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正式对外界公示。在这份规划草案中，明确了上海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目标：建立一个“卓越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落实到具体细节时，我们会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好。
在这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中，有几个关键的信息
1.截止2040年，上海市的总人口调控目标为2500万，而截止2014年年底，上海人口为2426万人，也就是说，在未来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上海可承受的新增人口仅为74万人。
2.到2040年，上海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现有建设用地接近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接近三十年的时间，上海基本上不会再新增建设用地，并且规划建设用地的规模将会逐年递减（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
以上是我从这份规划草案中提取的两条对城市影响最大的因素：人口和土地。这份把上海的远景设定为建立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和文化大都市的文件里，为人口和土地设定的底线，以至于上面这些目标看上去像一些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在削弱创新力的同时，将进一步推高房价，最终将导致低生育率的恶果，引发人口危机。
全球城市的榜样
如果例举“全球城市”，你首先会想到谁？伦敦、纽约、东京。上海要建设“全球城市”，这三个地方将对上海的规划产生借鉴意义。
纽约是这个星球上公认的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城市，在2015年纽约规划部门发布了一版“OneNYC :一个纽约”规划计划。“一个纽约”中提出了目标和行动的四个原则，分别是增长、平等、可持续性、弹性，这四个原则始终贯穿全文，形成了“愿景—策略—行动”的框架体系，并通过相应指标进行落实。
为了维持城市的持续繁荣，纽约也在住房、产业、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纽约将实施美国国内最宏大的项目，以创造更多的可支付住房。同时通过投资高增长行业的培训、及为难以就业的群体提供技术训练，来增加劳动力结构的包容性，以支持就业率的增长。面对新的经济趋势。纽约也大力支持创新经济的发展，建设新的高速无线网络，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最后作为区域枢纽，纽约将在交通、住房、就业等问题上与周边地区紧密合作。
与纽约“增加劳动结构的包容性”不同，上海从几年之前就开始调整劳动人口的结构。在2014年，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为996.42万人，而一年后的2015年，这项数字出现了近15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外来常住人口下降到981.65万人，减少了近15万人。
此外，在2008年，上海启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三年（2008—2010）行动计划”，大幅调低外来人口子女在沪入学的门槛之后。但是上海又于2014将外来人口子女的就读条件将孩子父母或父母一方持有的居住证件、务工证明年限从1年提高至2年，2015年进一步提高至3年。也就是说，在“劳动结构的包容性”这个选项上，上海正在开倒车。
正在老去的上海
在当下的中国，“老龄化”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各项预测显示，在2030年-2040年，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达到高点，整个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0%-40%。而上海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全市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413.98万，占到人口比例的28.8%，而北京和深圳分别为22.6%和6.6%），届时将有接近40%的人口为超过60岁的老龄人口。
如果上海想保持目前发展速度，届时上海需要多少劳动人口呢？
根据复旦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的课题成果，可以推测上海要实现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如果保持现有人口，不再引进新增劳动力，那么，2040年时，上海的人口总量将减少到1900万左右，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60岁以上老人总量从目前的347万增加到800万；占比从15%增加到41%，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保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不变，2040年上海人口就会变成3000万，此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下降的；而如果让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到了2040年的时候，人口数量就将变成5400万。当然，后一个估测中没有考虑到城市人口扩张过程中会出现生活成本上升，一部分人口会因此选择离开。所以，上海2040年的人口会介于3000万和5400万之间。
图表来自@城市数据团
对比纽约、东京、伦敦、上海的人口结构，不难看出上海这些年的飞速发展正得益于上海体积庞大的20岁-60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与之对应的，是上海孱弱的0-19岁人口比例，这些人往往代表城市的未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是极低的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上海今年来逐渐收紧的外来人口政策也是造成这种现象原因之一。
长久以来，我们都将人口视作社会的负担而非资源，这是一切人口控制政策的出发点。这种简单的归因论并没有科学基础，却很容易提出误导性的政策建议。
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调控规模，到2040年，上海的人口结构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50%的工作人口养活另外50%的人口，而这没有工作能力的50%人口中，有40%是老龄人口，而代表城市未来的0-20岁人口仅占10%。
控制人口后未来上海人口结构预测，图表来自@城市数据团
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难以避免的面临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影响，而保持繁荣的关键在于人口的流动：即新的年轻人进入这个城市，失去工作能力的老龄人口搬到城市郊区安享天年。
而上海目前的趋势是与之相反：城市中心区占据着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老龄人口没有离开的动力，现在外来人口又开始降低，年轻人进入这座城市的门槛正在被抬高。
对年轻人抬高的门槛
这个对年轻人提高的门槛，正是房价。
以目前中国最有活力的互联网产业为例，根据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在北京从事互联网产业的61.9万人中，75%不超过28岁，其中拥有北京户籍的人口仅占三成。而这占北京总人口不到3%的互联网从业者为北京创造了65%的工业增加值（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5年统计数据）。
但是以北京和上海现在的房价和未来可以预计的涨幅（在2015年的年底到2016年的年初上海经历了一轮非常迅猛的房价涨幅，这一轮涨幅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上海在这之前大幅缩紧了上海的住宅土地供应），有多少外来的年轻人能买上房？
根据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公布了2015年全年上海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上海住宅用地（含保障性住房用地、商品住宅用地）的供应量为400万-600万平方米。而相较于2011年，这个数据为1200万平方米。供应缩紧的结果是房价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拉高。在《上海规划2040》里，这部分供应量将继续缩减。
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土地资源，我们缺少的是规划里的住宅建设用地指标。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目前全国建设用地面积5.25亿亩，合35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3.6%；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0.49%。
那为什么还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呢？在AC之前发表的《中国真的人多地少吗？》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用来形容耕地有限，是适用的。“我国耕地面积排世界第4，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排在126位以后，人均耕地仅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这样的话语仿佛还在大喇叭里回放。我们在建国初期，其实是作为一个尚且吃不饱饭的新兴国家，用“人多地少”来向国民形象地描绘国情，说明农业发展和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用来说明我国城市土地增长空间有限，是错误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发展真的只用了很少的土地，并且需要更多的土地。而更多的土地不是没有，而是被某种力量牢牢的约束着，只能缓缓释放甚至不让使用。
将用于耕地保护的口号，借用成为了土地供给有限和房价高涨的借口，这是多种利益共同驱动下的结果。将原本正确的话语，借用到了一个并不适用的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由国土部门、地方政府、开发商、其他房地产既得利益者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有意无意间共同经营的假象：国土部门希望维护土地供给管制的合法性、地方政府希望维护自身土地信用、开发商和房产业主希望维护和提高房价。
周看看-《中国真的人多地少吗？》
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又称世界级城市或国际大都会，指在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近年，基于全球化（即全球金融、电讯和交通）的扩张，全球城市渐渐为人熟悉。全球城市一词由荷裔美籍学者萨斯基亚·扎森在其1991年的作品《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中首创，与巨型城市相对。
在《上海规划2040》中，上海拥有成为全球城市的野心，却不愿意为全球城市的吸引力承担责任，以致于最后将赶人这一动作付诸行政力量。上海曾经在1959年、1986年、1999年制定过三次总体规划，如今来看那三次规划的人口调控目标无一成功。但是人口调控的失败并不妨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上海之于香港的优势，就是它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而上海的机遇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制造业的繁荣。离开人去谈活力无异于镜中花水中月，而《上海规划2040》的人口政策人为分割上海与大陆市场，就算成功了，不就是再造一个香港吗？
政府真的能为“全球城市”选择居民吗？我看未必。
中国迟早会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居住将成为一个基础政策。《上海规划2040》无疑与“全球城市”的宗旨背道而驰。我们希望这只是上海面对人口调控政策的权宜之计，不会成为将来酝酿人口危机的一剂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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