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发展与折笔泛化的关系
1、“隶变”中待回答的问题
“隶变”，狭义上指的是汉字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一种事物的开端到成熟，一定是从无到有再由少变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存在短期或者局部的反向发展，作为文字史、书法史中的流变现象，隶变也应该符合这种规律。
目前认为，隶变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最典型的成熟隶书，即“八分隶”。通常将隶字划分为了“古隶”和“八分”两种。对于八分的理解，有几种说法，宣和书谱：“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1]；唐代张怀瓘认为，“八分”隶的特点是字的体势是否相背：“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2]；明代张萱的观点是古隶和八分区别在于有无波挑：“古隶与八分，有波势无波势微异，非两法也”[3]。直到现在“八分”的解释没有定论，而是泛指东汉时期的典型隶书，即什么样标准为“八分”还有待商榷，也就是说“隶变”结束的标志很不明确。
从笔画的角度来看，隶变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折笔，这在东汉的隶书和篆书的比较中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将会从几个时期书法中的“折”来分析隶变的过程，试图探究“折”与隶变的关系。
2、隶变的种子——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的“折”
由于早期的墨迹较少，以刻写为主，所以很难看到甲骨文时期的书写姿态，但是从早期的陶片和资料来看，刻画的“平线”“竖线”和“斜线”是早期标记的基本元素。甲骨文出现了很多笔划，并包含一些“曲线”，也已经有刻画连续、断开的“折”的形态了，如宾组二类（典宾类）王卜辞A7-2.3中的“日”“中”“子”等字。
图1 宾组二类（典宾类）王卜辞A7-2.3 选字
金文以铭铸的方式加工，比之于甲骨文金文以圆浑的弧线为主，但个别字中，也形成了折笔的雏形，如大盂鼎文中的“宝”“于”“市”“嗣”字及散氏盘中的“散”字等。
图2 大盂鼎、散氏盘选字
散氏盘这样笔画圆浑的金文中折笔较少，而较为疏朗的铭文中折的形态较多，如兔簋中的“月”“周”“尊”字、趩觯中的“月”“室”“更”“永”等字。
图3 兔簋、趩觯选字
甲骨文和金文以刻、铸成字，所以形态上的“折”不一定就是笔画上的“折”，有可能只是两笔的视觉综合，但无论怎样，折的形态已经出现了，这也为“折”成为笔画奠定了基础。
3、隶变的萌芽——春秋战国墨迹中的“折”
商周的金文和秦刻石文字由于篆书的内敛性和“二度创作”的特性，所以不具备“笔画”的属性[4]，这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墨迹在考察隶变中变的尤为重要。
出土于山西的侯马盟书属于春秋的晋系文字，从墨迹中可以看到，部分笔画出现了在圆转处经调整笔势后驻锋按笔的现象，虽然没有行成“横折”这一笔画，但笔意已相差不远，例如编号S2066圭版中“事”“明”等字。
图4 侯马盟书S2066圭版选字
同样的，在楚系文字中，尤其是战国晚期的楚简帛中，这种现象会时常出现。例如上博简《三德》中的“句”“毋”，《民之父母》中的“和”“殜”“若”等字；子弹库帛书中的“军”“弗”“雨”“黄”等字。
图5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选字
图6 子弹库帛书选字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晋系文字还是楚系文字，大部分的笔画是弧形曲线，但都包含有少部分的“折”，较极端的例子是郭店楚简，除了个别的“而”字几乎没有这种初期的“折”笔[5]，这也印证了隶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在某个文字系统中一蹴而就的。
图7 郭店楚墓竹书老子甲（局部）
4、隶变的成长——“折”笔的不断增加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文字也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表现为篆在实用中逐渐解体，主要是在涉及大量文字书写时，篆的弧线与实际书写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矛盾[6]。然而，早期的隶变，没有很多的墨迹能够印证其发展，只能通过秦印与封泥来进行研究，这里不过多详述。
秦统一后推行的小篆同样难以满足实际的大量文字书写需要，所以笔者认为，隶书和小篆很有可能同时存在于秦统一后的文字系统中，就像方言和普通话在语言系统中的情况一样。实际上，由于实际书写需要，某些官方文书也没有按照小篆的要求书写，如《廿六年诏版》，其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折笔，笔画的形状和标准的小篆有所不同。
图8 廿六年诏版
在墨迹中，篆书的结构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变弧线为“折”或者是分笔直线，可以看到“折”对于字形的影响更为突出，如里耶秦简第八层简牍中164号简中的“九”“酉”“朔”“论”都已经出现了明确的折笔；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更”“有”“宫”“循”等字。
图9 里耶秦简第八层简牍中164号简选字
图10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选字
西汉早期的墨迹能够反映随折隶变的进一步发展，“折”已经进入了全面泛化阶段，全文中出现折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字势也已经在横向发展。
张家山汉墓竹简抄写于西汉早期[7]，较秦时期较近，折笔的情况和睡虎地秦简相仿，但其中的“用”“书”“门”等字使用了更为明显的折笔。
图11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局部）
西汉早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出现的“贝”“而”基本都已经使用折笔，“国”“固”等包围结构外的口，也都已经使用折笔。
图12 银雀山汉墓竹简（局部）
西汉中期抄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中[8]“有”“马”“是”等已经有很多折笔，但“贝”字的右侧基本还是使用弧线；但在《战国纵横家书》中9，“贝”“目”“日”“口”等众多字形已广泛使用折笔了。
图13 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老子甲本》《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5、隶变的成熟——“折”的泛化与定型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仓颉篇，成文于西汉早期，书写于汉武帝后期[9]，由于是识字用书，可以认为其字形是当时通行的，用笔很少出现波磔，但是通篇点画有序，方整肃穆，“折”笔已经完全成熟，尤其表现在“横折”这一笔画的应用上，与秦隶的风格形成了明显差异。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不属于秦隶（“横折”尚未成熟），但又有别于八分隶的隶书（波磔尚未成熟）的字形。同时期或之后的隶书墨迹，“横折”都已经成熟，如同时期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老子[10]及西汉晚期的武威磨咀子汉简[11]。
图14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仓颉篇》《老子》（局部）
图15 武威磨咀子汉简（局部）
“折”的泛化形成了横竖向的架构，将笔画的方向推向了八面，而在“折”这个笔画发展的前期，较横势弱的竖势成就了趋扁的隶书字势，完成了隶书结构的定型。书写于秦始皇时期的龙岗秦简[12]中折笔不多，相对其他秦简墨迹，其向下方发展的字势十分明显，这也印证了在简牍书写形式下，折笔对于隶变定型的意义。
图16 龙岗秦简（局部）
所以，“折”的成熟，是隶变中一个重要的标志。
6、从单字看隶变——“折”的时间线
前面的几节中，通过出土文献字形的整体分析，能够得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从整体来看，“折”的泛化与隶变过程是统一的，从单个子来看是否也是如此呢？
以“月”字为例，从单字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个过程：从商代的甲骨文、金文开始，“月”字就已经有两种书写方式了，其中戊嗣鼎中的“月”字的“横折”应是两个笔划，但已初步具有折笔的形态；西周、东周时期，“月”字的形态十分丰富，折笔和转笔的几率基本对半；在楚系文字中，东周的王孙遗者钟、战国的包山简和战国晚期的子弹库帛书体现了“月”字中折笔在时代中的反复，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月”字各种各样的形态则反映出了“折”与“转”在这个时期也是并存的，折笔甚至较少出现；直至秦末汉初，“月”在简帛中仍然以两种形态并存，但从当时所用字书仓颉篇中“月”来看，此时人们已经在有意识的规范“月”的写法；在此之后的文献中，“月”字的折笔就未再发生明显变化，字形已经固定。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字在隶变的过程中，伴随着折笔的确定，同时，又存在着反复和并存的现象，充分体现了文字的发展不是线性，而是螺旋式发展的。
图17 “月“字的隶变
7、结论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波磔的装饰化及八分隶的形成标志隶变的完成，但笔者认为，波磔的确定与字势的趋横都只是隶变的现象之一，隶变完成的主要标志是折的成熟，“折”的泛化就是隶变的主要方式，折笔的成熟标志着隶变的完成。正是“折”的使用使得笔画由圆转方，为长横的书写提供了“蓄势”的基础，也使得篆籀中笔画下行的“势”被“折”所控制，从而造成了字势向扁平方向发展。也就是说，隶变完成时间是在西汉中期，而非东汉典型隶书成熟之时，从“折”的成熟到八分书的演化，只能说是一种审美的进步，而不是隶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宣和书谱》八分书叙论，《历代书法论文选》87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16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明张萱《疑耀》，45页，中华书局，1985
[4]《中国书法史绎》卷二，第2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5]参考《楚地出图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书》图版，文物出版社，2011
[6]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有“隶书者，篆之捷也。”，《历代书法论文选》15页，上海书画出版
[7]《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页，文物出版社，2001社，1979
[8]《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
[9]《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第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武威汉简》，第52页，中华书局，2005
[12]《秦简牍合集贰》，第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作者／邓序之
一个书法和文字的爱好者
2018级上海戏剧学院书法高级研修班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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