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俯视“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就会发现，武汉这座城市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件。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战线大到横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省、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歼敌数量最多、耗时最长的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大战；这场会战也是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共同谋划的一场大型战役。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庆算起，至10月27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为止，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25.7余万日军，极其惨烈！
1938年中国已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此时日军已攻占了华北大片土地，我国的上海、南京也相继沦陷。而日本还洋洋得意地实施着他们“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能不能拖住日军，武汉会战至关重要。武汉地处长江航线，位于平汉铁路、粤汉铁路的交汇点，既有长江水路联络东西，又有平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并沟通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重庆，但实际上，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则在武汉。武汉地处中国核心腹部，日军占领武汉，就等于在中国地图的腹部插入一把极其致命的刀子。
此举不仅能打击中国的战时经济，而且日军还能以武汉为基地，进攻湖北西部以及战时陪都重庆等地，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对中国而言，武汉这座城市是不能轻易失守的城市，中国军队必须保卫大武汉。武汉的重要性除了其地理位置外，日军还希望通过占领武汉，打击中国的抗战信心。
1938年尤其是攻陷南京后，更是极其轻视中国中央政府，并狂妄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曾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全面侵吞中国，铁蹄步步紧逼武汉。武汉当时实际上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均预期武汉陷落将令中国停止抵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的失利，导致作为重要物资运输港口的上海港，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国民党为此不得不调整战略，将战略物资改运到广州港，再通过粤汉铁路走陆路运送到内陆。
国民党这一战略的调整，更加大了侵华日军想尽快攻占武汉的决心，日军认为只要能沿着长江进攻并占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武汉，就能以武汉市为屏障，卡断长江航线的运输，切断并掌控铁路。掌控了铁路，就等于切断了各地军队的战略物资补给。为此，日军和中国都把武汉当作决战的战场。日军侵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计划，将魔爪伸向徐州以及武汉地区，准备实施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为了拖住日军，蒋介石甚至枪毙了一个司令。为了诱使日军改变进攻陕西，国民政府决定在徐州打一场大战，让日军把精力都放在打通通往武汉的战线上。而徐州扼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会点，是日军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战略点。台儿庄大捷，激怒了日军。日军不顾战略部署，要的就是攻陷武汉，彻底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在徐州会战后，国军逐次撤退，为武汉部署防御争取时间。日军终于被牵着鼻子走，放弃了自北向南，而是采取自东向西的攻势，此战略国民政府取得了成功。
就在台儿庄大捷之前，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进攻山东。在这样一个全面抗日，救亡图存时，第3集团军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渠不识时务，一味的保存实力，一枪不打就跑了。这时不打这只出头鸟，谈不上保卫大武汉。在开封会议上，韩复渠被逮捕，在象征性审判之后，韩复渠在1938年1月24日被枪毙。蒋介石在开封会议上就一再强调武汉的重要性：“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武汉会战是当时蒋介石战略上的一步棋。只有让日军改变攻打陕西，集中力量沿长江自东向西攻打武汉，才能确保大西南的安全。而台儿庄大捷以及徐州会战都是这一部署的一招棋。
1938年4月初，日军在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就决定实施大战武汉。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
5月19日，徐州会战后失守，武汉形势紧张。为了实现其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日军即调集重兵发起侵占武汉的作战。日军以三个师团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以主力经豫东、皖北地区直趋平汉路，夺取开封、郑州，南下信阳，与沿长江西上的日军会合，进攻武汉。
6月9日，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制造水障，以阻挡追击的日军。日军因花园口决堤被阻挡在黄河北岸后，迫使不得不改变进攻武汉会战的路线，以主力沿长江，西进主攻，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迂回。欲沿江西，进攻武汉，必先占领安庆、马当、湖口等要地，作为据点再进攻武汉。花园口决堤虽然打破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为国军保卫大武汉争取了时间。但由于没有提前告知下游百姓，导致“花园口惨案”的发生。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89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即使如此，也只能短暂滞缓了日军进攻的脚步，最终演变成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依旧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为此，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从各方调集兵力，重炮，飞机和军舰等，发动武汉会战。
为了利用武汉的地形和工事逐渐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换时间，转换当时敌攻我守的战略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整个战区的计划，决定此次会战前调集第5、第9作战部队全部兵力和部分海空军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鄱阳湖一带组织防御，准备大量军用物资，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与日军持久作战。蒋介石在此次作战中任总指挥。
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双方都在不断地增派援军。日军对武汉会战非常重视，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在制定进攻武汉作战计划时，充分考虑战区武汉地理位置。武汉及其外围地区冬春均冷，夏秋酷热，日间不便行军。武汉南控洞庭，东扼鄱阳；南依五岭山脉，东以幕阜山及大别山蜿蜒环抱而交于长江，形成向东之门户；北倚大别及大洪、桐柏等山脉；西以雪峰、大娄、大巴等山脉，与巴蜀相邻，这简直是座天然之堡垒。群山环抱之中，为湖沼密布，港汊纵横的江汉平原，极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
综合考虑后，日军调整作战序列，以畑俊六大将为华中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第2军、第11军进攻武汉，其中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为首的第11军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日本皇族陆军大将东久迩宫稔彦王的第2军沿着大别山一带进攻武汉。日军投入飞机300多架，各类舰艇120多艘，总兵力约25万人，针对进攻武汉进行了布局。会战期间又请求几次兵力支援，总兵力大约在30万余人的海陆空军进攻武汉。除了地面部队，日军还有海军第3舰队，以及航空兵参战。而且日军装备精良，发挥海陆空军绝对的军事优势，这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日军进攻的各大会战中是从未有过的“兵力多”。
为了打破日军的企图，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各地的战场先后出动200余架战机、30余艘战舰，投入包括陆海空在内的军队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总兵力达110万人的恐怖数字。从兵力上来看，中国军队有绝对优势，兵力几乎是日军的4倍，可见保武汉之决心可谓坚决。热血中华儿女汇集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 决一死战。除了规模庞大的陆军部队，中国海军和空军也出动作战力量投入武汉会战，还争取了国际上的支援，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参与了武汉会战。有了雄厚的兵力，有了苏联提供的空军支持和武器支持，中国方面就有较大的把握，在武汉地区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本波田支队在海军舰艇的护送下，冒着大雨在安庆东南20公里处登岸，突袭安庆，日军进攻武汉的战斗正式打响。日军一夜之间便把中国守军杨森第26集团军一部打出了城外，致使安庆当日轻易沦陷后，日军便顺着长江西进，想要通过水路直插武汉心脏。而国军为了阻止日军海军进军的步伐，便沿着长江一线布下了大量的水雷，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将舰船炸沉来堵塞水道。
日军以华中派谴军司令畑俊六为总指挥，又派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协同海军第3舰队沿长江西上。为了保卫大武汉，我军由第9战区司令陈诚指挥，依托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脉构筑陆地防守；在江北，由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依托大别山，富金山等山脉构筑陆地防守；在长江以南，长江沿线和长江以北地带，皖西及豫东南等各战场，在马当，瑞昌，万家岭，马头镇，田家镇，固始等要地，浴血奋战。
日军企图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用心狠毒。他们兵分四路，意欲合围武汉。第6师团在长江北岸，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在长江南岸齐头并进，一个目标是北岸的广济、田家镇要塞，一个目标是南岸的富池口要塞；第10、第13、第16师团在长江以北大别山向西企图占领河南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包围武汉北面；第101、第106师团则从赣北方向企图沿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南面。
1938年6月24日，深夜时分，日军借助炮火，突然发动猛烈攻击。马当要塞，位于长江右岸，皖赣接壤处。占据长江天险，易守难攻。马当要塞作为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武汉外围最重要的一处关卡，成为日寇打响武汉会战的起始之地。蒋介石本以为马当要塞至少可以固守两月之久。可出乎所有人预料，仅仅两天武汉会战之首战马当要塞便在日寇的炮火之下，轰然倒塌！直接给我军在士气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为此蒋介石大怒，命令彻查守军人员，结果却是负责守卫马当要塞的军长李韫珩，在日寇袭击的当晚，将战争当作儿戏，居然让各处守军军官参加抗日军政学校的结业典礼！致使日寇偷袭时，如此重地，中国守军人手严重不足。甚至遭袭后，还在屋中酣然大睡，甚至无视守军打来的求援电话，在总司令张发奎要求军长李韫珩立马组织人马，救援马当要塞的命令之下，还不当回事，慢条斯理的赶赴前线战场。即使如此，马当要塞守军，还是在守备力量极为稀少的情况之下，借助地势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为阻止日军舰艇西犯，中国军队在马当江面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颗。日军向马当猛烈攻击，中国守军每日在炮火中阵亡达百余人。
6月26日，守军经连日死守，最终在日寇的毒气弹之下，近乎全部中毒身亡，仅仅两天时间，本应固若金汤、国军重金打造的马当要塞失守。而本应该早早到达支援要塞的薛蔚英部队，却因错误指挥贻误战机。听到报告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李韫珩，薛蔚英两人均因在马当要塞守卫期间，玩忽职守，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马当会战，作为武汉会战中，首场战争的失败，因为蒋介石的大发雷霆，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使得守备各个军区的军官，不再敢在战场上玩忽职守，起到了整肃军纪的重要作用！
蒋介石在武汉大学视察武汉会战部队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出于这种考量，国军制定了总体战略构想：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在 6月24日发出《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紧要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中共长江中央局副书记周恩来也亲自与国民政府共商抗日大计。
鉴于武汉九省通衢的重要性，中国在武汉周围的各个省都部署部队。大别山、江西万家岭等地的中国军队都和日军爆发激烈战斗。国军的坚决抵抗，给日军的进攻带来极度的困难。1938年8月，日军一名进攻武汉的前线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四周的山里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死的战友们脸色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
1938年6月下旬，李品仙被任命为武汉防卫第4兵团司令，担任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带的防守任务。他上任后，前往黄梅前线视察，途中其座车被日机轰炸，幸亏他提前—步下车躲避而幸免于难。长江北岸的日军首先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李品仙指挥第4兵团向日军发起冲锋。猝不及防的日军第6师团陷入被动，前沿阵地被中国军队占领。但回过神来反扑的日军还是让中国军队抵挡不住，日军在装甲车、飞机掩护下，还使用了毒气弹，残酷的阵地战让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第68军一个营400多名官兵坚守前沿阵地不撤退，最终在日军毒气弹袭击中全部战死……
6月26日当天，日军一部就攻占太湖城；此后主力向江南挺进，以支援日军在九江，湖口的行动。徐源泉第26集团军，杨森第20军与李铁军第1军联手侧击日军，经过三天搏杀，将日军成功逐出潜山东北和望江东南一带。
7月3日，日军波田支队一部在湖口登陆，与中国师长刘雨卿率领的川军第26师，在湖口展开肉搏战。
7月4日，在日本陆军波田支队、海军第11战队以及空军第2、第3、第15航空队的水、陆、空联合攻击下，川军血战一天后，阵地接连失守。第26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被迫撤退，湖口失守。至此，中国守军主阵地大门敞开，日军在中国主阵地前占据了出发阵地，武汉会战的决战，拉开战幕 。
7月6日，国共两党为了加强合作抵御民族大敌，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须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抵御日本侵略者。针对日军的动向，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出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确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长江以北、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长江以南联合夹江作战，保卫武汉；立足于外线，机动作战，以空间拖敌4至6个月，消耗日军。为了达成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标，中国军事做了相应具体的兵力部署：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担任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防御南浔线，并沿鄱阳湖配置兵力，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并沿江构成阵地带，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命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兵团，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第21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第5战区以第3兵团司令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控制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利用地障，重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防御。武汉卫戍部队司令陈诚，后尉罗卓英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命第24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以第29集团军王缵绪所部为第二线兵团，策应一线作战。以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今北京一汉口)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
第3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向粤汉铁路(广州一武昌)迂回。这种战略部署，体现了以外线进攻为主，阵地防御和游击为辅的战略防御格局。总体上看，是符合持久战的战略要求的。各兵团部队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组织防御，保卫武汉。
武汉会战不仅有将士的奋战，武汉老百姓也广泛参与其中。武汉会战期间，日军空袭武汉70余次，造成9000多人死伤。浴血奋战的中苏空中英雄们，多次击退敌机，给日本侵略者们当头一棒。数百万武汉市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挤上楼顶，仰望天空，为空中英雄们加油声援。
7月7日，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武汉三镇轰轰烈烈掀起了抗战献金捐款活动。很多孩子都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武汉民众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武汉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还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宣传抗战。中国军队参战兵力众多，战略目的重大，民众后方踊跃参与。
7月23日，波田支队在九江东面的姑塘登岸。守军第2兵团以第70、第64军等部协同第8军实施反击，由于日军第106师团继续登岸，26日九江失守。波田支队沿长江西进。第3集团军在第32军团增援下奋力抗击。后因日军第9师加入战斗，守军力战不支。
7月24日，瑞昌失守。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西进。
7月26日，小池口告失。敌第3师团和第6师团两路协同相继攻陷黄梅、宿松。之后，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病，由白崇禧接任)命所部向潜山、太湖、宿松等日军据点反击，以挫日军锐气。
7月下旬，第5战区代司令白崇禧视察田家镇要塞。
8月4日，日军派出一个兵团，约2万人前来打前阵。国民党119集团军防守不利，他们居然撤出阵地。蒋介石得知后，暴跳如雷，并且立刻处置了相关责任人。自此之后，国军上下都开始拼尽全力，没有人再敢懈怠。
8月5日制订的《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强调指出，“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得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并要求“田家镇要塞须作固守两月以上”的准备。
8月6日，蒋介石又电令李延年等，指出“田(家镇)、富(池)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军阵地之锁钥”，要“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
1938年8月下旬，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利用长江两岸和大别山的地形顽强抵抗日军进攻，取得很多重要战果。尤其是在万家岭、富金山、沙窝等战役中，且诸多主力精锐元气大伤，有生力量消耗明显，财力、物力损耗巨大。武汉会战是国民党打得最聪明的一场战争。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之上，改变了先前淞沪，徐州会战等多次大型会战，死守阵地的战术风格。在富金山阻击战中，创造了抗战时期阵地阻击战的奇迹。
9月2日—9月11日发生在河南省固始县东南部的一场震惊中外的富金山山地阻击战，是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汉外围极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一次牺牲过万人的战役，在武汉会战中也不鲜见。江北大别山麓的富金山战役，为延迟日军进攻信阳，掐断平汉铁路线、打开武汉北部门户的图谋，日军第10、第13、第16师团沿大别山北麓迂回，日军占领了六安、霍山。从六安攻入河南界内，要经过富金山险要地段。宋希濂第71军在此防守。日军第13师团、第10师团在此与宋希濂部激战10天。日军采用先飞机轰炸、后大炮猛攻、再步兵冲锋的战法，后面紧跟着的是面对面的肉搏战。日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第36师等部队死守富金山10天，以伤亡15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万人。
1938年9月6日，日军大举进犯武汉。陈德馨原为韩复榘第3集团军第55军第86旅旅长，陈旅奉命率全旅官兵2500人到达广济西南第一线，拒守要隘。当时日军向广济至蕲春公路进攻，非突过此线不可，因此广济之役是一场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恶战。
9月7日拂晓，日军步兵、炮兵800多人，两翼各有便衣队200多人，在十余架飞机的轰炸掩护下，向陈旅阵地发起全线进攻、遭到全体官兵的迎头痛击。上午10时，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少校旅长陈德馨跨出指挥部掩体，奔向前沿阵地，亲临火线，指挥作战；陈德馨立下誓言：“枕戈待命，誓歼倭寇，为中华民族而效死！”他身先士卒，率部冲杀，突然，一颗子弹呼啸飞来，击中陈德馨左胸前部，将士们请求他先撤到后方安全地带。
但是受了重伤的陈将军拒绝了将士们的请求，仍坚持指挥作战，援军不到日军不退不下战场。直到援军赶到 ，才把他从昏迷中拖下火线。当时火线二、三里内战斗非常猛烈，子弹如梭，头不能仰，士兵们沿山地匍匐拖救陈旅长，腹部及伤处拖伤厉害，血流如注。而陈德馨在昏迷中，仍以极其无力的手腕对敌放枪，狂呼杀敌，不愿退出。下午三时，送往汉口万国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34岁。
9月16日，武汉的气温依然炎热，但整个街头都被一种肃穆悲怆的情绪所笼罩。在武汉街头要道上树立起了一座座牌坊，在上面写着“追悼陈故旅长德馨抗战殉国纪念大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纪念大会，冯玉祥、张学良、林森、何应钦等军政要员统统出席。
田家镇保卫战是1938年武汉会战的重要一役，田家镇的得失，直接影响武汉的安危。田家镇坐落于九江上游约60公里、广济县城西南约40公里的长江北岸江面狭隘处，与对岸半壁山和富池口互为椅角，是鄂、皖、赣的门户。田家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拱卫武汉的外围要域，蒋介石曾多次要求国军固守田家镇，以保卫大武汉。蒋介石指出：“田、富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第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之屏障。”他令守备部队“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守，以利全局”。田家镇战役，关系到保卫武汉的江北东大门，田家镇江面狭窄，自古有“楚江锁钥”之称，附近湖泊密布，是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防御堡垒。其富池口要塞，半壁山炮台与田家镇要塞夹江对峙，扼守长江航道。
1938年9月6日，日军最精锐第6师团突破国军田家寨，笔架山防线。李品仙因总预备队伤亡殆尽，只得抽调两个团增援，但仍无法挽回败局。
9月13日，我军于黄梅广济全面反攻。广西部队第174师围歼日军400余人，夺回广济丛山口阵地。战斗结束后，民众把战士忠骨垒在一起建白骨塔。此时，第15师为侧应第174师的丛山口争夺战，于9月22日与日军在广济四望山拼死战斗，牺牲多达2000多人。后来四望山的白骨塔，即是当年第15师官兵的忠骨，只可惜今天这两座白骨塔已不存在。
9月16日，日军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猛攻田家镇要塞。日军精锐第6师团今村支队即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要塞。为便利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2军划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急令萧之楚第26军，张义纯第48军，何知重第86军协同第2军发起反攻，以围歼日军第6师团今村支队。今村支队遭到国军包围后，伤亡惨重。日军第6师团增援部队再次赶到战场；在大量飞机，重炮掩护下，发起反攻，双方陷入拉锯战。
9月28日，由武穴西进的日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田家镇要塞只有第2军第57师一个师防守之机，突然改变进攻方向，奇袭田家镇要塞。在78架飞机，百余门火炮及十余艘军舰的掩护下，向田家镇要塞发起总攻。第57师长施仲诚率部拼死阻击，屡挫敌锋。日军在占据海陆空绝对优势情况下，进攻却受阻；为尽快攻破田家镇要塞，竟施发千余枚毒气弹。国军第57师官兵中毒甚多，有不少官兵全身溃烂惨死，但官兵仍浴血拼杀。
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武汉失去了东面最重要的屏障，敌军很快逼近武汉。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地面部队步步进逼，日军每天使用毒气达七次以上，中国守军伤亡严重。海军少将、守备司令梅一平接到突围撤离命令后告诉官兵，阵地上还有大批武器弹药，绝不能留给日军。全体海军官兵追随梅一平死守，日军飞机轰炸，阵地上的弹药被引爆，梅一平及所属官兵牺牲于火海。
田家镇保卫战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田家镇保卫战从8月30日至9月14 日开始打响，日军进攻广济县城﹐中日双方展开的广济县城争夺战；9月15日至9月29日，日军完成对田家镇的多面包围后，猛攻田家镇，国军在此进行了惨烈的田家镇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其迟滞日军进攻武汉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守卫田家镇的国军将士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仍然可歌可泣。
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一连串的山地攻防战斗。日军第11军在占领江西九江后，其第106师团沿南浔铁路两侧向江西省德安县方向推进。
1938年10月2日，我军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发现106师团孤军深入江西省万家岭，迅速抽调10万军队对106师团进行合围。万家岭重峦叠岭，山路崎岖。薛岳指挥第4、第66、第74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将其包围。106师团试图撤离，但万家岭一带方圆十几里，全是参天大树，日军不熟悉山路十八弯，在山中到处乱转，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没能找到一条生路。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第106师团损失惨重，日本华中派遣陆军司令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力量，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绝无仅有。
日军第27师一部增援，在万家岭西面白水街地区被第32军等部击退。薛岳兵团在万家岭地区全歼日军106师团的主力部队，创造了与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的万家岭大捷。10月7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多次击败日军反扑。日军由于孤立无援，补给断绝，战至10日，4个团9000余人被歼，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万家岭战果辉煌。日军没想到，我国在经历了淞沪会战的失败以后，还有这般坚韧的心态实施反击。
1938年10月11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广州，蒋认为“日军在广州方向的作战，重点是切断广九铁路并占领虎门要塞。”因此认为大亚湾方向的进攻，最多是日军所做的佯攻，所以基本无防守。如此一来，仅用了18天，日军就占领了广州及其周边。广州的陷落对武汉会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粤汉铁路彻底截断后，港口口岸被日军封锁，日军有了补给的前进基地，而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交通补给通道。
10月12日，日军第2集团军攻占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会同第11军一同进攻武汉。至此武汉周边的防御全线崩溃，武汉危在旦夕，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而全中国的目光都聚集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武汉各界积极支援前线。
10月18日，武汉卫戍司令部决定首先疏散武汉的人力车。直至第二天，人力车疏散完毕。
10月19日，敌第六师团攻占浠水并向武汉前进。
10月中旬，武汉外围第二防御地带各要点已为被军占领，武汉三镇已处于三面被围的境地。
10月下旬初，长江北岸日军攻占黄冈、阳逻等地，南岸日军攻占阳新、大冶等地，武汉外围作战结束。
10月2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第一批西迁人员100余人撤离武汉途中，所乘“新升隆”轮船在嘉鱼附近遭日机轰炸，25人遇难。
10月24日，日军第2军已进至麻城、花园之线，第11军已进攻至武汉黄陂、湖北葛店和金牛铺，仙索桥、太平山以东之线。此时，武汉之重工业及国民政府各机构，均已西迁重庆。当日下午3时50分，中山舰沉没，结束25年悲壮的服役史，25名官兵殉国。一代名舰“中山舰”与６架来犯日机海空血战，萨师俊舰长的右腿被炸断了，左腿被炸伤，一直坚持指挥，直至中山舰沉没。此时武汉会战已进入悲壮的尾声。
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推进到汉口近郊，与中国军队留下作象征性抵抗的第545旅武汉戴家山附近发生激烈战斗。当晚6时，戴家山失陷，10时，日军先头部队第11军第6师团第23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
10月26日凌晨5时，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从宾阳门突入武昌，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却发现这座名震东方的大都市，只是一座空城。由于我军预先撤退，撤退前，武汉的人员物资几乎被搬运一空，最后离开的185师官兵们实施了对城内重要军事设施的破坏，然后掩护最后的机关人员渡过长江和汉水，中国军民留给日军的是一座空城。日寇此时还对民众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汉口宪兵队经常在市内滥捕残杀无辜市民，杀人的方法更是残酷，挖眼、剥皮、刀劈、电死等。
武汉三镇，到处都是尸骸。战士们咬牙坚持，顶着日军密集的枪火，他们没有放弃城市。此时日本空军大举来袭，战斗机不断盘旋，我军阵地顷刻之间沦为一片火海。战士们拼死一战，他们都纷纷跳出战壕，在怒吼之中冲向敌人。两军相交，白刃战马上打响。双方赤身搏斗，战况到达最顶峰。国军退守城市，借助城防掩护，战士们继续死守。
武汉会战中，日军参战的第3师团、第9师团、第10师团等等，从武器配置上，日军甲种师团配属的各种口径火炮约536门，各种轻重机枪528门。加上日军都是甲种师团，士兵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士兵较强的素质。使得我军在兵力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依旧难以同日军相抗衡。当时的中国军队，即使是嫡系部队也无法享受到日军甲种师团的武器配置。杂牌军甚至连步枪都配不齐，重炮更是奢侈的武器装备，重武器又缺乏又落后。与此同时，日军还使用卑鄙的手段对中方军队释放毒气，导致大量的一线士兵中毒而死或者失去抵抗能力。武汉会战令人震惊，堪称“一寸山河一寸血”。
10月27日，武汉会战宣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武汉会战日本是失败的。日本以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达到让国军屈服彻底占领我国领土的目的，但现实证明日军并未达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会战决定了抗战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在武汉会战后发布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尽管日军已占领我国大片国土，但任何城市的得失都不能决定抗战最后的胜利。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虽然选择从武汉地区撤退，未与敌人进行最后决战，以失利结束。但“保卫大武汉”的目的，并不在于武汉三镇本身的得失，而是以武汉为核心，在其外围皖、鄂、赣、豫广大地区，与日军进行作战，武汉会战从长远看为国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大量消耗了日军，抵住了日军战略进攻的势头，为坚持持久战，准备战略反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基础。武汉会战举全国之力，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
会战后，日军由于战线延长，兵力与资源不足，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将整个抗日战争逐渐引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中国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场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1938年5月著名的《论持久战》中科学预见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指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指挥武汉会战的白崇禧向蒋介石介绍《论持久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引导全国军民抗战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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