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泪和那位姑娘
这几天，写唐山大地震的文章，总在查资料。
我自知是个偏理智，甚至是有点冷血的人。但是，在看完这一段段用血、泪混合，写成的文字时，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潮湿、朦胧，乃至眼泪无声无息地落下。
就像今天，我本来想写这篇开滦职工与死神搏斗的故事，但却无意中看到了钱钢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的一段文字。
我被那些人，那个姑娘深深地感动。
是的，那位姑娘最终还是走了，我把这段文字抄录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告慰离去生者的文字，更能激励那些渴生者。
当我乘坐的车重返唐山市区，平静地穿过当年曾是尸山处处的街心时，那种缺憾便像膨胀了似的越发显得沉重。
我想起了一位死者，一位名叫丰承渤的姑娘，想起了她未能幸免的死，也想起了关于她的一些传说。
她是陆军二五五医院的一名护士，大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整个儿倒塌了。
一天一夜之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她还活着。
但她的身体却被残酷地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她就那么站着。
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
这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
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她才20岁。战友们都哭了。“能截肢吗？”有人问。
“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
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
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依然用淡淡的笑容向着围住她落泪的战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等着。
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正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
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死去更残忍的了。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
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一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
“真是太惨了。”她的一位战友告诉我，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
“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
丰承渤想说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
张淑敏懂了。
含着泪，她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
在那个年代，对她的评价可不怎么好，据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
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就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
她显得很安静，像是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由于那块无法挪动的楼板，小丰的遗体又在原地放了很久。
“她还像活着。”
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我仿佛也见着了她最后的形象。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你能说，她已死了吗？
我相信，在人类的生命史上，生理上的死，是不能由人左右的，但是，人类可以超越死亡。
一些精神崩溃的蒙难者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而许多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赵各庄矿在开滦是个老矿，井深巷远。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和另外4个工友，在井下困了15天15宿，因为这个出了名。
地震那天，我们5个人是夜班。干活的地点，在井下十道巷597掌，离地面有900米深。
活计是掘煤巷，给白天6点班工人准备采煤掌子面。3点30分，我要到西掌去，见煤很多，因为是高产日，我就去开电溜子（运输工具），想晚走几分钟，多出点煤。
就在这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震得巷道满是煤尘，头顶上的矿灯都失去了往日的光亮，煤矸石哗哗地往下落，电溜子也跟着停转了。
我想，这不是垮顶，因为这股劲忒大，可能是地震了。
我顶着呛嗓子的煤尘，大声呼叫：“毛师傅，王树礼，小王，小李，快往柱子底下撤！”
我们5个人很快聚拢在一起，这时，巷道还在不停地摇晃。我举着矿灯，朝他们挨个儿一边照一边问：“伤着哪儿了没有？”
王树礼瞅瞅毛东俭，毛东俭看看小李和小王，都说：“连根毫毛都没挨着哇！”
我说：“没伤着真是万幸！”
我举着矿灯，朝四周察看了一遍。只见上边通往一中巷的小顺槽，被冒落下来的矸石堵住了；再看，下边通往二中巷的出口放煤眼，也被煤炭堵了个严实实。
我见这情景，知道这场事故不小。我竖着耳朵听听，既听不见往日那煤炮声，也听不见落煤声，就连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叫人有点发疹。
四张满是煤尘的脸，八只闪着亮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我扬起巴掌，重走轻落地拍了拍李宝兴的肩膀，小伙子好像在打哆嗦。
我对他说“小伙子，沉住气。”又招呼大伙说，“来，咱们核计核计。”
王树礼平时说话办事讲干脆，他说：“班长，咱们该咋办，还得你牵头。”
毛东俭、王文友和李宝兴三人也异口同声地附和，都说听我的。其实，我心里也像压上块石头，沉甸甸的。
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我见大伙对我这么信任，很激动。
我说：“一棵柱子撑不起天，闯过眼前这一关，还得靠大伙的力量。”
我说：“眼下，咱们的出路被堵住了，和地面的联系断了，风停了，电没了，这对咱们很不利。可是，咱们5个人，遇上这么大事故，没一个人伤筋折骨，这又是个有利的方面；有党委，有上万名工人弟兄，一定会来救咱们，这是第二个有利的方面。我的意思是，尽管有利方面这么多，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坐等，咱们要行动起来。”
李宝兴说：“对！我手里还有一把锹。”
王树礼说：“我们还有10只手。”王文友说：“还有五盏矿灯。”凡下井的人都知道，矿灯是矿工的眼睛。
当即做出两条决定。一是不论遇上多大危险，5个人要始终抱紧团儿，不丢下一个人；二是五盏矿灯轮流使用，树立“持久战”的思想，打通下边的放煤眼，从脚下二中巷出去。
掘开了被矸石堵了8米长的顺槽
做窑的人都知道，放煤眼是个一米见方、用木料直上直下垛起来的小井筒子，只容得下一个人，手上有工具里边也施展不开。
我把五盏矿灯集拢在一起，关掉四盏，把最后一盏挂在放煤眼上边的横梁上，用袖头轻轻地擦了擦上边的煤尘，然后摘下头上的安全帽，猫腰从放煤眼用手往里边捧煤。
王树礼一把拉往我，争着抢着地说，这掏眼的活计，由他来干。我没动窝儿，捧满一安全帽煤炭，递给他说：“往上传！”
可能是王树礼知道，这事争也没用，便把自己头上的安全帽摘下来，转手戴在了我的头上，随手接过我手上装满煤炭的安全帽，递给了毛东俭，毛东俭传给了王文友，王文友又传给李宝兴，然后，由他倒掉。
狭窄的放煤眼里的煤炭，被一帽斗一帽斗地端上去，井筒不断加深，里边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温度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不得手脚。可是大伙依旧轮换着不停地往下挖。
到7月28号下午3点，足足干了8个钟点，挖出3吨多煤炭，把堵了4米高的放煤眼打开了。
我们举着矿灯，一个跟一个来到二中巷，巷道已经坍塌。冒落下来的矸石，把通路给堵死了。
我仔细察看了一下，见堵得很严实，估计短时间难以扒开，便领着大伙返回原地，决定变更出口的方向，掘开上边的小顺槽，从头顶上的一中巷出去。
大伙坐在一块喘了口气。毛东俭摘下横梁上的矿灯，喊了一声：“干啊！”抬腿奔顺槽走去。
大伙跟在毛东俭后边，使锹的使锹，手扒的手扒，又干了起来。
这时，掌子面猛地颤抖了一下，棚子哗哗地跟着直晃，矸石哗啦啦地往下直掉。震得我打了个趔趄，抱住一棵柱腿，才没被撂倒。
我说：“它震它的，咱干咱的。”
7月29日下午1点30分，被矸石堵了8米长的顺槽，被我们掘开了！小玉小李乐得直喊：“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我也满心地欢喜。可是又想，根据二中巷的情形，经过一次大震和一次强烈的余震，一中巷很有可能同样被堵住，更大的困难，恐怕还在后头。
打通了通往井上的道路
从7月27日晚上上掌到现在，我们一直紧张地干了41个多小时了，嗓子眼干渴得火辣辣的，像塞满了辣椒面子；肚子里，肠子饿得直拧绳，咕噜咕噜地直叫；腿肚子生疼，腰也直不起来了，两条胳臂又酸又麻。
两个小伙子一屁股坐下来，再不想动弹了。
我见这情形，忙说：“伙计们，咱们不能坐在这儿，得往上走哇！”
我们穿过小顺槽，走没几步，被一块大矸石挡住了去路。
一中巷果真同样被冒落的研石堵住了。大伙一看，四肢一下像散了架，出气人气似乎都发紧了。俩小伙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仔细地察看了一下被堵的巷道，根据以往处理冒顶的体会，估计这段塌方也就是7米的样子，如果下狠心，咬咬牙，把它扒透了，外边就不会有大的塌方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说了，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人心越不能散。我说：“孩子老婆还在家里等我们回去喝粥呢，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再说，我们这俩小伙子，还没说上媳妇，那能就这么撂在这儿呢？”
王文友和李宝兴抹着眼泪问我：“陈师傅，我们还能出去吗？”
我说：“我在井下做了30多年窑了，虽说像今天这么大的地震没经过，可是像因为冒顶被堵在里头这种事，我经的可不是一码两码了。远的不说，就说1974年，咱们班有个大个子被堵在矸子堆里了。大伙把他扒出来之后，歇了两天，二话没说，又照常上班了。”
李宝兴问：“陈师傅，你说的这人是谁？”王文友也问：“他还在咱们班里吗？”
王树礼见俩青年听得入了神，便故意逗他们说：“要问这人嘛，可以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毛东俭听着可能有点抹不开了。他说：“扯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干啥。那次，我活着出去，这回，我还要活着出去，因为我一天可以挖两车煤，一年可以挖700多车，对国家还有用处呐！”
我说：“咱们都得学毛师傅！”
王文友和李宝兴的劲头，一下给鼓动起来了，抹了把眼泪，拿起铁锹，朝巷道挖起来。
我们锹挖手搬，7米多长的塌方，终于被挖开了，通往井上的道路打通了！我看看表，时间是7月30号早上4点30 分。
这是个胜利的时刻，也是个叫人难忘的日子。我想，井上，已经是东方发白的时候了，日头很快就要出来了。可是我们在地层900米深处，已经马不停蹄地跟研石对仗了60个小时。
在这时，最后的一盏矿灯熄灭了。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
在黑地里，我们手拉手地穿过一中巷，来到九道巷，听见了哗哗的水响。这时，我才觉得干渴得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们摸到大巷的水沟旁，猫腰捧起凉丝丝的矿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喝得那真叫香甜！
不懂白天与黑夜
大巷里的水哗哗山响，阴凉阴凉的。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更没有往日那轰隆隆的电车，有的，只是一片漆黑。
我想，井上一定出了大事，要不然，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来人呢？
井下一断电，机泵停了，巷道里的水会越涨越大，如果停下来，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我对大家说：“这里离九道巷下井口，还有五道石门，200米远。我们得往上顶，不能在这儿等着挨淹。”
我一只手拽着电缆，一只手拉着王文友，他后边是李宝兴、毛东俭，王树礼压后阵。
顺着水，顶着风，踩着一洼一坑的泥水，一步一步往前蹬着走。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才摸到了下井口。大罐停了，眼下唯一的办法是从马路眼往上爬。
没有灯，没有亮儿，我们硬是凭着双手，把马路眼摸到了。仍然是我领头，王树礼殿后，两个小青年和毛东俭居中间。
我们忍着饥饿和四肢的酸疼，顶着蒙头的淋水，踩着油滑的煤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
从9道巷到8道巷，共有800个台阶。这800个台阶，对我们来说，每一阶都是一道高坎，一座关口。
大气，从嘴巴一股一股地往外喷，虚汗，从脑瓜门儿上一阵一阵地往外冒，虚弱的身子不住地打摆子，最后，终于咬着牙爬到了八道巷。
我们决定歇歇腿，再往七道巷顶。
这时，巷道里的大水，哇哇地一个劲往下直泼，脚下已经没了膝盖，大伙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再往前走，很危险。
我根据平日对四周的记忆，这里是井下停车场，地势占中心，上下井的人，都从这儿经过；另外，附近有三辆带篷子的矿车，可以躺在里边休息，渴了身边有水……
这使我产生了个新的念头，摸黑对大伙说：“大水下来了，再往上顶，很危险。矿上一定会派人来找咱们。我看，咱最好停下来，一边在这里等，一边养精神。”
他们4个人都赞成我这个提议。我们摸上篷车，肩靠肩，膀挨膀地躺下来，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等待营救我们的亲人。
从这儿，我们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尽管谁也不说，但大伙都知道，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我们，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们就要坚持下去。
起初，我们还讲说笑话，荤的素的，苦的乐的都说，后来，毛东俭提议，叫我讲讲我自己的身世。
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借它消瞎时光，分散他们几个人的注意力，坚定活下去的信心。
说起来，我是个苦命人。小时候为了养活有病在床的老爹、要过饭，扛过活，在矸子山捡过煤。20岁那年，在包工大柜上，登记了个小工，下井挖煤拉大筐。
在支护不足，空气稀少的掌子面上，脊背贴着顶板，肚皮擦着底板，四肢挨地往前爬，筐绳上肩，一拉就是12个钟头，肩膀磨烂了，脚板扎破了，拼死拼活地干一天，连“杂合面”也吃不饱。
那年月，井下是阎王殿，出煤拿命换，掌子面上死个工人，不如资本家的一条骡子腿值钱。
又潮又湿的井下，又苦又累的活儿，使我很早就落下个气管炎的病根。实在受不了井下这份洋罪了，也曾跟着闹过罢工。
矿上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倒了包工头，赶走了英国资本家，大伙选我当了工会组长和生产组长，后来又推举我当了班长。
虽说明年我就该退休了，可是我还舍不得出煤这份活儿，因为如今是给自己干活儿。
1973年，毛主席号召年轻人上山下乡，我把仨儿子全都送到乡下去了，叫他们在风天雨地里摔打摔打。我总觉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说的没错。
可能是我的话把他们都感动了，半天也听不见个出大气的。
就这样，我们5个人，在矿车里紧地靠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过分的饥饿和疲劳，使我们失去了继续往上走的体力。
亲人们终于来了
这一天，正当王树礼要下车喝水的时候，猛然看见20米以外有3点灯光。他立刻呼喊起来：“快来看，灯光！灯光！”
我们一齐下车，一看果然是灯光，在不远的地方，忽明忽暗地闪动着。
于是，我们都喊起来。可能是我们的喊声过于微弱，哗哗的流水声太响，眼巴巴地看着盼了多日的灯亮儿又不见了。
我们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心里很难过。最后王树礼说：“肯定是党委派人来了。”
我说：“我们不要大动，要爱惜体力，耐心地等，不会有多久，他们还会来。”
约摸又过了一天的样子，灯光随着哗哗的水声又出现了。大伙高兴地跳下车，叫着喊着一下扑了过去。
我一把抱住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把他吓了一跳。可能是我们早已失去了人形，或者是他们没想到井下还会有活人。
借着矿灯光，我认出他是通风区的技术员罗履常，乐得我的心砰砰直跳。
老罗可能认出我是陈树海，也乐得直拍我的后背，连说：“你们还活着？你们还活着？”我说：“都活着呢！”
他说：“从地震之后，矿上就派人找你们。”大伙一时高兴得真不知说啥好了，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老罗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就是饿。他掏出两个馒头给我说：“千万别多吃。吃多了会酸中毒，有危险。”
8月11号中午12点，老模范侯占友带着医生、护士、矿山救护队员，下到八道巷。
他摸摸这个的肩头，捏捏那个胳臂，见我们个个神智清醒，满眼热泪顺着两腮直流。他对矿山救护队员说：“快，往上背！”
我们五个人被背到井下360米深处的调度站，把我们放在铺着毛毯的担架上。
大夫给我们摸脉，量血压，打强心针，注射葡萄糖。
24岁的于连荣，是山东省泰安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听到我们还活着的消息，没戴安全帽，没带矿灯，没穿胶鞋，也没来得及换工作服，穿着白大褂，和5个医疗队员，就往井下跑。她说我们心弱，心律不齐，肚子里没食物，严重缺糖，缺钾。
侯占友脱下身上的工作服，盖在我的脚上，摘下头上的安全帽，扣在我头上，他自己光着脊梁，说怕我着凉。这时赶到井下的有沈阳部队、北京部队、山东、河北、辽宁的一共14个医疗单位的大夫。
由矿党委书记马四，老模范侯占友，81200部队的翟文清师长，81202部队艾承运副政委和于连荣组成的三结合领导小组，指挥对我们的抢救。
经过医生抢救，我们的体力恢复得很快。12个小时之后，医疗领导小组做出决定，把我们往地面上拾。
可是我们在低氧、低温、没有光亮的条件下，呆了15个昼夜，对空气流通，温度很高，光线极强的地面，怕不适应，出意外，让先抬上去一个人作试验。
我说：“既然要试验，就让我再当一回试验品吧！”
领导上研究之后，同意先把我抬上去。下午4点20分，我作为“观察对象”，被蒙着眼睛，抬到了地面。
当时我躺在担架上，在又窄又陡的马路眼，有几百名阶级弟兄，他们用手举，肩膀扛，脑瓜儿顶，硬是让担架始终保持一个水平，一直把我送出406井口。那个场面，真叫人感动啊！
毛主席请我们到北京疗养
出了井口，把我抬进早已准备好的帐篷里，各种治疗用的东西，一应俱全。
矿党委书记马四，部队首长，医疗队的负责人，都围着我，看有什么变化。突然，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医生说我血压有毛病，高压和低压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
后来才知道，高低压差距到了零，人就没命啦！就听于连荣大夫说：“按预定方案—输血！”
这时候，我的高低压差，已经剩两个了。经过输血，才慢慢拉开了差距，恢复了正常。
有了从我身上找到的经验，后来，他们四个人也被从井下拾上来了。我们一人占一顶帐篷。哪个帐篷里的人，都有专派的大夫护士看护着。
因为余震不断，406 井口有高大建筑没完全倒下来，怕出意外，12号下午2点，决定把我们转移到矿医院的院里去，那里很宽敞。转移时，给我们每个人派了一个救护队。每队6个人，两个人负责输液，4个人拾担架;部队的翟文清师长,亲自开车,在前,在前头为我们开路。
我躺在崭新的帐篷里,看着首都的飞机运来的胰岛素，北京专车送来的巧克力,孩子们插在床头的鲜花,感动得哭了。
8月23号,天刚发亮,从北京来了电话,说毛主席很关心我们这5个死里逃生的人,让我们去北京,到他老人家身边疗养。
后来听说,7月28日地震之后,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起,带人在井下找了我们一天,第二天，又带救护队去找,那时巷道已经叫矸石堵死了。我们在井下第一次见到的灯光,正是王起和救护队探险的灯光。
我们这次在井下困了15个昼夜,我在下边呆了356个小时,王树礼他们4个呆了359个小时,居然还能活着出来,不少人觉得很新奇。
有人作过总结,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5个人团结,坚强,始终相信矿上一定会派人来救;二是井下低温,人身体新陈代谢缓慢,有水,有风。
还说多亏有我这么个老做窑的。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如果当时把我一个人埋在里边,能活着出来吗？再退一步说,即便出来,没这么多大夫抢救,各个方面的支持,恐怕我也不会有今天了。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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