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枕流1938年毕业于上海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1946年年初，他到上海招商局任船舶驾驶员，同年11月提任海湘轮船长，不久又改任海辽轮船长。解放前，他历任船舶驾驶员、二副、大副、船长。1949年9月19日，他组织国民党招商局海辽轮起义，获得毛主席的嘉勉电。海辽轮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方枕流也因此成为海轮起义船长第一人，在中国海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险恶风浪中首举义旗周密筹划
海辽轮隶属国民党控管的上海招商局，是一艘航行于上海至厦门的客货班轮。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随时准备逃离大陆，他们强招各招商局和船公司的船舶抢运物资、军队，规定船员不得擅自离船，声言对违抗的船员以军法论处。当时正逢岁修的海辽轮也在应征之列。海辽轮船员不愿离开上海，更不愿为国民党徒劳卖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暗中帮助下，海辽轮全体船员在船长方枕流的带领下，积极策划起义。
为确保起义万无一失，船长方枕流与船上起义核心成员多次研究，最后决定，海辽轮在离开驻地香港后，立即沿香港到马尼拉航线向南航行，穿过巴林塘海峡，转向进入太平洋，远离台湾东海岸，绕道北上，经日本海域，沿韩国西海岸北驶进入渤海，最后到达大连。沿着这条航线航行，可随时驶入太平洋中心从而避开国民党的搜寻。他们还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武器，以防止起义时出现反起义暴动；万一起义失败，也绝不能让敌人生擒。
为保证起义成功，方枕流船长和起义核心人员在中共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和指导下，积极对广大船员进行宣传。1949年中秋之夜，海辽轮举行了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赏月会，方枕流船长希望利用这个吉日对船员进行宣传。赏月会上，方船长向全体船员致辞：“月是中秋明，人是同心好。在这传统佳节里，我祝愿大家幸福。去年中秋节，我们在日本，因台风的原因没法和家人团聚。今年，我们因为被军队拉军差，已经在祖国的门口，却还是不能和家人团聚。月亮还是这样圆，我相信大家对亲人的心，如同这圆圆的月亮一样，几片乌云遮不住明亮的月光……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海员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友谊和团结。”船长一席话深深打动了船员们的心。整个赏月会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船员们的心被进一步拉近。
就在这时，香港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于9月19日从香港出发，驶向汕头运送部队。方枕流船长向船员们宣布了开航命令。此刻，每一位起义核心人员已经明白，盼望已久的起义时刻就快要到了。
可也正是这个开航命令给海辽轮带来了新的麻烦。按原定计划，起义航线要航行9天9夜，可是香港到汕头的航程仅需18个小时。这样大的时间差距给起义行动带来了巨大困难。怎样才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呢？
经过数个日夜反复研究，起义方案最终形成：海辽轮一旦开航，报务员就立即用电台向汕头发报，以主机故障，需要抢修的借口来拖延时间。如果能以此方法迷惑国民党，海辽轮可以争取到5天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这样国民党便无法掌握海辽轮的真实动向。方船长等人还专门研究伪装船身方案，为此方枕流买了一本《船务录》，和起义核心船员一起研究马勒公司船舶上层建筑的调漆配方，并备足漆料。海辽轮储备了两个多月的太平粮和副食品，申请添加可用一个半月的燃料和淡水，买了朝鲜半岛西面海域的海图和准备改装船舶使用的钢锯。大副仔细检查了救生艇的全部设备，配足了必要的物品。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发动起义
1949年9月19日18：00，海辽轮在苍茫暮色中，悄悄地驶离香港。按船上惯例，船出港后，报务员就要向目的港招商局拍开航电报，可这次航行与以往不同，报务主任马骏告诉报务员于振坤：“没有船长方枕流的命令，不得与任何电台联系。”
20：00，海辽轮驶近香港鲤鱼门，信号台发出灯语，询问海辽轮开往何处。方枕流有意用手电筒而不用信号灯回答，并把灯语打得模糊不清。对方一再表示看不清楚，要求重新回答。就这样，一来一回地周旋，海辽轮已驶过了鲤鱼门。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让汕头招商局知道海辽轮是20日清晨开航的，这样就可以多争取半天航行时间。
船过鲤鱼门后，方枕流确定了改向驶往菲律宾海峡的转向点，并让起义核心人员马骏、席凤仪分头召集船员们到驾驶员休息室开会，并要他们掌握好会场。
实际上，船离开香港后，轮机部的几个船员已猜到了船将开往何处的意向，连忙去找轮机长张阿东商量。他们走进轮机长房间，正要交谈时，方枕流正好打去电话，请轮机长上来。这些轮机部人员更加疑惧。方枕流见到张阿东，向他讲了起义行动方案，请他支持，张阿东表示坚决拥护，保证听从命令。
船员们突然被召集起来开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预感到，一定有非同小可的事情发生。方枕流船长在会上庄严宣布：“我们海员深受国民党压迫之苦，现在国民党已是穷途末路。我们现在决定起义，脱离国民党的统治，开往解放区。”船长的言辞意外而令人震惊。少数船员在关键时刻还是显示出软弱和畏惧。大管轮由于极度惊吓，瘫软在沙发上。个别船员坚决反对，甚至说：“我们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我们只知道工作、吃饭。什么起义不起义，这是白白送死。船跑一天，飞机一下子就追上了。国民党一发觉，大家就都没命了。这太危险了！”
面对部分船员不稳的情绪，方枕流和起义骨干们又进行耐心解释，如果这次起义成功，意义将十分重大，到那时，大家可以回到家乡，不必在外漂泊了，而且起义方案周密，万无一失，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安全完全可以保证。最后，除了仍有两位船员公开表示反对起义外，其他大多数船员都表示赞同或保持沉默。
方枕流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向二副鱼瑞鳞下令：“海辽轮改向113度，全速驶向巴林塘海峡。”并向大家宣布：“现在是1949年9月19日晚上9点。这是我们海辽轮解放的时刻，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个时刻。我们现在正在驶向菲律宾海峡，然后，绕道太平洋，驶往解放区。我们有足够保证安全的措施。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可以胜利到达解放区。”
大多数船员纷纷支持起义，但仍有一小股反对起义的逆流从中作梗。他们暗中串联、密谋，妄图暴动，声称要打死船长。有的甚至深夜带着匕首摸到方枕流船长房间企图行刺。船上形势一度非常危急。关键时刻，舵工孙新祚坚决站在起义者一边，并严词相告对方：“你们想过没有，船长要干这样的大事，难道就没有防备，没有武器来对付你们吗？再说，即使你们把船长打死了，船上还有很多拥护起义的人，除非把他们全打死。你们有这个种，就动手好了！”孙新祚的这席话，大大震慑了对方，也使这场一触即发、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的暴动彻底失败。
归途历尽艰险
为了防止海辽轮被反动势力发现，方枕流指挥船员在19日夜便开始伪装船只，把海辽轮重新涂漆。他还亲自去甲板上指导调漆工作，同时在心存疑虑的船员之间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少数反对起义的船员态度因此有所改变。包括船长在内的许多船员夜以继日地油漆船身，目的使国民党的飞机、军舰看不出海辽轮的真面目。他们用漆刷把救生圈上原来的“上海”、“海辽”字迹涂掉，改成英国的船名“MARY MOLLER”；烟囱上，也换上了英商莫拉轮船公司的标志“M”；为了消除海辽轮的外貌特征，起义海员还非常细心地把救生艇吊进大舱。
在船形伪装结束后，海辽轮又启用船上电台迷惑敌人。马骏和于振坤日夜轮流值班，监听汕头、台北、香港三地招商局的通讯情况。两台收报机也同时使用，多方了解敌情和气象，并按照常规和汕头招商局保持联系，以安其心。
20日上午，海辽轮分别给香港、汕头招商局发出当日驶离香港的电报。这样，海辽轮一开始就争取到一夜的航行时间。20日傍晚，海辽轮发电告诉汕头招商局，主机滑动汽门调节阀发生故障，在同安湾抛锚修理。此时，直接组织和指导这次起义的中共党员刘双恩从这封电报中也分析出，海辽轮已起义，他立即上报北京，通知旅大区党委，做好接应海辽轮的准备。从21日到24日，海辽轮不间断编造各种理由来迷惑敌方，以拖延时间。
25日傍晚，海辽轮监听到台北招商局发给香港招商局的电报，大意是：海辽轮主机失灵，现在同安湾抛锚修理，不能应差，另派“蔡锷”轮驶汕替代，顺道去同安湾查看一下海辽轮修理情况等。情况已经比较明显，对于海辽轮“连续修理五天未好”的状况，台北招商局可能已经产生了怀疑。为了给对方吃一颗“定心丸”，海辽轮又给汕头招商局发了一个电报：“主机修妥，明日抵港。”此电一发，海辽轮立即关掉发报机，只听不应，严密监视敌情，全船加强瞭望、戒备。
25日晚，海辽轮收到香港海岸电台发出的台风有可能影响港汕一带的警报。这对海辽轮很有利，使敌人对海辽轮动向更难捉摸。
27日傍晚，海辽轮过三八线后，改向直驶大连港。据地下党组织刘双恩同志所告，敌舰有时在渤海湾游弋。因此，这最后一段航程，必须加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方枕流下令按战时要求，全船实行灯火管制，不准一点灯光外露，驾驶台加强瞭望，电台加强监听。船员们知道，只要安全度过今晚，明天天一亮，就能看到岛屿了，全船的气氛既激动又严肃。
28日清晨，伪装成“安东尼亚”号的海辽轮，悬挂着秘密约定的“船要进港加水”的国际信号旗，慢慢驶近大连港，约8点30分在港外锚地抛锚。海辽轮历经9夜8天的惊险航程，顺利完成起义。
航海事业
海辽轮成功起义，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9月30日，同利公司副经理魏震东通知船长方枕流：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将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要海辽轮在船上举行升旗仪式，并亲手交给船长一面新的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7分，海辽轮提前3分钟举行升旗仪式。全体船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几乎同时，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船员们顿时欢呼雀跃，并立誓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领导首条海轮起义的方枕流船长，在解放后为我国的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5月，他任大连航务局航务处副处长，195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1年8月1日，方枕流任中波海运公司航运处处长，1955年5月，任中波海运公司黄埔办事处主任、航运处处长。1956年5月，方枕流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副经理。1991年6月12日，方枕流在大连去世。[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