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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在汉中闹革命

    1932年,徐向前和张国焘、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来到了汉中。
  他们是12月初从周至县南马召镇附近出发的。当时,秦岭深山里,气候严寒,大雪纷飞,粮米匮乏,逼着将士们不顾疲劳地急速行进。经数日行军,一连越过好几座海拔两千至三千米的高山,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9日进抵秦岭南麓的城固县小河口。
  在小河口略事休息,徐向前带上先头部队到前面去了。因为下一步部队要出山口,需弄清前面的敌情,也得防备敌人的突袭。那时情报工作跟不上,了解敌情主要靠找老百姓打听,再就是捉俘虏后审问。
  小河口会议徐向前未参加,会议的情况是后来他才听说的。
  那时,红四方面军最高首长是张国焘。张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实行家长制领导,搞左的一套,许多同志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部队被迫无止境地长途转移,有些同志想不通,张也没有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行动部署,因而更引起大家的不满。其实,大家的意见有道理,你转来转去,总要开开动员会,至少要在高级干部中讨论讨论。

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酝酿,打算派人去中央揭发张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和陈昌浩同在莫斯科学习过,她去做陈昌浩的工作,想争取陈的同情和支持。陈不赞同,并报告了张国焘。张为缓和下属的不满情绪,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等人对张提出不少意见和批评。话说得比较尖锐,但仍是同志式的态度。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是组成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同时使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愈加怀恨在心。后来,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西北军赵寿山的两个团布防于秦岭出口处许家庙、升仙村,堵截红军。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打垮了这两个团。部队于12月11日进入城固平川。因那一带回旋余地小,不好搞根据地,红军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和镇巴一带立脚。汉中地下党来人接头,徐向前他们送了些武器,给他们搞游击队。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红军大部需徒涉。徐向前派人去看地形,回来的说水太深,过不去。徐向前和陈昌浩便带着侦察员骑马到江边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他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红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徒涉。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在那里,徐向前清点人数,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和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遭敌追堵,取得主动权。汉中地区,仅汉水两岸有西北军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不多。红军渡过汉水后,杨虎城鞭长莫及,无力再追堵红军,只能令部队远远地打打炮,做做样子。敌胡宗南第一师被甩在关中,尚未赶来,四十四、六十五师则奉令调去安康地区,对付转战到鄂陕川边境的红三军。这样,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红四方面军,终于使敌人的“此股残匪”“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饿”的梦想彻底破灭。
  红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已是12月中旬。本想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可这里已经叫土匪糟踏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

还得另找出路。此时,徐向前他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红军分析了在这一带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因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和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是横在红军面前的巴山。大巴山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横断两省通道。红军向群众调查,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抵两河口,是一条入川的捷径,但路隘山险,人迹罕至,难以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红军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
  严冬时节,大雪封山,御寒衣物又极缺乏,使红军面临新的严重考验。据老乡们说,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共要走二百一十里的路程。尤其是山顶上的七十里路,风雪弥漫,甚为难走。此时,深入思想动员,树立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固然十分重要,但物质准备工作也不容轻视。徐向前他们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马匹集中,供伤病员使用,多花点钱,尽可能向周围群众购买些衣被等等。准备工作就绪后,徐向前到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他们是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

大队人马于12月19日出发,向川北进军。徐向前随十二师行动。大巴山的确不易攀登,越往上爬越寒冷、越陡险。开路的部队损失较大,牺牲一些同志。红军在山顶上住了一宿,找些树枝,点起篝火,取暖御寒。翻过巴山,第二天晚上到达瓦石铺,几十个人住在破草棚子里睡觉。瓦石铺是通江县属的一个小山镇,百多户人家,净住些木架竹筋的房屋,外面糊一层泥巴,屋内又暗又潮。半夜里,街上忽然起了火,红军都起来救火,折腾了半夜才扑灭,但已烧掉了半条街。老百姓从来没见过如此好的队伍,帮助他们救火、救人、救财物,纷纷跷起大拇指赞扬红军。
  全军越过大巴山后,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

战争抗日期间,徐向前在延安时,陈云和康生与他谈红四方面军去四川的事。他们说,你们那时候是有计划地到四川的吗?徐向前说,谁想到四川,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看,最后才到四川的。
  从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到进入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终于以红军胜利和敌人失败而告终。红军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流动作战,屡历险境,但始终拖不垮,打不烂,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一万四千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红四方面军经过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汉中路过的这支红军队伍里,产生了好几位建国后担任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如:曾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徐向前,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许世友,曾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秦基伟,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洪学智,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

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李先念任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他在子午镇战斗中负伤。1932年12月7日,红军抵达城固县小河口。8日,张国焘在小河口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李先念等师级干部参加会议。11日夜,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扶老携幼,抬着伤员、物资,趟过刺骨的江水,从沙河营、柳林两个渡口渡过汉江。当时,江面上已结薄冰。李先念等伤病员是坐着小船渡江的。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在上元观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12月15日,总部又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主持,李先念、许世友等师团级干部参加。12月17日先遣部队出发,19日主力部队经镇巴县天池寺、核桃树向川北进军。12月18日,红军抵达通江县河口场。

洪学智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据有关史料载,洪学智参加红四方面军西征时先后任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洪学智历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陈锡联当年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并越过巴山,参与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陈锡联在红四方面军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副师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

李德生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当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并越过巴山,参与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德生在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二团任团部传令兵,后历任班长、排长、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

                                      (市档案局馆提供,沙建国、员辉整理) 

 

李先念(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徐向前(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许世友(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秦基伟(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洪学智(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陈锡联(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李德生(摄于革命战争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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