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墓首次出土铁农具
辉县市区东向3公里处，有一个较大的村庄，叫做固圉村。固圉村东为广阔平原，距村约1公里处，渐渐隆起一块高地，广袤约600米。这块高地的东、北、南三面皆为断崖古路，只有西面是慢坡而上。高地的中心，又突起一块平台式高地，东西宽150米，南北长135米。形式为长方形。平台式高地四边皆为断崖，高约2米。断崖上，间或有版筑痕迹，似为城基一座。据此，当地群众相传为古共城，称其为“城上”。然而若在雨过天晴之时，站在高地中央，举目远眺，北望方山，东望黄花山，西望苏门山，苏门山下汨汨涌出的卫河泉水，南流向东，经由新乡东北流去，构成一副方圆30余里的巨大山水画卷，山环水抱，气势雄伟，周围景物，历历在目，又极像是古代风水学里所描维绘的阴宅定茔之宝地。那么，它的真实面目到底是什么呢？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它进行了发掘。不错，它确实不是什么古城，而是战国中期魏国王族墓地，是一个以岗坡为基地，稍加人工建造的“回”字式陵园。而且，就在这座陵墓里面，爆出了一条旷世新闻：从墓地中取得了我国成功成批使用铁器上限时间的确凿证据。
时间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
1937年春天，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工作队获悉有人在辉县固圉村东盗墓获取古物，便迅速赶来发掘。可惜发掘工作刚刚开始，就因抗战事起而不得不匆匆结束，仅挖掘3.8米之深便停了下来。
14年后，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后到辉县琉璃阁进行了大规模综合性考古发掘。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同志曾参与1937年的固圉村墓地发掘，那次未能发掘完毕，一直是一块心病，常以未竟全功为憾事。所以，这次到辉县琉璃阁发掘时，仍觉固圉村墓地有彻底清理之必要。因此便建议重新发掘。工程预算上报北京后，科学家领导与考古研究所领导极为支持。于是固圉村墓地便也成为辉县发掘的重点之一。
1950年10月25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参加人员有郭宝钧、苏秉琦、赵辁、马德志、魏善臣5人。1951年1月8日发掘结束，为时76天。共发掘1、2、3号三座大墓和两座中型陪葬墓。
墓葬发掘完毕，经过研讨认定，该墓地属于战国中期魏王墓室。它的作用与价值令同志们欣喜非常，因为这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组，对考察当时三晋地区高级贵族的葬制具有重要意义。
三座大墓并列于平台之上，坐北朝南。规模最大的2号墓居中，稍小的3号墓和1号墓东西相对。西侧为南北并列的两座陪葬墓。从墓葬规格推测，这三座大墓应是魏王和王后的陵墓。墓上原覆盖有享堂建筑，其基址范围略大于墓圹。2号墓的享堂基址，包括周围的砾石散水每边长27.5米，现堆积有厚约半米的瓦片层。根据残存的柱础推测，这座享堂原先是七开间四角攒尖顶的方形瓦顶建筑。3号墓享堂每边长19米，1号墓的每边长18米左右，都是五开间的建筑，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该墓的发掘，有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收获，增加了许多新的知识，了解了许多墓葬制度。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墓室结构。除开两座陪葬墓不说，三座大墓的墓室都较复杂，通过发掘，清楚了它们的建造过程和方法。特别是墓道的宽度均大于墓室的宽度，在墓前展开宏伟壮阔的局面，这样的形式在国内以前从未发现过。二是积沙制度。此次发掘之前，豫北一带曾发掘过数百座先秦墓葬，其封筑方式，比较讲究的，都是用夯土封筑。战国晚期，有用积石或积炭的。但像这三座大墓用大量的细沙封墓，还是第一次发现。三是夯土技术。版筑夯土，是中国建筑史上一种传统方法。但它是逐渐进展的。如琉璃阁遗址内的殷代夯土层。土层甚薄，夯窝甚浅，每层只有5厘米左右，安阳殷墟中所见夯土，夯窝较大，每层10厘米左右，燕下都（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今河北易县城东南）的夯土层，每层18厘米厚，长1.8米。而这三座大墓的夯土层的厚度可达20厘米，长达20至30米，这样大规模出现的夯土建筑，标志着中国建筑技术的一种进步。四是庙堂制度。商代时的墓葬，其地面墓顶的形式相传是“积余壤其上”、“墓而不坟”的，（见《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人死埋葬后，只将剩余的土拢在墓上，而不另加土起堆。积土而成堆者日坟。墓而不坟即不在墓上积土成堆。到周朝时，墓上开始有坟，但因年代久远，风吹雨刷，亦大都不复存在。而这三座大墓，都在墓室的正顶上圈起方形的石基，摆上规则的石础，用长大的筒瓦和板瓦，建造起规模巍峨的庙堂，这是在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五是侧穴制度。在此墓地发掘之前，国内所见的其它战国墓中（大都是小型墓），有的在椁（古代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顶部一侧的墓壁上掏上一个小龛，里面放上几件陶器。然而这种习惯很少见到，且龛极小。这三座大墓却不相同，1号墓的东壁上，掏有一个深穴，内埋有众多用品。两座陪葬墓的东壁上，都有穴一个，除了埋葬用品之外，还有人骨一架，这是在以前发掘中从未见到过的新现象。六星埋玉制度。古人对于自己的亲祖先人之死，是以“慎终追远”为孝的。而要为孝，则要年年致祭。这是已经清楚的事情。但是对祭品是如何处理的，以前没有见到过。这次发掘，在1号墓的墓室上口东南隅发现两个土坑，里面埋着一大批玉器。从此得知，古人在以玉器致祭时，是掘土埋葬的，而且小到只能埋物，不能埋人。浅而不深，跨于墓而不远于墓。这也是首次发现的致祭埋玉制度。七是梓匠技巧。棺材壁上的兽环棺钉，制作非常巧妙。用梯形套榫楔入棺壁，棺钉里端大于外端，这样，抬棺时愈提愈紧，愈拔愈固，足见其匠心独具。其它的像棺椁的结构、竹蔑的编制、小铜器钉环纽结构等，种类繁多而且复杂。这些都显示出战国时期梓匠技巧的进步程度。八是漆器盛行。以前发掘过的墓葬中曾遇到过红色漆皮，但都是片片段段的，而且漆层非常薄，没有复层颜色。这次墓中漆棺上的髹漆，有铜钱那样的厚度，表面为朱色，里面为黑色。外表还绘有黄紫相间的多彩纹饰，灿烂美丽，给人以极美之感。这又表明了那个时候的髹漆工艺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九是金工工艺之精巧。先秦时代为铜器时代，一般都崇尚铜器，铜器器大、量多、纹饰美。但是铜器上的纹饰除了偶尔可以见到有镶嵌绿松石的外，大都是单色铜器，这次出土的却是金银错车马饰异色金属，蟠龙画凤，黄白相宜。另有一件带环的小铺首和两件器物炳饰，其工艺都是错金银的。尤其是陪葬墓中出土的嵌玉鎏金带钩，富丽精美，实属当时金工中之杰作。这些都足以代表当时全国金银手工艺的最高成就。
除上述收获外，5座墓中共出土随葬器物1000余件。1号墓中残存的随葬品较多，主要为带暗纹的磨光黑陶仿铜礼器。器形有升鼎9件，还有簋、壶、鉴、盘等。南墓道的置车马室中出土有错金银马头形车辕饰等车器。两个瘗埋祭玉的小坑，出土玉简策50支，玉圭6件，玉璜4件以及玉环、琉璃珠和石圭等。其中一件大玉璜全长20.2厘米，由5块洁白的美玉和两个鎏金的兽头组成，布局匀称，雕工剔透，堪称艺术珍品。其它各墓残存的随葬品以5号墓中的包金镶玉银带钩制作最精，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组成的蟠龙，镶以白玉和料珠，钩部则用白玉雕琢成鸭头状，含于龙口之中。为遗物中精品之一。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丰富的随葬器物，竟然只是盗墓之后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而大部分精品，被盗而去。墓的被盗残状，让人看后痛心不已。在发掘中得知，为了防盗，当初造墓者在造墓时也曾费尽了心机，采取了不少防盗措施，如深闭固封，深厚积沙，派员驻守等。其中尤以积沙为主，在内椁与外椁之间、外椁与墓室之间的所有空间里，全都填满了沙子。仅以1号墓为例，从墓底填沙开始上封，沙层厚达9.4米，用沙量多达1000余立方米。这样，深达17.4米的坚硬地层，就变成一个外坚内松的方形大块沙土层。沙子极易流散，即便是盗墓者凿洞入室，也因积沙易于聚合而不能直达墓底盗取器物。但即便是这样，也挡不住盗墓者的手脚，他们挖空心思，掘墓盗宝。仍以1号墓为例，盗墓者深知大量的积沙不易进墓，便在墓的四边凿几个一米见方的深井，垂直穿下，一直超过墓底的深度，然后变更方向，改作横行隧道，趋向墓底。根据地面上所测定的尺寸，估计到达墓室的正底下时，再以铁枪头之类的工具，由下向上挖掘，叫做“地攻天”。土层一经打透，积沙便随枪头流下，沙中所埋的随葬器物，也就随着流沙直泄而下。他们一人负责穿孔泄沙，一人尾随前人之胯下，检查流沙，遇物取出，另一人则装入篮内，转送井上。如此节节上攻，处处后退，物物传递，墓内精华，可以攻取过半。经发掘得知，1号墓的墓底就留有23个这样的盗眼。保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这样遭到残酷破坏，使得1号墓变成腹内空空，虚有躯壳之庞然大物了。2号墓的被盗情况更为严重，据调查了解和实地察看，知悉这座大墓早时曾从顶部揭开，从地面往下挖掘大方坑，深达14米。四周都挖到墓的原壁，然后再打探井，下掘3米之深，穿透石墙，退出流沙，将大量器物掠夺而去。这座墓被盗最惨，且有部分珍宝被卖往国外，其中的漆棺残件被瑞典博物馆所藏（见O.Karlbeck:NotesontheArchaeologyofChina,BMFEA,No.2Stockolm1930年）；铜铺首被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见帝室博物馆《周汉遗宝》图版七，1952年）。其它如黄金饰物、贝形漆器，也都被日本收藏。（见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の研究》，1936年，69—70页，图版一二四）即便是这样，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发现，还有点使人聊以自慰。不过，每每一想到如果这些墓葬未曾被盗掘，将有何等丰富而重要的收获时，便不禁让人嗒焉若丧了。
不过，有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发现，使这座魏王墓室在严重被盗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丧失其“重要身份”，这就是铁质生产工具的发现。在墓的椁室外壁和墓道中，发现了93件铁质生产工具，有铲、锄、犁、镢、斧、削等。据推测所知，应是当初造墓者在大墓造好后，将这些工具统统弃置于墓室和墓道中了。至于弃置原因，或是认为这些工具为死者造过墓，再携带而归是为不吉不祥；或是因为为“贵人”造过墓，携归之后有“亵渎贵人”之嫌；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什么原因吧，它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关于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铁的问题，在此之前，学术界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有人根据《尚书?禹贡》中“厥贡铁、银、镂……”（意思是那里的贡物是铁、银、钢铁……）这句话，断定铁的使用开始于夏朝；（《尚书?禹贡》里记载的是夏朝之间的事）有人根据《诗经?公刘》“取厉取锻”和《诗经?驷铁》中“驷铁孔阜”两句话，认为铁的制造始自西周。这些说法，有的是根据后来伪托的文献，以讹传讹，如“驷铁”的“铁”字，意为赤黑色的马，因音与“铁”同，被后人误传为“铁”又误作为用铁之始的依据；有的是单词孤证，如“取历取锻”中的“锻”字，原意是捶物的大石，后用作锤炼金属用的砖石。以此为据，可信程度微乎其微，都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惟有章鸿钊所著的《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章鸿钊，我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该文附录于他的著作《石雅》之后）根据文献史料记录，旁证博引，断定“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始用铁器时代，自战国到汉代初……农具及日用诸器，已盛用铁，惟兵器尚兼用铜”。所记内容谨慎翔实，有一部分推断较为可信。但是，亦因苦于无实物证据而成一面之词。这一次出土的93件铁质生产工具，据墓之时代，断定其年代为战国时期，经金相学鉴定，系用固体还原法冶炼而成，而固体还原冶炼技术即成熟于战国时期，这是经多方考究而证实的。（固体还原即“块炼铁”，是把铁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火加温，因当时炼铁使用木炭，温度不高，为1000℃左右，矿石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也就是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经过锻打，才为纯铁）这样，这一批铁器，就和章鸿钊的推断相互印证了。又由于这一批铁器是中国第一次成批出土的战国铁器，因而，它就成为了中国铁器史研究中战国时代铁器使用情况的第一个实物证据，它第一个以其自身的真实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在战国时代已经能够成功成批地使用铁器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它的作用与价值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批铁器的出土，不仅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铁器时代的诞生，给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增添了一个可靠的实证，而且又推翻了“上古铁器腐蚀不存”之说法。此批铁器出土之前，曾有人推测，上古时期不要说还没有铁，就是有铁，也早已腐蚀，不会保存到今天，因为铁的腐蚀程度，与年代的久远、湿度的高低成比例。时间久了，湿度高了，铁的寿命也就随着消亡了。但这一批铁器的埋葬时代，距今已有2200多年，而观其腐蚀程度，最严重者尚不超过十分之三。以此为依据往前逆数，假设再上推数百年或千年，到商末或周初，如有铁器埋藏，最多也不过腐蚀到十分之六。极言之，也决不至于氧化净尽。但在现实的发掘当中，从商到周，以至春秋遗址及墓葬中，截至20世纪70年代，还未有片铁发现。（70年代末在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中仅发现一件铁九。其它数座墓中也仅发现数件铁制工具，但器类简单，形制薄小）以此证明，在春秋中叶前，铁器尚未流行，已是既定事实。而此批铁器的发现，其冶炼技术，已有相当的进步，它的前奏，还应该有一个发展阶段。由此而论，章氏的断言加上固圉村战国魏王墓室出土的铁器的有力证据，“春秋战国之间”，为中国“始用铁器时代”，已是确信无疑了。
（作者：张有新，辉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古共城历史文化研究，著有《共城史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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