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八路军一直被弹药不足所困扰，长期被鬼子伪军称作“三枪八路”，只能搞“三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五发子弹缴获一条枪”的极限操作，可是无论怎么节约弹药，战争中的子弹消耗都是惊人的，作为一支依托农村根据地，长期在敌后作战的军队，八路们是怎么解决自己的弹药供应问题的呢？
1937年至1939年的战略防御阶段，侵华日军攻势很猛，正面战场岌岌可危，蒋公急需八路军减轻自己的压力，多次催促八路赶紧出动。
委座手令：第八路军部队行程与集中日期应即详报
因此发子弹时不仅痛快，而且还比较大方。1937年8月20日，红军还没有改编为八路军，国府就提前发给了七九步机弹50万发、手枪弹20万发、迫击炮弹620 枚、手榴弹 1. 5 万枚。得到补充的八路军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作战效能，打出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蒋公发子弹的速度也得以进一步加快，从1937年8月到1938年5月，八路军一共从国府手上接收到步机弹344万发、手枪弹20万发、炮弹9000枚、手榴弹7.3万枚，叶帅甚至还找蒋公批了6000个防毒面具。
除此之外，那些自己顶在抗日前线、需要和八路军协同作战的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军将领，在抗战初期也尽可能提供了弹药。比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为拥有民国最强兵工厂的土豪，他的太原兵工厂连150毫米榴弹炮都可以仿制，区区子弹更不在话下，八路们前前后后也从第二战区领到了150万发子弹；在国共关系比较融洽的抗战第一年，八路军从国府手上总共领取各类子弹546万发、手榴弹7.3万枚、炮弹9000枚。
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底国共双方开始出现矛盾，1939年1月，国府正式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刀口向内。
著名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但正面战场仍然急需敌后力量的配合，也就只能捏着鼻子继续给八路军发放弹药，再加上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对八路军印象很好，所以在抗日战争第二周年里，八路军仍然领到了各类子弹335万发、手榴弹6万颗、炮弹1.45万枚。
由于八路的作战效能太高，即便蒋公不情愿，当地的长官们也不得不发弹药，以便减轻自己的压力
1939年下半年国共矛盾激化后，国府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军事包围，大批国军陆续开到边区周围“保卫延安”。体验过1927年蒋公的大缺大德，我军实在是被他搞怕了，也针锋相对，把三五九旅调回边区，以免再挨一个“4.12”。双方既然开始军事对峙，1939年12月，蒋公也明确表示子弹不发了，双方合作抗战的短暂融洽时光也从此结束。
所以，从1937年7月到1939年12月，八路军从国军各路势力手上领到了各类子弹995万发，手榴弹15.3万发，各类炮弹1.6万发。而同时期八路军消耗弹药为：各类子弹3169万发，手榴弹30.4万发，各类炮弹2.5万发，国府补充数量仅能满足八路军抗战两年消耗数量的三分之一，1940年到1945年则一弹不发，因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府补充的弹药甚至低于八路军消耗总数的10%。
第二个渠道就是缴获，俗称“送的”。
战斗缴获确实是八路军弹药的重要来源。然而，想要大量缴获敌方弹药，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成建制的歼灭敌方部队；二是歼灭战的速度还必须要快。一旦敌方抵抗时间很长，他们携带的弹药就被消耗光了，很可能做成赔本买卖。抗战前期，日军对于敌后武装很轻视，几个中队就敢分成几路往根据地拱，八路军可以集结绝对优势兵力，对其各个击破。比如著名的神头岭、长乐村、大龙华等战斗，都是一天内就歼灭了日军的成建制部队，因此缴获也比较丰厚，比如大龙华一战就缴获子弹5万发，完全抵偿了消耗。但1940年后，鬼子开始搞“囚笼政策”，八路军的主要战斗形式从伏击变成了攻坚，战斗时间被迫延长，弹药消耗也大大增加，缴获能够补充消耗量的10%就算很不错了。
比如八路军129师，抗战的前4年，除了1938年赚了4倍的子弹，其余三年缴获的子弹最多不过消耗量的三分之一，1939年甚至只有八分之一。120师1938年7月至11月消耗各种弹药22万发，缴获3.7万发，相当于消耗量的17.2%；晋西北部队1943年消耗16.2万发，缴获1.4万发，仅能补充8.6%的消耗。1944年，晋绥部队缴获9.2万发，消耗各种弹药19.2万发——可以看出，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扭转，缴获和消耗量的差距开始缩小，但仍然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无论再怎么重视战场缴获，这也只能是弹药补充的一条重要来源而已，并不能靠它实现子弹自由。
另外，从1940底开始，国军开始对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和国军的冲突也加大了八路们的弹药消耗。好在国军不经打，而且有随意抛弃武器弹药的优良传统，打他们消耗不大，还能赚不少弹药。整个1941年，129师从国军手上缴获各种弹药72.9万发，消耗76.2万发，基本没怎么赔本；1943年山东根据地在和生猪养殖带头人——李仙洲的战斗中，缴获各种弹药10.1万发，消耗8.9万发，还赚了一点。
既然国府不发、缴获也不够，八路们只能靠自力更生、自己造子弹了。不过根据地造子弹的历程十分艰难，反而是手榴弹和炮弹更早实现了批量生产。
华北历史上就出产白口生铁和黑火药，原料供应稳定；手榴弹结构和制造工艺简单，农村只要有木匠、铁匠就能造，1939年太行根据地的手榴弹年产量突破了30万枚，晋察冀根据地月产手榴弹3-4万枚，1940年突破40万枚，其他各个根据地手榴弹产量普遍都大于消耗量，实现了手榴弹自由。1941年3月，太行根据地用焖火工艺对白生铁弹壳进行韧化处理，解决了批量生产炮弹的关键技术，1941年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50毫米炮弹，冀鲁豫1942年试制出九二步兵炮弹，1943年就开始了量产。
相比之下，小小的子弹却让八路的军工大神们犯了难。一开始，根据地并没有试图从零开始生产子弹，而把弹壳捡回来搞复装。有人可能要说，复装子弹嘛！今天美国随便哪个红脖子都能搞！但是，大部分红脖子搞的只不过是来料加工，只是听起来硬核而已。根据地的子弹复装那才是真硬核，弹壳、弹头、底火、发射药都需要修复或自己重新生产，由于战斗大多在夜间打响，战士们平均只能收回40%的弹壳，这其中又只有60%可以修复使用；由于没有铅矿，生产弹头不仅需要收集香炉、酒壶、蜡台熔化后做成弹芯，还要收集铜元和铜钱，经过熔化、冲压、拔伸、退火、冲头等工序制成头壳；至于发射药，更是等到1942年根据地制造出浓硫酸、可以配制无烟火药才解决。
因此，敌后军工的子弹产量迟迟上不去。成绩最好的晋察冀根据地，1941年下半年就能够大批量产复装子弹，但月产只有三万五千发；陕甘宁边区1943年春才具备复装能力，晋绥根据地情况最艰苦，直到1945年才能复装子弹，而且年产量仅有可怜的2500发。好在1942年，根据地精炼黄铜的技术取得成功，突破了弹壳自制的门槛，无烟火药的生产也趋于稳定。随着技术上的突破，子弹产量日趋稳定。到1944年11月，晋察冀根据地每月就能够自造和复装七九子弹39000发，六五子弹41000发，大大改善了子弹供应状况。
但是，这些都是抗战后期的成果，在抗战前期和中期，为了解决弹药供应的问题，八路们着实花了不少脑筋。
平型关战斗前，115师全师上下只有几十发迫击炮弹，说难听点，够干啥的。幸好偶然发现了一个国军遗弃的阵地，捡回来1000多枚炮弹，这才让鬼子好好吃了一通天降正义——咱们哪打过这种富裕仗啊，所以大家开心之余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当时，115师军械科长和师部失去了联系，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干脆率领部下在五台县附近收集国军队遗弃的物资，结果找到了晋绥军抛弃在省防工事里的大量手榴弹、炮弹、子弹，一一五师独立团也在上寨、下关一带找到了国军遗弃的军火库，大家把这些宝贝运回来一点数量，发现比115师仓库里的弹药还多。1937年11月，太原即将失陷，晋绥军兵败如山倒，抛弃了大量仓库，作为精打细算的日子人，教员亲自下令动员了500多头牲畜，去太原周边整整运了一个月，获取了大量弹药。各个根据地也如法炮制，只要国军溃退，敌后军民就去收复失地、顺便捡捡装备。晋察冀根据地在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一年时间内，就捡到58.3万发子弹。相比之下，从1937年至1942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生产的子弹总数也就59.4万发，4年半生产还不如1年捡装备，实体经济的悲哀莫过于此。
不过也由此可见弹药收集在抗战初期的重要性。当然了，即便是国军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反复溃退，遗留弹药是一次性物资，捡完也就没了。于是八路们很快转向了另一个渠道：购买。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军事化趋势明显，民间流散的武器弹药数量巨大，在比较有钱的广东，仅番禺一个县的民团就有枪10万支、东莞民团有枪5万多支，台山县大江李族办的民团不仅有枪，还有防空探照灯。相比之下，河北、河南等地的大地主虽然财力不够，但每家几十支枪总是有的。1933年国府一统计，发现河北各县常备民团存了5.4万支枪、341万发子弹；再加上抗战爆发后华北国军迅速溃败，大量散兵游勇逃散乡村，民间又迎来了一次武器弹药大补充，因此具备了巨大的供应潜力。
除此之外，国军、日军、伪军里都有聪明人倒腾武器弹药生意，尤其是各路伪军。不但军官经常倒卖弹药，只要出来扫荡，连伪军普通士兵都要偷几排子弹、挣个外快，搞得市场行情混乱。1940年，八路试图规范一下市场，规定步枪弹每粒1毛至1毛5、各种大小炮弹5毛。
公平的说，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1941年，385旅就发牢骚说：子弹的行情大多是两毛，有的地方甚至是4毛，1毛5人家根本不卖，如果上级实在不报销，我们只能自己开合作社、赚钱买子弹了。实际上，1940-1941年的晋冀鲁豫各个根据地周围的军火市场行情是: 轻机枪：五万一挺；六五步枪：三万元一支；子弹：约二元一排。机枪的价格算比较公道，子弹才4毛一发，虽然比官方收购价高，但也不算多贵。彭总最后也认为可以买点机枪，子弹便宜、买得越多越好，至于三八大盖就太贵了，想宰八路肥羊？门都没有，不要！【资料来源：《后勤军工史料汇编》上，第 229、238、255 页; 《第十八集团军后勤军工史料汇编》中册，第 730、747 页】
其实换位思考，对于伪军来说，鬼子的子弹随便打，偷起来容易，自然是白菜价；机枪嘛，太重了，我说跑路的时候丢了，太君您总不能不认吧，你们皇军也丢了不少机枪给八路啊！但是，步枪人手一支，枪没了总不能说我也没了，实在不好解释，价格当然也就贵了。
既然军火黑市或多或少都和伪军有关，这帮痞子想多挣钱也就在所难免。1943年底，各根据地逐渐对购买弹药费用采取实报实销制度，同时限定了购买区域，试图避免内部抬价、维护市场秩序，但是八路们仗打得多，不同部队之间不可避免的抬价收购，军火居然还形成了一个地下流动网络。1945年，129师本来已经谈好了一笔买卖，冀鲁豫根据地却因为马上要打几个大据点，半路杀出来高价截胡，这批子弹就流动到冀鲁豫去了，气得129师去总部告了一状。
不过，八路能买到多少子弹，并不由商业逻辑决定，而是和战场形势息息相关。
八路占优势时，军火商很活跃；而根据地面临困难时，就很难指望他们稳定供货。1941年3月，在冀南活动的129师新编第8旅每月能买到六千到一万发子弹；1942年中条山根据地开辟，全年收集和购买到76万发子弹。由此可见，即便是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1942年，只要部队打得好，大批量收集和购买弹药就不难。但是，1942 年下半年根据地的形势异常严峻，子弹就很难买了，冀南根据地全年只买到4.6万发，只有1941年的一半。而1943年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日伪军朝不保夕，又开始大量倒卖武器弹药，甚至汪精卫的亲戚也出面和抗日武装做起了大宗军火买卖。【资料来源：朱超南、杨辉远、陆文培: 《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3 页】。
所以，八路军在敌后解决弹药补充的路径是很复杂的，领取、生产、缴获的数量都有比较明确，收集和购买弹药虽然至今没有准确的研究数字，但也同样是八路军弹药的重要来源，为敌后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的敌后斗争的艰苦、复杂，和敌后军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这几年，不少反思怪说什么“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敌后根据地却坐山观虎斗”、“抗战养肥了共军、消耗了国军”。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国军后勤司令郭忏在1940年的统计：1939年，国军一个1.3万人的军级单位，在一场大规模进攻战斗中，平均每天每支步枪消耗子弹8发、每挺机枪消耗子弹149发。
而根据美国方面的情报，八路军参战时全军还不到3.5万条枪，从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斗，到1940年6月正式统计子弹消耗的900多天里就消耗了3169万发子弹和30万枚手榴弹，参考国军的弹药消耗数字，只能说明八路在没有正常补充渠道的情况下，每周也坚持要发起一场团、营级规模的进攻战斗，这作战积极性……恐怕远远高于国军任何派系的部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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