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部热播的军旅剧引起了我的兴趣，便抽空看了下，结果一集没看完就被其中层出不穷的常识性错误搞坏了心情，就此弃剧。话说我虽然没当过兵，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过在部队大院里生活17年的经历，对那时部队里的事大概还算了解点皮毛。就不提军中是如何的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了，我的那些“军二代”小伙伴们平常要是调个皮、捣个蛋啥的，被自家老子捆在树上拿皮带抽可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有幸没遭受过类似待遇，但其实也被收拾得不轻，以至于第一次转学到地方学校时，在课堂上依然习惯性的双手紧背身后，挺胸昂首，屁股只敢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分，一副像是不小心接触到了靠背就会挨刀扎的倒霉模样。
在我的记忆中，大院里的生活总是充满阳光
于是我立刻就成了一大堆地方同学围观和嘲笑的对象，至今印象深刻。
所以像剧中一个新兵蛋子就敢教训连长，然后非但平安无事居然还受到了鼓励和表扬，简直令我目瞪狗带，不禁怀疑自己那17年是不是活在了个假军营。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军旅剧的天花板仍然是十多年前的《士兵突击》。也唯有那部剧，能让我这个曾经的大院孩子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其实像这样的现代剧还算是好的。毕竟相隔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编剧一旦放飞自我很容易被喷得狗血淋头。而距今少则几百年、多则几千年的历史剧，才是挑战人们常识和底线的重灾区，各种胡说八道才叫离谱。
比如在影视中对于甲胄和弓弩等装备的威力问题的改编，就很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历史走向的正确认知。
在一些历史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一支军队在距离敌阵至少有几百米的距离就开始弯弓搭箭，然后黑压压一片的箭雨铺天盖地般的覆盖下来，甭管目标是举盾还是披甲，统统都得沾到死、挨着亡，杀伤效果堪比现代炮群齐射，差别仅在于死得没那么零碎罢了。
影视剧中常见错误之一，就是在夸大弓箭威力的同时，贬低甲胄的防御力
这里的第一个常识性错误，就是极度夸大了冷兵器时代远程武器的射程。在火炮出现以前，古代武器中的射程之王是三弓床弩，也叫一枪三剑箭，还有叫八牛弩的。根据北宋名臣曾公亮所著的《武经总要》记载，三弓床弩的射程可以达到700步左右，相当于现代的980米（宋步约等于1.4米）——还有种说法是宋人魏丕曾改造过三弓床弩，使其射程达到了1000步（约合1400米左右），但这事缺乏旁证，暂不作讨论，以免争议。
但像三弓床弩这样的大型武器极为庞大沉重，不仅难以机动，而且非常昂贵，还需要至少30个人操作。所以这种玩意不但装备量少，而且基本上都是用于在守城战中充当重型火力点。因此在古代军队中使用得最频繁的远程武器，还是便于携带的普通弓弩。比如唐朝府兵被征召出战或执行卫戍任务时，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两件兵器之一就有弓箭：
“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即箭囊）、横刀、砺石（即磨刀石）、大觿（类似锥子的工具）、毡帽、毡装、行藤（一种保护腰腿的皮制护具）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换句话说，唐军的弓箭装备率近乎百分之百。
横刀和弓矢是每个唐朝府兵必不可少的装备
而在网络上关于古代弓箭的射程到底有多远一直是个难解之谜。牛X吹得最狠的可以轻而易举的在数百米外夺人性命，威力堪比现代步枪，还能扯出一大堆理论依据，看得我这种文科生出身的一愣一愣的。事实上不排除在借助风力、马速、地势等外部有利条件下，弓箭的射程可能会成倍增长，也没法排除有人就是天赋异禀，能够大力出奇迹的把弓箭射出步枪的射程。但战争不是江湖打架和街头斗殴，一种普及型装备的战术运用，要考虑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士兵的基本能力问题。况且要充分发挥弓箭的杀伤性作用，除了射程这个指标外，火力的持续性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军队中，弓箭如果是进行覆盖性抛射的话，射程通常在150~200米之间；如果是进行直接怼脸的直射，通常能在百米以内造成有效杀伤；当然要想实现精准射击，一支弓兵部队能在压力山大的战场上做到30米以内指哪打哪，已经算是训练有素的精兵了。
故此才有“临阵不过三矢”的说法。也就是当敌军的骑兵冲进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后，弓兵往往只能射出3支箭，然后两军的近战部队就已经实现脸贴脸的亲密接触了。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弓兵们就可以打卡下班或是嗑着瓜子卖呆，他们还得躲在近战部队的后边对敌人的后续部队进行阻断式射击。
弓箭在战场上能起到很好的火力压制和威慑的效果，并非非得追求杀伤效果不可
可能有朋友迫不及待的想说说弩的事了，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既然弓箭价格便宜量又足，古代军人干嘛有非得费老鼻子劲去折腾弩这种既粗苯又昂贵而且效率还不高的远程武器呢？
说到弩，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秦弩了。那么为啥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弩能搞出这么大的名头，而在技术更先进、国力更充沛、生产能力更强大的汉唐等王朝，弩这种武器的应用或者说搞出的场面反而不如秦？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战场环境的问题。
话说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跟后世比起来规模不大、杀伤性也不强，但成本极其高昂。因为那时候衡量交战双方战力的标准就是战车的数量和质量，而有资格站在战车这种昂贵的作战载具上的家伙，即便不是出身高贵的龙子凤孙，也得是身家丰厚的“卿士”。就算是跟在战车后头吃灰兼行保护之责的辅兵，也是由低等贵族组成的披甲步兵为核心。至于平民和奴隶，拿着平常干活用的农具上战场耍就行了——在经典兵书《六韬》中，还就此专门讨论了哪种农具砍人比较顺手的问题……
有资格坐上战车的，都有足够的本钱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所以说在那时的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贵族。而这帮钟鸣鼎食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是不惜成本的，因此春秋时期各大诸侯国军队的装备精良程度，已经达到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高水准：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楚辞·九歌·国殇》）
屈原笔下的“犀甲”本质上当然是一种皮甲，但其防护能力远不是后来普遍用牛皮、马皮、羊皮制成的普通皮甲能比的。而频繁的战争造成的巨大需求，使得在当时哪怕在北方都能满地跑的大象、犀牛等厚皮动物迅速灭绝，于是青铜乃至于铁制的铠甲又应运而生。
而国力贫瘠又技术落后的秦人，偏偏又以这些普遍将自己武装到牙齿的中原诸侯国为主要作战对象，因此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破甲。
跟弓相比，弩成本更高、重量更大、射击频率更低，但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破甲能力远非普通弓箭可比。比如一个经常令人忽视的事实是，因防御力低下而总是遭到诟病的普通皮甲，其实几乎算是弓箭的天敌——曾有人做过测试，用英国典型的60磅长弓近距离（15码，大约相当于13米多）射击12mm厚的双层皮甲，结果却无法射穿。而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身披的叠加甲片制成的皮甲，防御力显然不止于此，你还想跑到人家眼前十几米的地方搭弓射箭，是嫌自己的脑袋安在脖子上太沉还是怎么着？
长弓再废，怼脸射的威力也不可小觑，皮甲的防御力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要搞定这么坚固的甲胄，秦人的选择除了拿剑硬捅，剩下的就只有破甲利器——弩了。
而秦亡之后，此后汉晋、隋唐等朝面对的战争形态则完全不同，这也导致了他们对于弓弩这样的远程武器装备的选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秦国打了几百年的仗，但基本都是跟山东诸侯间的内战。大家无论在兵种、战术和装备上其实相差不大，在远程武器上破甲是硬需求，所以弩的战场适应性和装备普及度就很高。可是汉唐等都是大一统王朝，主要的国防压力来自于塞外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这时候弓的高射速和高机动性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你让卫霍、李靖们扛着十几斤乃至几百斤的重弩奔袭塞外，费不费事先不说，有那个必要吗？
那么弩的破甲优势呢？要是拿这个问题问卫霍、李靖，很可能会挨一顿狠抽——就那帮塞外蛮子的光板老羊皮袄，还用得着破甲？
游牧民族嘛，免不了要养一堆牛马羊啥的维持生存，所以难免给人一种“这帮家伙就算搞不定铁甲，但皮甲这种破玩意应有尽有”的错觉。其实皮甲这种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必须掌握复杂的加工工艺：
“凡察革之道，眡其钻空，欲其丰也；眡其里，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约也；举而眡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齘也。眡其钻空而惌，则革坚也；眡其里而易，则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则制善也。櫜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也；衣之无齘，则变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
否则区区皮革怎么可能在十几米内挡住弓矢的射击？你拿着一副弓箭隔着百八十米外射头活牛试试，要是不能射透那层纯天然·真牛皮，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坚甲硬弓是汉唐武士的标配，破甲利器弩倒显得有些多余
这样复杂的工艺显然是逐水草而居、文明难以发展的游牧民族所难以掌握和传承的。因此那些纯游牧而生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他们身上的所谓皮甲如果不是从汉人军队那里缴获的，其实跟光板老羊皮袄没啥区别。顶多是在关键部位多缝两层，防御力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在19世纪中叶，满蒙骑士引以为傲的快马利箭之威被西方侵略者的火枪大炮击得粉碎，这种装备上的跨时代差距在历史上其实并非首见，只不过被很多人无意中忽视掉罢了。
比如两汉与匈奴。
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刘彻遣李广利出兵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名将李广之孙李陵自请率5000步兵直捣匈奴王庭，结果被且鞮侯单于率8万多骑兵包围于浚稽山（今蒙古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源以南）。
外无援兵，兵力差距近20倍，而且还是以步对骑，又被重重包围，怎么看都要完犊子了。可谁知李陵竟然率领部下一路向南突围，转战近千里，直到距汉境百余里处才在穷途末路下兵败投降，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李陵身陷重围却能转战千里，就在于匈奴人对装备坚甲硬弓的汉军完全没辙
李陵被俘后，司马迁在刘彻驾前替他求情时，已经把答案说得很清楚了：
“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那就是汉军的弓矢之利和坚甲之固对于匈奴人而言实在是太变态了——在李陵率军逃至鞮汗山（今蒙古达兰扎达加德）、眼见汉境不远时，竟在一天之内射出了50万支箭，射得匈奴人哇哇乱叫、满地乱窜。
不过匈奴人不是也以骑射见长吗？这倒没错，可他们射出去的都是些啥东西？匈奴人手头最出名的玩意大概就是“狼牙箭”了——这可不是后来宋人搞出来的那种形似狼牙、杀伤力强大的铁箭镞，而是真·狼牙·箭……当然还有用牛牙、马牙或是石头磨出来的箭头。这种东西的杀伤力别说穿透汉军的铁甲、皮甲了，距离远点就算直接怼肉上的话，估计也就能砸出个大包或淤起一片青肿，命中甲胄也就能擦掉点漆皮。
所以且鞮侯单于的兵只要凑近了，就得被李陵的汉兵用铁箭头射成刺猬，而他们射出的狼牙箭却只能给后者的甲胄擦灰，这仗还怎么打？所以匈奴人所谓的一路围攻，围是真围，毕竟两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至于攻就是个伪命题了。史书中关于这一战的记载，每次匈奴进攻都是留下几千具尸体却一无所获，而李陵直至兵败时麾下尚存3000多人。要不是“矢尽道穷”，匈奴人能一路将李陵“护送”到长安去，当然前提是他们有那个胆子也有那个本事。
与匈奴人作战时汉军装备优势之大，相当于机枪大炮打大刀长矛
这里插句闲话——在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中，只要有游牧骑兵亮相则形同新月的弯刀几乎必然会如影随形般登场，其实这纯粹是胡扯。只要我们翻翻史籍或是瞅瞅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壁画就会发现，像匈奴人、鲜卑人之流手里最常见的兵器就是环手刀，突厥、吐蕃、回鹘啥的最爱使横刀，契丹、女真甚至早期蒙古人最常用的单手刀，跟宋军标配的手刀形制基本无二，就是没见过纯粹的弯刀。
这是为啥？
首先就算他们知道有弯刀这种东西，也没有相应的冶铁技术和（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所以要武装自己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靠走私、劫掠以及缴获，只能是中原军队装备啥他们就用啥，想挑挑拣拣也没那个条件。其次是相对于弯刀，汉军标配的直刃刀反而更实用。
因为弯刀更适于骑兵作战时的劈砍和拖削，如果大家都很“游牧”、都是光板羊皮袄往身上一裹就开掐，那么弯刀的杀伤效果确实一流。可是当游牧民族遇到装备精良的中原军队时，劈砍和拖削对于重甲而言基本就是做无用功，想要破甲最好的办法就是钝器打砸和锐器捅刺，反倒是直刃刀更有杀伤力。
游牧民族就得用弯刀？这纯粹是后人在异想天开
因此从秦汉一直到隋唐，中原军队面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劫掠，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占据绝对优势。如今一提到汉唐，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开疆拓土、万国来朝，天可汗式的大帝层出不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的匈奴、突厥等是纯天然、如假包换的真·游牧民族。他们的单于、可汗啥的其实就是部落联盟的盟主，既不建立名实相副的政权，也不筑城聚民并加以治理，基本上除了放牧和抢劫外别的啥事不想也不做。因此他们无法创建独立的文明，文化和技术也无法传承，哪怕是趁着中原变乱或涌现出个英雄人物崛起于一时，也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根本无力与中原王朝竞争。
这就使得他们的生产力水平长期维持在一个非常原始和低下的水平，哪怕他们最擅长两事之一的打仗，也因为装备技术落后的原因，而屡屡惨遭中原王朝的碾压。
汉唐时有一汉顶五胡、甚至一汉顶十胡的说法，根本原因就在于胡人装备的极端落后——兵不利、甲不坚，那么上了战场就必然是送人头的下场。对此，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心知肚明：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游牧民族本身就文明落后，又人口稀少，连引以为傲的武勇都因为兵甲不利而屡屡遭受暴打，因此从秦汉到隋唐除了两晋司马家的蠢蛋作死外，他们根本没有在中原立足的机会。
之所以能“一汉顶五胡”，主要靠的就是装备上的巨大优势
而要收拾这帮家伙，汉唐军队用物美价廉的弓箭就够了，何必非得用弩？即便是装备，也基本上是给自己人互掐时准备的。
可是隋唐之后，两宋就从撵着胡蛮满地打变成了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轮番暴揍。此后蒙满两入中原，就算稍微坚挺点的大明朝，也不得不拿“不割地，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来卖惨，给人一种“虽然我成天挨打，但我就是不服”的无奈感觉。
这段后人编出来的所谓历史总结，其实一点都不励志，反倒让人感觉很丢脸
是老朱家的刀箭不利了，还是老赵家的甲胄不坚了？其实还真不是，宋人为了保住老窝简直把强弩重甲的技术发展怼上了天花板，明人更是连火枪大炮都操练上了。可即便如此，他们别说远迈汉唐了，最终连保家卫国都做不到。
这都是因为隋唐之后的游牧民族阴差阳错的突然开窍了，开始搞汉化，起码也得把什么单于、可汗啥的换成个皇帝当当。
其实这一套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就有以鲜卑人为主的游牧民族搞过。只不过那时候天下乱糟糟的，今日之帝王明天可能就沦为阶下囚，大家都没心思搞生产、搞发展。即便有魏孝文帝大力推动汉化改革，但其实也是阻力重重，最大的效果还是把鲜卑人给融合没了……所以等隋唐一复起，被撵回塞外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们又玩起了从前的那套老把式。
不过在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契丹可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灭了后晋之后，突然在汴梁学着汉人的模样称了帝，还把国号改成了辽。此后陆续崛起的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跟着有样学样，不但纷纷立国称帝，还或主动或被动的照搬汉人王朝的政权架构和典章制度，将游牧民族传统的部落联盟改造成了王朝制度。
所以也算是赵宋倒霉——游牧民族开始立国称帝可不是简单的改个名号而已，这意味着他们开始筑城聚民，开始发展生产，开始创建独特的且可持续的文明；同时这些政权开始部分或深入的占据原本属于中原王朝的土地，开始利用汉族人口补充本族人口的不足，实现基本物资和兵员的稳定供应；此外汉人汉土的流失也使得中原王朝的技术优势开始扩散，宋人再想像两汉或隋唐那样凭借坚甲利兵的装备优势，实现一汉顶三胡、五胡那样的战场奇迹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了。
宋人跟汉人唐人都是一个种儿，突然间打仗就不行了的背后，肯定有着复杂的原因
相反宋军倒是经常在某些装备上遭受到游牧民族的反向压制。
比如西夏就有一支重装骑兵部队名为“铁鹞子”，其标配的“瘊子甲”是一种在当时技术非常先进的冷锻铁甲，不但较为轻便而且坚固异常，对以坚甲利弩见长的宋军形成碾压式的战场优势。因此宋军对瘊子甲非常眼红，一旦缴获到都要当成宝贝珍藏，这种在汉唐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为啥两宋之后汉胡间的战斗力水准出现了大逆转：
“镇戎军有一铁甲，椟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即韩琦）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梦溪笔谈·卷十九》）
不过党项人实在太穷，纵然有技术也没钱生产，所以铁鹞子虽强但始终无法突破3000人的规模。可女真人就不一样了——在亡辽灭宋之后，他们可不止是抢光了这两个大国百余年积存的财富，以及宋徽宗赵佶的高达四位数的妃嫔和一大堆公主，还有数不清的甲胄兵器以及更加珍贵的工匠。
根据史书记载，在北宋亡国后金国高层关于瓜分战利品唯一引起的争执，便是原本在宋人眼中身份低贱的工匠的分配与归属。
因此，如果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神话最初是靠金人的勇武和坚忍的牺牲精神得来的，那么后来就是靠坚甲和利箭来维持这块招牌的。
面对铁浮屠的重甲优势，宋军只能拿命去填——这简直就像汉唐时战争的倒转版
宋人范仲熊曾随徽钦二帝被掳往金国。根据他在《北记》一书中的记载，女真重骑兵以50人为一队进行编组，其中前排20人均是人马皆披重甲的重骑，主兵器为长一丈二尺（约4米）的骑枪，副武器是一根八棱铁棍或一把腰刀。这些以冲锋肉搏为主的甲骑具装冲击力强大，意志坚定，被称作“硬军”。后排的30名轻骑兵只披轻甲，以拉力为7斗（约80斤）的骑弓为主武器——女真人使用的弓虽普通，但箭却不凡，被称之为“重箭”。箭头长近1寸（约20厘米），形似铁凿，破甲能力非常出色。而且女真军律严格规定弓兵必须在50步（约70米）以内方可射箭，甚至经常突击至宋军步阵前十几米处才贴脸硬怼，不但对宋军步卒装备的重甲有着非常强大的杀伤力，而且往往产生强烈的恐吓威慑效果，弄得宋军动不动就阵势动摇，甚至一哄而散。
所以女真人才会对军纪严明、悍不畏死的岳飞部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更可怕的是金军在战术上的进步。相比之下党项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过战术这种概念，就是一波流定胜负——赢了就追、输了就跑；契丹人虽然在体制和装备上有了进步，但战术上依然是传统游牧式的，以偷袭和骑射为主，不敢冲阵，被宋人嘲讽为“轻而不整，散而复聚，败退无耻，成列不战，长于弓矢，短于枪戟”。而从根子上就不怎么游牧的女真人，既保持了胡人固有的骑射之威，又有不畏破阵之勇，而且是遇挫愈勇、百折不挠，拿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
像女真人这样敢于冲阵破阵的游牧骑兵，在两宋之前基本没有过
面对女真人坚甲重箭的压力，汉唐时凭借简单的铁甲弓箭就能制造出的装备优势已然不复存在。因此宋军不得不随之进行装备升级，不但搞出了神臂弓（名为弓，实为弩）这种堪称单兵弩技术的天花板级别的装备，而且在防御上也大规模的重甲化——连弓弩手也得披挂最低37斤的铁甲，而近战步卒披挂的重甲更是达到了60斤（宋斤约等于650克上下，相当于今天的近80斤）的恐怖地步，导致其本来就很糟糕机动能力近一步下降。可即便如此，面对女真骑兵的反复冲锋和贴脸怒射战术，还往往几十个回合都难以决出胜负，最终因力竭而溃败的一方，难道还会是有战马可以骑乘的金军？
等对手换成比女真人还凶猛的蒙古人时，宋军干脆连野战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困守城池，直至油尽灯枯。
而明朝中后期的军备其实连宋朝都赶不上。为啥？穷呗。两宋虽然一直在闹财政危机，但其支出的七八成都用在了“冗兵”上，使得宋军虽然一直战斗力不咋地，但无论兵员、训练还是装备上都是有保证的。而大明朝的开山老怪朱元璋折腾出的那套异想天开的财税和国防制度，从根子上就是自废武功，再加上藩王以及士大夫的大挖墙角，还有各种天灾人祸，导致明朝即便想强军整武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像是朱元璋在位期间搞了13次北伐，结果就将明军的战马几乎消耗一空，此后过了200年居然还无法补齐装备缺口；再比如崇祯皇帝想发愤图强，可东林党死活不让他收商税，结果使得大明朝的最后一线生机彻底断绝。
崇祯皇帝与其说是被建贼闯逆逼死，不如说死于祖宗家法和文武大臣的联合谋杀
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别看经常有人猛吹明军装备的火铳大炮，其实面对穷兵黩武的满洲人，还真没啥装备优势。
仅从弓弩以及甲胄的发展来推断历代王朝的军事力量变化，其结果肯定是片面或不完善的，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唯装备论固然不可取，但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在战争中即便能够取得胜利，也得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而在冷兵器时代，虽然刀枪剑戟这样的近战兵器更为常见，但在当时能算得上是“战略级”的装备，其实还是弩和甲，尤其是后者。
宋人将甲弩这对攻防利器发展到了极致，但结果依然是然并卵
比如在古代的各大王朝中，虽然像秦和元曾颁布过“禁刀令”，但实际上形同虚设，各种兵器在民间始终都有着很大的保有量。甚至许多王朝还以正式法令的方式对这种行为予以保护，比如《唐律》中就明确规定弓、箭、刀、盾牌和短矛这五种兵器，任何人都可以合法持有，官府不得干涉。
但同样在《唐律》中，却将弩、甲和矟（即长矛或槊）列为“禁兵”，谁敢私藏或者私造，那绝对是得砍脑袋的重罪：
“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谓皮、铁等。具装与甲同。即得阑遗，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由此可见，哪怕是在严厉禁止私人持有的禁兵中，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其中甲胄（包括皮甲）更是禁中之禁，所以民间才有“一甲顶三弩，三甲进地府”的说法。
古人日常随身携带刀剑弓矢等武器，并不一定就是啥违法行为
别以为这是笑话——西汉那个将汉景帝刘启堵在细柳营外进退不得的名将周亚夫是咋死的？还不是因为私购“五百甲盾”而被安了个谋反的名头？有人可能会质疑，甲盾这种玩意不是防御性装备吗，怎么会跟谋反产生联系？
在“自相矛盾”那个典故中，如果让我们在天下第一锋利的长矛和天下第一坚固的盾牌中二选一，我们该怎么选？任何一个熟悉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人恐怕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毕竟在武力大体接近的冷兵器战斗中，一个手持无坚不摧的强弩或削铁如泥的利刃的士兵，也很难击杀数倍之敌而自身不损，而一个身披重甲的武士却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如果是有坚甲护身还有军阵加持的精锐部队，面对乌合之众以一敌百、敌千，甚至牵制万敌都不是神话。比如隋末名将张须陀麾下的精兵，就曾屡屡创造这样的奇迹：
“其年，贼裴长才、石子河等众二万，奄至城下，纵兵大掠。须陀未暇集兵，亲率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却，须陀督军复战，长才败走。”（《隋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三十六》）
这就是甲胄的威力。如非如此，老张就算长出三头六臂也得被捅成马蜂窝。
各大王朝的统治者对此当然有着深刻的认识。故此，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间尽管战争形式发生了种种改变，但直到火器成熟前无一物能动摇甲胄作为装备之王的地位。因此各大王朝可以对百姓耍刀弄枪视若无睹，但谁敢整套甲胄玩玩的话，那绝对会是非弄死不可的下场。
汉唐之威并非完全由装备优势建立，但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更是保证自家军队装备优势的根本。可是随着隋唐以后甲胄生产技术的外流，这个优势就成了泡影，所谓的一汉顶五胡的故事自此成了传说。
虽然蒙古人被打回塞外后，连铁锅都不会造了（造成土木之变的导火索之一，就是王振禁止了与瓦剌人间的铁锅贸易），但这一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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