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军团转移鹤峰期间，洪湖苏区军民，在特委和周逸群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的艰苦斗争。
1930年11月，蒋介石任命湖北省主席徐源泉为“湘鄂川边清乡督办”，率5个师又7个旅的兵力，开始围攻洪湖苏区。至12月，南县、华容、公安、潜江、监利等县城及郝穴、朱河、车湾、毛家口和峰口等集镇先后沦陷，洪湖苏区面临着极其险恶的形势。
特委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所吓倒。
虽然，红二军团南征时没有留下部队，而且带走了赤卫武装，“所留之枪，好坏共仅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仅三百上下'。要靠此粉碎敌人进攻确实困难。
特委以大无畏的气概，号召苏区全党“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充分依靠和武装群众打败敌人的围攻。
这期间，在监利建立了湘鄂西赤色警卫总队，周逸群兼任总队长，在公、江、石、监、沔、天、潜、华、南、松等县，各组织一个赤色警卫大队(依次编为一至十大队)。随后，特委将其组成江左、江右两军。
前者包括第二、四、五、六、七大队，任命董朗(后为段德昌)、彭之玉为指挥和政委；后者包括第一、三、八、九、十大队，由段玉林、万涛分任指挥和政委。两军共2000余人，枪700余支，是脱产的反“围剿”斗争的重要力量。
特委还号召各县将18至30岁的青壮年农民编为赤色教导军，每县一军，每区一团，每乡一连，使用刀矛等武器，平日不脱产，战时支援前线和补充赤警队。30岁以上男子及健壮妇女则组成赤色守备队。少年儿童编为少先队、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护理伤员等工作。特委领导群众利用水网、湖泊、堤岸、柴林等有利地形，以夜袭、伏击、破坏、刀刃等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痛击来犯之敌。
11月中旬，江右三大队与军校学生军袭击石首茅草街，缴枪数十支；12月初，江右八大队收复华容城，江左四大队袭取朱河、上东湾，江左二大队4次夜袭郝穴，均取得不小的战绩。
敌军的计划是：第一步(即第一次“围剿”)重点进攻江北苏区，第二步(即第二次“围剿”)重点攻击江南。这时，段德昌率手枪队护送红二军团伤员返抵苏区。接着，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第四十九团及第五十一团约三个营也抵达石首。特委把这些队伍整编为新六军，由段德昌指挥，成为反“围剿”的基干力量。
1931年1月1日，敌分4路进攻江北苏区，在敌军攻击下，苏区不少据点先后失守，到口邓家庙红军医院和柳关红军被服厂，被敌夷为废墟。
敌军的暴行，激起苏区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沔阳五大队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于邹家河、宋家新场、河城、杨树峰阻击进犯之敌；监利四大队同赤色教导军在鸡鸣铺、毛家口、观音寺等地重创敌军、阻滞敌人进攻柳关达10天之久；潜江七大队于浩子口、刘家台等地痛击敌人。
在江南，新六军在华容八大队配合下再占华容城，不久，北渡江陵，在胡家场歼敌一部，接着回师收复石首江北区，歼敌数百。2月间，江陵、潜江赤警队抗击敌军20余天后转移白露湖、三湖地区。
不久，新六军及八大队第三次收复华容城，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至此，敌虽占江北部分地区，却没有达到消灭工农武装力量的目的。
3月，敌实施第二步计划，重点攻击江南苏区，妄图消灭特委、联县政府和后方机关于长江以南。新六军及江右军英勇抗击，但敌以重兵占藕池、高基庙和石首城，进逼苏区首府调弦口。
特委当即决定：
医院及党、政、后勤机关转移洪湖；新六军一部、军校学生军及江右军扼守焦山河、调弦口一线，阻敌推进；抽部分主力及八大队占领注滋口、明山头，以建立洞庭湖特区，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依托；新六军另一部由段德昌带领渡江入监利，以牵制敌军在江南的行动，并巩固洪湖政权。
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代表夏曦到达苏区，组成了由他任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然而，面对敌军“围剿”，分局除写信要红二军团返回洪湖之外，别无他法。
按照特委的上述计划，段德昌率部渡江进至监利下车湾。3月下旬，华容、焦山、调弦口陷落，特委及政府机关迁至洪湖西岸。段玉林率部于注滋口、明山头牵制华容、南县敌人行动后，掩护石、华苏区上10万群众进入桃花山隐蔽。
周逸群抽干部着手组织洞庭湖特区委员会，以开辟新区。
4月初，敌重兵围攻桃花山。被围群众弹尽粮绝。
周逸群遂决定分三路突围：
一路为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渡江入监利。这些群众除在江中被敌舰炮击牺牲五、六百人外，大部分抵达江北，受到苏区政府的妥善安置；一路由华容县委书记蔡玉坤带领，分散突围后就地坚持斗争；一路由周逸群指挥，向洞庭湖转移。
5月，进入洞庭的八大队一部及群众，遇敌团防“围剿”，处境困难。5月20日拂晓，周逸群掩护群众通过岳阳贾家凉亭附近王家庵时，与敌团防遭遇，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周逸群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他的牺牲是湘鄂西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
进至江北的段德昌部，3月下旬，在王福三桥整编为独立团，段为团长，辖3个营和一个特务营。接着，在四大队配合下收复朱河；4月初，连克柳关、瞿家湾、峰口后，向西转战，又克周老嘴、新沟嘴。
洪湖苏区反围攻斗争历时半年。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斗争异常残酷。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数百里赤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残”。
仅江陵一县，牺牲的党团员在2000人以上，群众二、三万人。在沔阳，遇难者约1000人左右。
但是，敌人的烧杀没有吓倒苏区军民，特委依靠武装群众，实行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南北呼应，利用河湖港汊的地形条件展开人民战争。
正如特委所总结的，对这次敌人围攻，“全凭群众力量去抵御，因新六军的力量有限，并且四处受敌，更无法兼顾。
所以我们的主要方法是：
运用游击战术，各个击破敌人；并发动广大群众将敌人的驻地紧紧地箍着，断绝敌人的交通，扰乱敌人的后方；同时加紧瓦解白军的工作，以动摇敌军”。军民团结奋战，不仅粉碎了敌人消灭苏区的阴谋，而且锻炼了革命武装。
经过两次反“围剿”，江左、江右军从几百支枪发展至1000余支。段玉林江右军进入江北后，编为湘鄂西警卫二团(后又编为红九师第二十五团)；军校学生军发展了几百支枪，编为湘鄂西警卫一团，为苏区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力量。
1931年春，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后，转战各地，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建立、恢复或发展了湘鄂边、归兴巴、鄂西北、鄂北和襄北根据地，迅速扩大了苏区范围，形成了互相联系的战略整体。
1930年12月下旬，红二军团转移至鹤峰南北墩，开始了在五峰、鹤峰、石门和长阳流动游击的战斗历程。
早在同年春，红四军离鹤下洪湖时，湘鄂西前委组织了以汪毅夫为书记的鹤峰中心县委和以贺炳南为团长的独立团，留下坚守湘鄂边根据地。另外，陈连振部驻守邬阳关；贺英、贺文渊游击队在桑鹤边活动。
1931年3月，红二军团在长阳组建湘鄂边第二独立团后，开赴枝柘坪休整。这时，洪湖苏区敌情严重，湘鄂西特委及中央分局多次来信批评在湘鄂边流动游击的错误，要求红二军团返回洪湖，援救苏区。
前委在唐赤英抵达前已接到同一内容的信件，便于下旬开会，决定渡江北上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苏区，以策应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
会议为此制定了渡江北上的计划，并按中央指示把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二军编为红七师，孙德清、李剑如分别任师长、政委，辖3个团；原红六军编为红八师，王一鸣、王鹤分任师长、政委，辖3个团。
同时，由周小康组织湘鄂边分特委，领导苏区工作。还组成红三军教导师，由王炳南、陈协平、董朗分任师长、政委和参谋长；规定苏区第二独立团归教导师指挥，坚持苏区的斗争。4月3日，红三军主力约1万人离开枝柘坪，计划经巴东渡江北上。
红三军离开湘鄂边后，于4月4日占领巴东城。在与巴兴归苏区取得联系后渡过长江，连克兴山、秭归，实现了北上的第一步计划。
4月中旬，红三军占领远安城，发布开辟荆当远根据地的计划：
北渡长江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江陵、石首、监利、沔阳赤区之围”。因为敌人重重围困洪湖苏区，“本军不宜陷入重围，而应采取'击赵救魏'之计，占领荆、当、远为根据地”，方能“解江、石、监、沔之围”。“如果此时不顾一切冲入江、石、监、沔赤区，无异是自投罗网”，因为那里“小部队'跑兵'虽可幸存”，“但无地势足资依据”、“而且湖港纷歧，大部队难以展开”，“藏躲是自取灭亡”。
因此，洪湖苏区危急，“本军应当援救，但援救必选择稳当方法，方于赤区有益，于本军无害。'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由于邓中夏的片面认识，不主动与洪湖苏区联系，以互相策应；而开辟新区又缺乏具体有力的措施。
4月16日，红三军克荆门，但攻当阳受挫，便转移远安西北之重洋坪。接着，在保康南之马良坪，遭敌花石生、赵冠英和郭勋10余个团的夹击。突围中，红八师第二十二团失去联系，主力向鄂西北方向转移。开辟荆当远苏区计划便“成了幻想”。
1931年5月，红三军离荆当远地区，经歇马河、旋风山和白峪沟，于15日抵谷城县大观音堂，随即攻取了石花街。前委为获得立足之地，决定攻取均州城，创造以均州为中心，包括房县、谷城、保康，南漳和竹山在内的鄂西北根据地，并为此部署了行动计划。
占领均、房后，前委认为“在均、郧、房等地造成赤色区域”，作为一个巩固的后方，既可以“帮助九军巩固根据地”，又“可与江、石、监、沔联系起来”。于是，鄂豫边特委与红三军商议，请中央批准红三军暂留鄂北，“造成豫南、鄂北、鄂西的进攻根据地”。到是年秋，以房县为中心，包括14个区、105个乡的鄂西北根据地便告形成。
与红三军主力撤离荆当远进入鄂西北的同时，洪湖根据地进行了抗灾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
1931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中央先后派徐锡根、宋盘铭、潘家辰、张昆弟、庄东晓和钱瑛等干部到湘鄂西。6月中旬，召开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了由崔琪、万涛、杨光华、彭之玉为常委、崔琪为书记(不久，崔病，由杨光华继任)的湘鄂西临时省委。
与此同时，成立了夏曦为主席、贺龙、万涛为委员的省军委会；除湘鄂边特委外，另成立了宜昌特委及南华安、汉川中心县委。此时，中共中央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开始在苏区贯彻。
1931年7月，洪湖根据地发生特大水灾，“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的“百分之九十五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近万”，江右苏区“亦淹没一部分”。
粮食、布匹、食盐及药品顿时发生困难。苏区70%以上群众被迫外出逃荒；分局、省委及政府机关由瞿家湾转移周老嘴。正在此时，敌人发动第三次围攻。
9月，“围绕在湘鄂西苏区的反动武装约二十四团兵力”。这样，抗灾与反“围攻”成了苏区军民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分局、省委领导下，江、石、监、沔、汉、华各县召开了党的会议，全力以赴领导抗灾斗争。
建立了党支部的“赤色灾民团'，有计划地向鄂南、岳阳、京山、荆门、沙市、潜江、天门、武汉等地转移了灾民，在白区开展没收地主钱粮的活动。仅汉川游击队在南河一带就没收银元1万，粮食6000担。石、华成立了“没收委员会”；当、公、松成立了“饥民委员会”和“分谷委员会”，带领灾民“吃大户”。留在灾区的群众建立渔业合作社，开展捕鱼、养鸭、打菱角等其他活动，进行生产自救。
监、沔、石水上游击队多次在长江上截击敌船，夺取了大批粮食、盐和布匹，基本上保证了医院及后方机关的给养，也接济了灾民。随着洪水退落，政府发动“赶秋运动”，为农民提供了种子及其他生产资料，发放了农业水利贷款，领导苏区人民逐步恢复了生产和重建家园。
在反“围剿”战线上，担负抗击敌军重任的是段德昌指挥的第九师两个团，以及苏区警卫团、教导营，总兵力不过四、五个团。
由于群众外流未归，给养困难，交通不便，要打败敌军“围剿”确有很大困难。省委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有鄂、川、湘之分，矛盾甚大，难以统一指挥，且因交通为洪水所阻，配合不甚密切，只要红军依靠群众，重点打击，甚至突入外线作战，就可击退敌军围攻。
8月2日，湘鄂西省军委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指出，红九师在巩固与扩大苏区、保证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决定以廿五团巩固后方，甘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后者“最主要的任务首先须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之一方”，并“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之“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要尽可能占领和巩固天门地区，保持与后方交通线，以便随时返回苏区。
接着，省委和省军委又决定：红九师北上，“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联系”；万涛随军出发，领导红九师行动，在与红三军主力会合后，负责“转变三军政治路线，充任三军政委”。
按此部署，万、段率红二十六团及教导营于8月10日自江陵向潜江、天门推进。留守的红二十五团乘势击败徐德佐两个营，占领潜江城，正式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17日，红二十六团攻克沙洋，全歼徐部两个多团。
下旬，红二十五团在潜江城附近击溃第四十三师萧之楚部两个团。红九师半个月的行动，从北面打破了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包围，还占领了天门部分乡村，缴获大批武器，不仅充实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团，而且装备了新成立的红二十七团，为洪湖苏区向襄河北岸发展创造了条件。
红九师克沙洋时，在敌人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为接应红三军主力南下，红九师攻取了荆门，并北上至仙居区。但等候一周仍未获确讯，遂渡襄河，9月中旬在宜城县田集与鄂豫边特委领导的红九军二十六师会师，开始了帮助恢复鄂北苏区的斗争。
鄂北苏区，亦称襄枣宜苏区，形成于1930年秋。早在八七会议后的秋收起义中，便建立了工农革命军鄂北游击总队。被镇压后，鄂北革命运动处于低潮。
后整编为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政委分别为张香山、余益庵，辖5个总队(后改4个团)。红二十六师出击钟祥的洋梓，扩大了割据区，并开展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建设，初步形成了鄂北根据地。
区向豫南发展。但1931年春，红二十六师在反“围剿”中多次受挫，辗转在南漳、京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损失严重，苏区几被敌占领。4、5月间，由于红三军转战荆、当、均、房，牵制了敌军，“二十六师和鄂北赤区乘机恢复”。革委会也迁至宜城县新街，苏区工作又重新发展起来。
此时，红九师与红二十六师会师，极大地振奋了鄂北苏区军民。红九师先后消灭了数股团防武装，帮助巩固了苏区。
11月，中央根据分局的请求，同意“鄂豫边特委以后直接归湘鄂西中央分局指挥”。不久，特委升格为鄂豫边临时省委，鄂北苏区便正式成了湘鄂西苏区的组成部分，省委机关不久也搬至新街。
省委之下设则属分特委、枣阳县委及6个独立区委和100多个支部，加强了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年底，红二十六师发展至500余人，还组建了5个游击大队。在省革委会之下先后成立了襄、枣2个县级和宜东、钟北、枣南3个独立区共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全区面积2700平方公里，拥有40万人口。
1931年9月，红三军前委获悉红九师在鄂北苏区活动的信息后，便决定率红七、红八师南下与之会合。红三军前委率红七、八师经保康、南漳东下。9月28日抵荆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师。
为了适应日趋扩大的苏区斗争的需要，1931年12月11日至13日，在监利周老嘴召开了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苏区各县代表出席。鄂豫皖等苏区派代表前来祝贺。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土地革命、生产救灾和支援红军战争等决议，决定把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产生了新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崔琪任主席，彭之玉任党团书记兼省政府秘书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推动土地革命等工作继续向前发展。
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苏区以襄北为重点发展方向。在这之前的11月间，党中央指示红三军“执行向北沿汉水发展的路线”，即“除巩固原有苏区外，必须沿汉水流域向荆门、当阳、钟祥、宜城、京山、云梦、随县等县发展，同襄枣宜、均房等苏区(第九军)打成一片，并与鄂豫皖苏区取得联系”。
这一指示虽包含了急欲与鄂豫皖苏区联成一片以实现进攻武汉的冒险主义内容，但对于水灾后粮食及兵源困难的红三军，仍是极为适宜的发展方向。
因此，一度被编为5个大团的红三军，按中央指示，再编为七、九两师和1个独立团，决定“以九师过襄北行动；七师到襄南之汉川方面行动；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巩固苏区内部”。接着，主力积极向襄河两岸推进。
1932年1月19日，红三军第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策应下，由红庙、泗港渡襄河，走天门皂市，直逼应城。
下旬，在应城与龙王集间痛击了敌第四十八师蒋作宾部。接着歼灭来援之敌第四师第十二旅，活捉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3000余人，缴获大批作战物资。
与此同时，红七师在汉阳黄陵矶、侏儒山，歼灭钱大钧部一个营。被红军震惊的敌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调兵入侵洪湖苏区。红七师乃回师峰口，打击川军，收复熊口、龙湾；红九师则沿汉宜公路西进，于2月初再取张截港和潜江城。
接着，红七师入襄河沿岸，协同红九师作战。3月初，红七、九师及独立团联合行动，全歼敌韩昌俊旅于应城附近的文家墩，李家场，活捉韩昌俊以下2000余人，取得了襄北作战的又一胜利。
军事上的胜利，推动襄北苏区迅速扩大。至1932年春，苏区面积，汉川约占全县十分之九，汉阳占十分之七，天门十分之八，应城、云梦、京山各四分之一，荆门、当阳、钟祥、孝感等县，也有部分区乡建立了革命政府。为适应发展的需要，中央指示：
“应城、云梦、孝感等地，暂时可以由一个较强的中心县委领导。如必要时，亦可成立鄂中特委”。
据此，湘鄂西省委撤销了汉川中心县委，3月间，建立鄂中特委，不久，改称襄北特委，孙子铸任书记，机关设在天门韩家集，领导襄北各县工作。
省委还新设置了天汉、川阳、天潜、荆南、荆当、云孝、应城、京山、钟祥等县，建立了天汉、云孝、川阳、荆当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这样，除湘鄂边、巴兴归、鄂西北、鄂北及江南地区外，仅洪湖和襄北苏区“此时面积，直则有当阳到汉阳，不下五百里；横则由监利到钟祥，不下二百余里”。是湘鄂西苏区范围最大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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