将江淮地区的租税和粮食运往了京城。
最后，原来每年不足二十万石的粮食漕运，到开元二十二年以后增加到了每年二百万石以上。天宝元年，长安更是收到了四百万石粮食，这一年，长安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李隆基很满足，他以为大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切都在朝着小康生活前进。
然而《旧唐书》中的一条记录，却揭露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旧唐书 · 玄宗纪》曰：
“天宝十三载，户981万，388万不课，530万课。口5288万，4521万不课，766万课。”
在本文的开头，我引用了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放在大唐身上，可谓是再适合不过。作为一个农业帝国，政府的一切运作皆是围绕着农业展开，尤其是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税制。而从初唐到盛唐，大唐所承袭的土地制度正是均田制。
均田制的由来，起自北魏。在北魏建设初期，为了提高国家生产力，好好组建一个像样的帝国。北魏政府一改先前的掠夺者身份，把各地的流民迁到王都平城周围，造册落户，分与土地，鼓励农桑。
到了冯太后和孝文帝改革期间，北魏以“计口授田”为基础，大集成出均田制，要求分别授予年满十五岁的农民露田（到一定年龄需要返还给政府的田）和桑田（个人保留的私田），并对收成征税。
为了保证均田制的实施，北魏政府又制定了三长制，即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分设邻长、里长、党长，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户口调查和征税事务。
两种制度双管齐下，北魏从此有了稳定的税源，强化了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程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世家的地位。对于这次改革，史称“太和改制”。
50年后，北魏分裂成了东西俩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里面见了一些军事元素进去，就构成了府兵制。这一改革，又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自此，均田制、三长制和府兵制就成了北方王朝的核心制度，一直延续到大唐。
刚刚统一的大唐，历经了数十年的战火，一切百废待兴，为了维系政府的开支，唐帝国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劳税，结合起来便成为“租庸调制”。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劳役二十日，这项制度在隋朝开皇二年试行，原是役期一个月，开皇三年减为二十日，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调是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除租庸调外，人民还须负担杂徭和色役。
简而言之，这项规定就是根据在籍田户的人数不管什么身份，都要上交“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这么看来，初唐和盛唐的老百姓也是过得很难受。试想一个唐人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交了税之后还得随时准备去打仗，受功得了田，刚过几天好日子，到最后临了临了，朝廷说行了，你退休了，东西我们收走了，最后就给你留下20亩永业田，子孙还要从头开始，你说心里憋屈不憋屈。
尤其可见，所谓大唐的盛世，不过又是一个吸着民脂民膏实现帝王美梦的皇家盛世。
但老百姓也不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富裕的田户开始私下里买卖田产、藏匿土地、注销户籍，于是乎，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变成了国家黑户。与此同时，贪婪的皇室成员、贵族和官僚还在不断地搞土地兼并，长此以往，国家所掌握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土地不够，新出生的人口就分不到地，没地没收入，没收入还要交租，这不是活活把人逼死嘛。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农户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开始逃亡各地，然后偷偷买一块黑田，开启自己的幸福人生。
慢慢的，慢慢的，大唐出现了一副这样的局面：农夫们辛勤的劳作着，富裕的百姓也不在少数，但是朝廷却收不到几分钱。这便是《旧唐书 · 玄宗纪》提到的现象。
农民跑了，土地没了。唐政府是收不起税也征不起兵，恰逢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势力兴起，想去看一看四川和新疆的世界。对此，李隆基很愁，大唐的官员们也很愁。
不过问题都是人解决的。很快，朝中就有两个人提出了解决方案。
首先是权臣宇文融，他认为，只要把农民都遣返回原籍，不好走得直接按照客户的身份登记，把逃籍的农民重新划到国家的管理之下，问题就解决啦。
然而接纳客户的主户多是通过科举出来的新兴地主，如果要扩户，就等于把他们租给农民的土地充公国有，会严重损害到自身利益，所以宇文融话语一出，便遭到了封杀。
之后，宰相张悦又说了，反正府兵战斗力已经废了，宇文融那套又不实际，那就搞募兵吧，武器装备国家提供，还给发工资，这就解决了大唐守备不足的问题了。
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此时的大唐已经没什么税收可以给募兵发工资了，那怎么办呢？
只好把事情交给地方去办。
于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设立十个节度使，这些地方都是军事重镇，赋予节度使在辖区内的军权、财权和检察权，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唐玄宗选了更有节操的文官来担当节度使，任期到后，可以回朝庭担任宰相。
看起来这个补丁还可以，考虑还算充分，偏巧这时候的大唐出了个李林甫。
李林甫，著名的大唐“权奸”，属于关陇门阀的成员，和上面的宇文融是一个派系的。简言之，就是旧贵族的代表成员。
既然是旧贵族，那和新兴的科举官员自然是势同水火，所以李林甫非常积极地支持宇文融。不过很遗憾，宇文融因为结党一说被革职开除，作为同派系的李林甫，似乎也会受到波折。可是，“蜜口腹剑”的蜜口不是白叫的。李林甫支持宇文融不假，但是他更明白谁才是幕后的老大，只有得了他的心，才能在朝中稳若泰山。
官僚若想在权力核心站得住脚，必然要有自己的利益圈子。想要权势滔天，则圈子也势必要涵盖百官，可如此一来便会触及皇权，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眼瞅着前辈宇文融就是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李林甫这样的聪明人自然不能重蹈覆辙。
于是他将橄榄枝伸向了宫廷内的中人、后妃这些隐秘的势力。可是外臣通内廷，一样也是死罪李林甫虽是另辟蹊径，却也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可是李林甫太聪明了，聪明到一眼就可以看破人心，直接抓住人心最要害的东西。
对于玄宗的挚爱武惠妃，上来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交换利益：“愿保寿王。”
一句话，就使双方，瞬间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死盟。
对于高力士，则是抓住对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其恩人武三思的女儿（裴光庭之妻），跟对方私通。有了武氏的偏爱，李林甫也就间接成为了， 高力士也不得不帮助的人。
而在唐玄宗看来，李林甫这个人，很孤僻，不喜欢跟朝臣结交。不喜欢结党营私的臣子，在历朝历代皇帝的眼中，印象一般都不错。而整天身处李林甫经营的人情包围圈中，唐玄宗所听到的，自然也都是李林甫的好话。
凭借着玄宗的信任，李林甫进身相位，成为了大唐官僚的又一权力核心。
虽然后世称之为“权奸”，然李林甫自身的本事还是够硬的，上述的“废府立藩”便是在他的力行下才得以实现。可以说盛世长安的浮华景象得以长存十数年，和李林甫的文治武功是脱不开关系的。
但李林甫也有自己的缺点，当然，这是所有手握大权的人的通病——迷失于权力之中不愿放手。
天宝三载，李隆基沉迷于和杨贵妃的二人世界中无法自拔，从此把一切政务交给李林甫来处理。而这个时候，李林甫又展示了他的“腹剑”，将所有的政敌一个一个的铲除。为了一劳永逸，李林甫废除了文官担任节度使并回朝廷担任宰相这一制度，转而选用大字不识几个、当不了宰相的外族人来担任节度使，从而永保自己大权在握。
一时间，大唐的边关涌现出了不少能征善战的猛帅，诸如哥舒翰（突厥人）、高仙芝（高句丽人）之辈，为大唐开疆拓土，扬威万国。
朝内，借着大运河运来的粮草，长安仍可日日莺歌燕舞。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没人再去理会大唐烂到根里的制度，似乎也没人能够动摇大唐那不可一世的地位。
直到一个同样圆滑的胡人出现了。
和其他铁憨憨一般的节度使不同，安禄山情商很高，高到连李林甫这种老阴贼都不免对他好感连连。
除了各方行贿这种常见的手段，安禄山还拉下老脸管李隆基和杨玉环喊爹喊妈，对李林甫毕恭毕敬，亲近不已。一时间朝中掌权的几位大佬都很看好安禄山，便给了他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让他当当。
大唐的节度使一共只有十个，而安禄山一人控制了三个，可以说天下精锐，安禄山独占三分之一。
再加上节度使拥有的特权，就算安禄山不反，也和河北地区的土皇帝无异了。不过考虑到李林甫对安禄山不错，加之李林甫权势滔天，手段毒辣，让安禄山也畏惧三分。大唐就暂时保持了这份糜烂，让李太白的华丽诗篇继续聒噪了那么几年。
但天宝十一年，李林甫死了，而接任的是杨国忠。
作为杨贵妃的堂兄，朝中大臣畏之如虎，毕竟是皇帝家属，谁敢惹啊！
安禄山就敢。对于安禄山而言，杨国忠就是一个靠裙带关系（杨贵妃）上位的小混混，当年他安禄山叱咤风云的时候，杨国忠也只不过是天天在他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的小角色而已。这样一个人，怎么有资格管他安禄山呢？
如此态度，自然惹怒了小肚鸡肠又急于滥权的杨国忠。可是安禄山远在天边，杨国忠又怎么够得到他呢？
简单，说他谋反。
为此，杨国忠一共网罗了五大罪状，状告安禄山居心叵测，寓意谋反。
第一条：私养壮士，发展势力。
第二条，招纳谋士，出谋划策。
第三条，储备物资，调兵遣将。
第四条，私做官服，意欲称帝。
第五条，如若宣召，安禄山此时绝不敢进京，因为他心里有鬼。
那安禄山真的会谋反吗？可以毫不犹豫的说，会。
因为安禄山的一切，是唐玄宗给的，一旦唐玄宗驾崩，兵权滔天如他者，自然会成为新君首要清理的目标，更何况，他同太子本身就有过节。
更何况，他本就是贪婪奸猾之人，那盛世长安的浮华景象，怎能不让他垂涎三尺。
可以说，杨国忠的出现只是加快了安禄山造反的进程。
面对杨国忠的杀手锏，聪明的安禄山自然知道这五条罪状的分量，可是事发突然，自己尚未做好准备，贸然起兵，可能只会致使自己兵败身亡。
他需要时间，一个准备谋反的时间，可是眼下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只能赌，就赌皇帝对他的信任！
安禄山立刻进京入朝，一见到唐玄宗，他二话不说，痛哭流涕地跪在唐玄宗面前，哭诉自己如何如何冤屈、杨国忠如何如何陷害好人、诬告自己。
这次安禄山赌赢了，而大唐王朝输了。
当时，面对着这个在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宠臣，李隆基心软了，他不仅亲自下座来抚慰安禄山，而且为了安慰安禄山那颗“受伤”的心灵，直接任命他为陇右群牧马使，一口气赏赐了安禄山几千匹战马，与此同时，赐予安禄山五百份将军委任状，授予他调兵谴将、自行赏赐官员的权利。
此时此刻的唐玄宗压根没想到，仅仅一年的时间，安禄山便把这些赏赐的东西又带了回来，只不过目的已经彻底改变了：不再是守护大唐江山，变成了收拾他李隆基了。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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