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战役惨败后，1940年11月中旬，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纠集残部2万多人退守宝应、曹甸、车桥、兴化、安丰、沙沟等地。
在蒋介石的鼓动下，津浦路西的桂系李品仙部、豫东汤恩伯部积极策划与组织向我淮南、淮北新四军根据地进攻的动向；同时在山东的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霍守义部共4000多人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为由，也南下进至淮阴以东的苏家嘴一带。
曹甸是苏北宝应县东北水网地带一个集镇，是控制通过运河同皖东联系的战略要地。顽军连续多年利用内圩修筑了防御工事，集镇四周修建了4个炮楼和10多处碉堡，环绕集镇挖了宽3丈深5尺的水壕沟，桥垛均拆除，围墙高3丈，宽5尺，西边还临高宝湖，周围是水深三四米，宽七八米，西临大运河，水网密布，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韩顽第33师两个团，第89军军直3个营，保安第2旅一部及被打散的4个团残部共约5000余人据守。
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省韩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我部行动在“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要他们“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摩擦。”并要陈毅与韩德勤认真进行谈判。
14日凌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陈毅并转刘少奇等：“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御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估计到韩与蒋、顾（指韩德勤、蒋介石、顾祝同）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黄罗两部（即黄克诚、罗炳辉所率得两支部队）可以向南迫近兴化，离兴化四十里停止，陈部（即陈毅所率部队）亦可向西推进一步，目的在迫韩放弃反共方针，承认分区抗日（我们区域划大一点），停止李品仙东进之师，保存李陈（即李明扬、陈泰运）及绅士们的统战关系，又与蒋、顾不至闹翻，故一举数得，如将来李品仙坚决进攻皖东，我们再行改变不迟。”（《新四军.文献》（1），第185页。《中共中央关于对韩德勤的方针给中原局的指示》）
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等再次强调：“根本方针仍是拉韩……”中共中央此时仍然认为，立即动手打韩德勤在政治上不利。
中央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 急于控制苏北的刘少奇、陈毅当日即于盐城再次复电中央，报告了曹甸战役的作战方案：“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面对如此情况，毛泽东等终于27日复电刘少奇：“26日电悉，同意你们意见，惟不得攻击兴化。”仍不赞成彻底歼灭韩德勤部。兴化是当时韩德勤指挥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毛泽东原本以为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之间打开一缺口，打通苏皖即可。“顾祝同韩德勤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行了。”只是同意打一个“局部战斗”。
在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一再坚持下，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终于批准了攻打曹甸和车桥的计划，并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作战。
当中共中央得知苏北战况后，12月6日，当毛泽东等得知战役进展情况后，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埔、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37页。）
中共中央从抗战全局出发，为了谋求国共两党关系缓和，力争时局好转，避免内战，对苏北采取“拉韩存韩”方针，以做跟蒋介石等顽固派交涉的筹码。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并对韩德勤形成的逼压态势，令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非常担忧。他遂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提出和缓救韩。为此，10月15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及毛泽东，并提出“顾祝同为救韩德勤，来电要求缓和。我方既已灭韩主力，根据地已确定，我方当前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做到有韩在，不仅可使顾祝同对我江南新四军让步，对蒋亦有缓冲和讲价余地，对李(品仙)、白(崇禧)亦有教训作用。如灭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拚到底，而李、白也将兔死狐悲。” （《周恩来年谱》，第480页。）
毛泽东立即电告刘少奇、陈毅：恩来意见与我前面两电完全一致，即我们取自卫立场，中央认为应当实施自卫战，采取逼韩让步的策略，不是彻底驱韩。
中央随即将周恩来意见转告刘少奇，并重申“不彻底驱韩”方针。
数日后，中央又急电刘少奇：“我方已答应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如我占领兴化，蒋恼羞成怒，有扣留恩来、剑英二同志可能，我应距兴化五十里一带停止，进行和平谈判。”至此，中央不打韩德勤的态度是坚决的。
1940年6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人：“我个人在军事上多少还是外行，且有党政方面的工作，在军事上是不能负责的，因此请中央迅速考虑这个问题。”（《新四军.文献》（1），第706页。）
10月11日，尚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黄克诚与陈毅两部会师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央建议：“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从巩固黄桥战役的胜利成果，建立抗日民主新苏北的设想出发，主张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第3支队即速北移皖东，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并请调八路军一部增援淮北和皖东，以黄克诚部、陈毅部驱歼韩德勤，总的意图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把苏北变为由我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从而实现中原局提出的“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的民主的新江苏”。
10月13日，刘少奇从皖东致电陈毅、粟裕、张云逸、黄克诚等并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等提出：“如能驱走韩便可组织华中敌后统一民主政府与总司令部，使我公开正式站在领导地位，是有极大号召与法律上的作用。……如我能在目前乘胜一鼓攻克兴化，彻底消灭韩部，驱走顽韩，那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是极有利的。”同时认为“我彻底消灭韩部并不破坏统战，相反却是保持统战的有效办法。”（《刘少奇传》（上卷），第400—401页。）
中共中央从华中全局的斗争通盘考虑，不同意这个主张。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非常谨慎，认为暂不宜攻打韩德勤。
10月20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刘少奇：“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方已答应向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如我占领兴化，蒋恼羞成怒，有扣留恩来、剑英二同志可能，我应距兴化50里一带停止，进行和平谈判。”
刘少奇觉得特别是如果东北军与韩德勤的部队汇合，则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紧张的形势，他于11月10日急电中央，分析认为：“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军，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应付。……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沟，彻底解决韩部），打通与皖东之联络”。（《陈毅年谱》（上卷），第318页。）继之，又报告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刘少奇在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第二天，刘少奇又致电延安，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显然，刘少奇灭韩决心已定，以致后来又产生比较急切的情绪。
由此可见，刘少奇攻打韩德勤的决心已定。但与之相比，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认可。在1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明确指出：“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 （《陈毅年谱》（上卷），第319页。）中央意图很显然，一方面仍争取谈判解决苏北危机，一方面争取东北军以孤立韩德勤，不打韩德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发了长电向中央报告，汇报华中形势及对策，提出：“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刘少奇随后提出立即先机解决韩德勤等四个方案请中央定夺。次日，中央即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霍、韩联系。“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在消灭韩德勤力量、解决苏北问题上，应当说黄克诚当时与刘少奇、陈毅是一致的。有分歧的是黄克诚认为，当时曹甸不宜打，也不宜那样打法。
从现存档案看，在刘少奇决策下，黄克诚起初是赞同进攻韩德勤部的。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仍然指示“待机观变”，但黄克诚部“须位于韩、霍两军之间，隔断其联络”，而且“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黄克诚于20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主张：“以小部箝制东北军，以新四军及五纵队主力消灭韩德勤部，占领兴化及以西以北地区，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陈毅年谱》（上卷），第322页。）
歼灭韩德勤部，完全控制苏北，是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共同心愿。但是，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何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根据全局形势、力量对比等诸多因素而定。而黄克诚经过反复慎重思考后，提出了“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意见”，认为，从苏北地区斗争形势看，我军都是新到达淮海、盐阜地区，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更不巩固。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然后再去解决曹甸地区的顽军。
另外，黄克诚又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我军反磨擦作战的指导原则出发，他称“再者，韩德勤新败，退守老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曹甸不同于黄桥，我主动进攻不符合中央指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衅自彼开，不由我启。“曹甸工事坚固，多层纵深水网，易守难打，我军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和器材，成功把握不大，还可能招致重大伤亡”。
黄克诚认为，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第五纵队官兵多为北方人也难很快适应此种作战。按中共中央当时的指导方针，也不宜攻打曹甸。
在12月11日黄克诚又致电刘少奇、陈毅和粟裕，对攻打曹甸方法提出6项具体建议，建议采取“用持久作战方法攻击”，逐步以坑道筑垒掘沟推进等战法来解决曹甸顽军，其中特别强调：“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遭至（重大）消耗伤亡之可能。”但未被采纳，战役的进展也恰好印证了黄克诚的预见。
中原局再次提出消灭韩德勤的问题。
10月31日，刘少奇从皖东赴苏北抵达黄克诚驻地东沟会面，两人对形势交换了看法，于11月4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再次提出“我们意见是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与皖东于我手中” （《刘少奇传》（上卷），第403页。）的意见。同一天，而在苏北海安的陈毅、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黄克诚表示异议，认为：“立即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以大举反共的口实，于政治上不利。” （《陈毅年谱》（上卷），第317页。）
这时在津浦路西桂军的进攻也更为激烈，江北指挥部频频告急。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对于苏北动手打韩德勤，项英很担心。11月26日至29日，项英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具体部署。项英同时还询问打韩德勤的动作如何，可否延至皖南部队安全北渡以后？项英的考虑还是颇为周到。
实际上这时，苏北的刘少奇却急着要打韩德勤。在刘少奇决策下，以部队已集结，后方空虚，日久恐生变等理由，于11月26日发出华中总指挥部的第一个作战部署，命令参战部队“应于27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均于29日拂晓开始攻击。”
在苏北，中共中央同意打一个“局部战斗”，这跟刘少奇“歼灭省韩”的意图显然不是一回事。遗憾的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已命令所部于1940年11月29日夜间开始战役正式打响，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二纵队会同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二支队，各参战部队共10个团近两万人的兵力，由陈毅统一指挥，3路大军由东向西攻击前进。
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指出“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至12月初，相继攻占了顽军第一线的蒋营、北宋庄、兰亭、陶家林、射阳镇，歼顽军1000余人。重建的顽第89军等部被击溃后，向曹甸方向撤逃。
曹甸战役是水网地区的攻坚战，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五千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五千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2月4日，受到攻击的韩德勤赶紧向蒋介石、何应钦告急，要求“速调大军驰援”，以挽危局。
根据韩军部署和战法的变化，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认为：“韩主力已向西北曹甸方向溃窜，估计有可能与车桥、泾口之东北军靠近并有向北逃窜之可能。该军粮款无济，弹药甚缺，军心动摇，为我歼灭该军之良机。”（《陈毅年谱》（上卷），第324—325）
12月5日晚，黄克诚在提出不宜攻打曹甸之建议未被采纳，在组织上坚决服从，并率领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1、3团率先向曹甸发起猛攻。但因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宽深水面拼死顽抗，易守难攻。进攻部队则因道路狭窄，兵力施展不开，难以向纵深发展，加之遭敌密集火力袭击，部队伤亡增大。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闻讯后的陈毅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兵贵神速，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六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四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人四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尤其是中央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十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
12月12日，陈毅下达了总攻曹甸的命令：“我军以攻占曹甸、彻底消灭固守顽军为目的，……”
华中总指挥部指挥进攻部队向曹甸发起总攻阶段作战开始的12月13日夜恰值农历11月15日，月光明亮。19时半总攻开始，虽一度突破韩军前沿阵地，顽军凭坚据守，负隅顽抗。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团攻人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韩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1纵队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致使韩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进攻部队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韩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但一直未能攻克突破曹甸构纵深多层的水网工事韩军的基本阵地。
由于新四军、八路军参战进攻部队首次配合作战，相互协同不够，各自为战，缺少统一协调的行动，组织指挥不严密，准备仓促，又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的经验，战斗准备不够充分，以致屡攻而未能攻占曹甸顽军的阵地，部队伤亡较大，遂于16日陈毅及时地命令部队只得主动撤出战斗。
历时18天的曹甸战役，共消灭韩顽军8000余人，继黄桥战役之后，进一步削弱了韩顽的反共势力，对韩顽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有利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就使韩顽此后一蹶不振，初步打通了苏北与皖东的联系。但此役未能达到预定的目的，我军在战役中付出伤亡2000多人的巨大代价，在我军抗日战争历史上是少有的重大损失，并对以后新四军皖南蒙难有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12月15日，逐步地冷静下来的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八千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19页。）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同意部署意见，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的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
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黄克诚右倾，作战不力，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由陈毅兼任，陈毅此时已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而且仍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保留黄克诚第五纵队政治委员职务。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但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
这样的判断，黄克诚觉得很突然，也很吃惊。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变中原局领导所形成的结论。刘少奇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消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五纵队司令员。这就是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中原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但也正如黄克诚所说“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
因为黄克诚对这样的指责并不服气，而且据理争辩。他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成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黄克诚随后联系曹甸战役的情况进行分析。结论依然是“上级处置失误”。
黄克诚争辩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以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为了消除误会，事后黄克诚专门找到陈毅，直率地问：“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1942年，陈毅在《曹甸战役总结》时曾这样理性地反思和总结并明确指出：“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是缺少理由的。统一战线就未如黄桥战斗那样成功，而且对战斗部队也未详细解释动员，…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非常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范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可能成功”。陈毅认为曹甸之战是一场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必胜把握的“浪战”。黄克诚听到陈毅这番讲话后，深为认同，称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陈毅在总结中，从反顽斗争的统战原则到战术原则，承认了黄克诚建议的正确，但并未采纳，教训在于“少理”、“轻敌”、“仓促”、“猛扑”八个字上。
抗战胜利后，陈毅在1945年10月10日于山东临沂，欢送黄克诚率三师出征东北时，当着罗荣桓政委的面，再次诚挚地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三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他还说，当时“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对于陈毅如此坦诚无私、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的态度，黄克诚十分感动地说，军长不必过于自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总结工作中叶不断就曹甸之战做过深刻反思，进行过自我批评。
1941年8月23日在三师教育问题会议上，刘少奇虽然还肯定曹甸战役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指出：一、对李品仙的东进估计与中央有些不同，故有些慌张；二、刚到苏北，…当时是着急了些；三、事前准备不够，政治上、粮食上准备得不够，特别对八路军没有指挥过；四、打法不大妥当，……；五、对磨擦战争中的自卫原则遵守得不够，造成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不利。
1944年6月，随着整风反省在各个根据地展开，黄克诚又面临着对曹甸战役失利原因的责询。他为此专门致电时在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并继续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刘少奇。
7月10日，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致黄克诚的复电说：“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指江北指挥部，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改编为第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调进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在强攻受挫之后，如全军有决心就地坚持，并不一定是错的。”继之，刘少奇还特别强调：“至于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1、有悖于中共中央制订的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指示非常明确，抗日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作战，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三项原则。1940年9月10日，中央还指示说：“对友军则不论如何，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敌军未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缓和态度。击敌和友，是我目前军事行动总方针。”
中原局则主张应该先吃掉韩德勤部，彻底武力解决苏北问题，建立统一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而实践结果表明，曹甸战役不仅不合乎中央指示精神，而且发动的时机也不当，战役决策者犯了急性病，是不应急促进行，具体打法上也存在些问题，预定战役目的没有完全达到。
黄桥战役是顽军进攻新四军，自卫反击完全有理；曹甸之战是顽军已经退守老巢，并未进攻新四军，且根本无力向新四军进攻。同时，曹甸战役之前，顽军已构纵深多层的水网工事，准备了相当的兵力火力；而新四军则缺乏攻坚武器，也缺少水网地区作战经验，尤其是八路军第五纵队指战员，更是如此。从新四军兵力上说也不够集中，准备工作更为缺乏，船只、粮草、医疗等可说是毫无准备。很明显，在黄桥战后不久，匆忙打一场我军主动进攻、准备不够，把握不足的战役，也不符合有利的要求。
2、相比同样是水乡的淮阴战役寻找差距
淮阴又名清江，位于大运河东岸，为苏北水陆交通枢纽。淮阴城墙高10余米，城上筑有永久性工事，城周据点林立，城内碉堡密布。
在攻城之前，淮海军分区地方武装于1945年8月20日开始讲淮阴城团团围住。为了便于我部队越河攻城，淮海支前民工冒雨日夜赶挖开了一条两淮之间长达30华里的出水道，排干了护城河外濠中的水，还赶制了各种攻城器材，为三师十旅解放淮阴城创造了有利条件。29日，28团又进一步控制城南的护城堤。淮阴之战从发起总攻至全部解决守敌，仅用90分钟即宣告胜利结束。
人民群众为战役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在淮阴战斗中，淮阴县及附近之淮安、淮宝等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淮阴县组织了5000余人的民工队伍，将5.5万公斤面粉和10万担烧柴送到前方，淮安县组织了担架队和运输队，淮宝县还成立了“攻打清江后勤委员会”，组织群众参加支前活动。上述各县参加支前者达5万余人。手持“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为着主力部队的进攻”的各色彩旗的5万多民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在“淮阴反攻委员会”的领导下，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第奔向淮阴，涌到枪林弹雨的火线，同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一起，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特别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多是10多岁的中小学生）身背宣传品，同攻城部队一起爬云梯登城，一起参加巷战，为指战员鼓动助威，向敌人喊话劝降，为淮阴城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再加之，在攻城之前准备工作做足了功课，经过各级指挥员实地勘察，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了精确的了解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