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新萍
1976年2月8日，是我人生路上独自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的第一天。我即将单枪匹马去广州军区，当一名体育兵。
夜幕很早就降临在冬季的北方。
下午五点左右，全家围坐在饭桌前，吃着爸爸最擅长的包饺子，为我送行。
姐姐1974年下乡在沈阳军区的知青点——盘锦胡家农场红旗青年营，她是营长，她把春节回家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留守没有回来过春节。
爸爸、妈妈、姥姥和两个弟弟都抢着往我的碗里夹饺子，好像对我的嘱托和送行的话都在饺子上了，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多吃点”。我能感觉到妈妈的眼泪一直在她的眼睛里打转，爸爸则很少说话，我知道他情感丰富的内心不轻易外露。我的鼻子也比饺子醋还酸，但是，谁都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饭后，爸爸妈妈又单独对我重复着嘱咐过多次的话了，我都点头应允着。妈妈在我的衬衣口袋里放了50元钱，用别针别上，另外10元零钱放在外衣口袋里。我不要那50元，因为我知道家里也不宽裕，而且，到部队后我就有津贴了。爸爸说：“带上吧，穷家富路”。这是我1976年2月8日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家里的钱。
在我的行囊里，除了路上要用的洗漱品外，就是几件内衣。因为到部队后，除了战士应发的服装外，体育兵还发运动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带上，爸爸给我写了一张便笺，是北京大伯家的地址。在北京转车时需停留一个白天，要去看望伯父、伯母并在那里休息一下。
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灰色“马桶”包，装下了我的全部家当，还有一袋爸爸妈妈给伯父家里带的东西，我就整装出发了。
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一起送我到沈阳火车南站。
在我家门口乘坐环路电车，经振兴街、中兴街、体育场、文化宫到南站，一共五个站。平时觉得这段路挺长的，而那天却感到电车开得飞快。途中，他们抢着帮我背“马桶”袋，在车上小弟弟还帮我“占”了一个座位，我没有推让就坐下，还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这样爸爸妈妈会高兴的。
到了火车站后，因为爸爸穿着军装，我们进入军人候车室，等候进站台。爸爸妈妈交代我在北京转车的注意事项，还跟我说了很多话，我记得最清的是：要加强文化学习，有时间多看书看报，新华字典上有很多知识、还可以避免写错别字… …
我乘坐的是沈阳至北京的12次特快。
全家福（后排左二是我）
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即将启动。我隔着车窗使劲地向他们摇手。妈妈和弟弟站在车窗前面，爸爸站在他们后面。火车启动时妈妈和弟弟随着火车向前跑了几步，边跑边使劲地摇动着手臂，我看到妈妈流下了终于忍不住的眼泪。爸爸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是一直向着我挥动着双臂，直到夜色淹没了一切。其实，爸爸的眼泪我已经看到了，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看到的。多年以后爸爸说，那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流泪。
列车加速后，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疾驰。
从火车启动那一刻起，我一直哭着，或趴在茶桌上、或头靠在车厢上。坐在我对面的两位中年男性一直在兴奋地聊着，不时地抬起眼睛看看我。火车开出了几个小时后，估计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也停止了抽泣。
这时，对面其中一人问我：“小姑娘，你去那里？”，我不回答（记着妈妈嘱咐我的不跟陌生人说话）。他又问我：“你干什么去？”，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问：“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我犹豫了，他的后一句问话，我是否要回答，因为我家里没有出事。我们仨人对视着，同时，我也在心里判断着，他们是不是坏人。片刻后，我回答：“不是家里出事”。看我开口了，另一个人又问：“那你为啥哭了几个小时？”，我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当兵”，说话间，眼泪又下来了。
听说我是去当兵，那俩人瞪大眼睛，身体明显前倾，一个说：“当兵多好啊，应该笑才是，为啥还哭呢？”，另一个说：“我这辈子就想当兵，可是当不上啊”。之后，他们就跟我聊起来了，说当兵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好事，不要再哭了等等。快到北京时，他们跟我说洗洗脸准备下车吧。
火车到达终点站北京是9日早晨6点多。
爸爸给我买的是沈阳至广州的通票（那时没有沈阳至广州的直通车），要在北京转车。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签当晚北京至广州的15次特快。那个年代没有春运和南下大军，秩序也好，车票很快就签好了，有了车厢和座位号。
从火车站出来，我就到对面的邮电局，给广州市沙河大街24号军区体工队女排司徒许教练发电报： “我 乘 15 次 X 号车 厢 11 日 早 到 广州 接 贺。”这是爸爸教我的。
办好这些事后，我就找人问路，到海淀区花园村怎样走，坐哪路公交车。我很顺利地找到大伯家。
大伯和堂姐已经上班去了，伯母一个人在家，还有她养的三只猫也在屋里。
我简单地吃了一点早餐后，就陪伯母出去买菜，她主要是去买喂猫的臭鱼。回来后，我帮她搞完家里的卫生，就到表姐的床上睡觉去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了。我赶紧起来，看到伯母在和面，她说晚上吃炸酱面。
过了一会儿，大伯下班回来了。他和爸爸长得像极了，进门后就给了我一个大拥抱。当年我差点过继给大伯家，他们就一个孩子，想把我要过来跟姐姐做个伴，后来是妈妈实在不舍得，我才没有进京。
面条是大伯亲自擀的，山西人很喜欢吃面食，也很会做面食。炸酱面，既好吃，又好做。
堂姐下班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吃的晚饭。
说来也是基因的相同，我和堂姐长得很像：大个子、大眼睛、白皮肤、黄头发、自然卷，经常会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混血，我多以一个使劲的白眼回答。
晚饭后，大伯要给我拿点钱，我坚决不要。他是高干，孩子又少，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也知道他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但是，我真的不需要，我的内衣口袋里还有50元钱呢。
大伯和堂姐送我到火车站，还从家里洗了一些水果给我带上。火车启动，与他们挥手告别时，我竟然全无与爸爸妈妈和弟弟分别时的难过。
大伯和堂姐近照
列车在夜幕下飞驰。我坐在靠车窗的位置上，托腮望着窗外黑蒙蒙的夜空和若隐若现的星星月亮，遐想着我此行的目的地会是什么样、我穿上军装好看吗、女排的队员都是哪里人、我的身体素质和技术能跟上队里的训练和比赛吗… …我的大脑在漫无目的中慢慢降低转动的速度，昏昏入睡。
清晨，列车开始广播时，我睁开双眼，一缕霞光照进车厢，啊，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透过车窗，远眺一望无际的中原平原。尽管这个季节，大地没有春的盎然、夏的似火、秋的丰硕，但冬的素裹依然无法掩盖其肥沃。
我已经在中原大地上了，心情如同窗外一样开阔。我贪婪地嘹望着窗外没有如画般景色的景色，数着飞快而过的电线杆，看着天空偶尔飞过不知名的鸟类，我都觉得是一种美丽景色。
列车广播中又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前方我们将跨越黄河。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我当时对黄河的了解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和1975年8月的大洪水。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希望自己的大眼睛派上用场，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它的身影。
看到了，看到了，远处那一条弯曲的黄丝带，好像高出地平线一样。视野越来越近了，黄丝带变成了一条巨龙，汹涌壮阔，我仿佛能听到了它的咆哮。
在经过黄河大桥时，列车放慢了速度，不知道是为了让乘客能仔细地欣赏和观望这条母亲河，还是出于大桥的安全时速考虑。座位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发出惊叹后的呼叫。那时照相机还不普及，更没有可以照相的手机了。我也只能用眼睛看，视网膜就是成像的底片，长期地保存在我的大脑里了。
黄河让我激动，这就更加令我期待下一个壮观景色——长江了。列车广播里说，在下午1点xx分将跨越武汉长江大桥。
我当兵前，除了小时候全家跟爸爸回过一次山西老家外，就再也没有踏出过东北的土地。虽然在家里墙上贴着的全国地图上，闭上眼睛也能准确地摸到各省在“大公鸡”的哪个位置，但那仅仅是个平面图，也仅限于知道长江以北是北方，长江以南是南方，首都是北京和全国的土地面积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而已。
在沈阳与爸爸妈妈弟弟分别时的难舍和伤感，随着列车的南下及沿途的主要城市、重要地理位置和著名景观，让我分散了精神，淡忘了惆怅。
长江，没有我期待的浩浩荡荡，它与汹涌澎湃的黄河相比，似乎温婉很多。但宽阔的江面、两岸的景色、江中航行的轮船，足以让我感到中国第一大河的奇秀壮观了。
过了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在武昌站停车时，下到站台上活动一下。坐的时间太长了，两只脚都肿了，再是下去买点吃的。武昌出麻糖，我买了一盒。害怕开车时上不去车，还没等站台打预备铃，我就赶紧上车了。
傍晚，火车进入湖南境内。沿途景色也逐渐有了南方的气息。树也是绿色的了，铁路旁还有些树木和野花在开放。车到长沙站停了十几分钟，我又下去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气温高了很多。
天色很快就黑下来了。大约晚上9、10点钟，列车广播员最后一次广播，并告诉旅客已经进入广东境内。我放松了一天一夜的心里，又莫名地仓促起来。
1976年2月10日夜，我当兵路上的最后一晚，我几乎没有睡着觉，数着火车轮子的节奏，想着还有多久天亮，不知是期盼还是紧张。
11日的早上（应该还是凌晨），我来到车厢链接处的洗漱间，刷牙洗脸后，对着镜子，把两条齐肩的辫子梳理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端坐着，设想着很快就要开始的一切。
列车在早上6点多钟到达我此行的目的地——广州，与8日晚在沈阳站与爸爸妈妈分手，过去了整整二昼三夜。
我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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