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甚至日趋先进的帮助人类延长寿命的科学方法，都在威胁各国经济。对重压之下的各国财长而言，如何能够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以更低廉的成本治疗和预防疾病，已经成为一个无解之谜。
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担任教授的生物科技企业家以及艾滋病研究者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认为，他找到了一套政策，它即使算不上是解开谜团的魔法石，那么至少也值得让更多人知晓。
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实现了全民覆盖，并在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延长等许多领域交出了一流的成绩单。该国只花费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成本就做到了这些。这个数字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英国的一半。在某些方面，后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医疗保障质量只有羡慕的份儿。
在他的《价廉质优》(Affordable Excellence)一书中，哈兹尔廷称，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是家长制与个人责任的奇妙结合。这个国家毫不犹豫地对医疗市场进行干预，比如向医院和综合门诊诊所提供补贴。该国对执业医生的科别和数量进行监管和限制。用哈兹尔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高度校准的资本主义”。
然而，每个在职的新加坡人都必须向一个强制性医疗储蓄账户里存钱。从这里可以看出，新加坡绝不是英国那种大手大脚的福利国家。新加坡政府相信，让民众交钱抑制了他们对医疗体系的过度使用（或者说滥用），并避免了他们依赖国家福利或第三方的医疗保险。
哈兹尔廷书中的分析大部分很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何在三十多年前就意识到，医疗问题不能留给卫生部独自解决。在新加坡，所有公共政策——住房、垃圾处理、道路交通、公园、树木种植——都必须服从同一个目标：让民众健康地生活、高效地生产。新加坡在生物医疗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巨资、且收益颇丰，希望在这方面成为地区中心。
然而，哈兹尔廷主张，新加坡模式是个值得批量推广的成熟模式，这不太有说服力。医疗体系通常根植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政府指导的核心地位是新加坡所独有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亦然。新加坡目前的执政党已连续执政约半个世纪，确保了罕见的政府目标连贯性。所有不生活在这个城市国家的人，在这一点上或许都不太走运，因为许多国家的证据显示，稳定本身就预示了一个医疗体系的成功。
新加坡医疗体系控制成本的关键一点——每个人都必须为医疗交钱，在那些医疗体系更慷慨的国家可能引发巨大争议，导致其行不通。尽管有几个遭遇衰退打击的国家已悄悄提高了要求民众贡献的金额，但这些国家的这种做法，并未冒引发公众辩论的风险，而如果要实行铸就新加坡医疗体系成功的那种方法，一场公众辩论将不可避免。
哈兹尔廷也承认，医疗体系的服务模式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因为这种改变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哈兹尔廷提到了中国借鉴新加坡医疗体系模式——借鉴该模式中医疗储蓄账户背后的基本理念——的例子。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哈兹尔廷在书中写道：“新加坡拥有大量财富、人口更年轻、就业率更高，没有农村，移民数量有限。因为缺乏上述条件，借鉴新加坡模式的上海在医疗体系效率方面跟（新加坡）没法比。”
尽管如此，这本书介绍了新加坡的“变革式政治领导”，对我们找到医疗改革的正确道路贡献巨大。新加坡很有先见之明，早在1983年就意识到，必须将医疗体系的重点从治疗传染病转向慢性病。即便是如今，许多国家仍在努力实现这一转型。新加坡当时还意识到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如今，新加坡建立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限制成本，一方面帮助老年人就业。新加坡人口老化问题跨部门委员会的指导宗旨包括，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受便利的公共交通，并能尽可能久地继续住在自己家里，或至少能留在社区里。
这就是这本书介绍的经验中最值得推广的一条：如何为老年人提供既人性化、又经济的支持。同时，这本书也为所有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的国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公共政策编辑
译者/吴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