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晓寒
高敬亭石像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主力在皖中地区频繁出击，打击日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四支队在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地区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蒋介石电令新四军四支队，必须将以皖中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交给国民党军李品仙的部队。大别山根据地被李品仙部队占领后，皖中的新四军四支队就处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中，局势非常不利。
1939年春，中共军委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帮助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活动方针。“向北发展”，就是多抽调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就是新四军要向东挺进，深入敌后广大地区，在日伪的腹地建立抗日根据地。
2月18日大年除夕那天，父亲在梁园镇正忙着安排部队的迎春活动，突然一支队伍开进了八团驻地，有七八百人。为首的正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随行的是第三游击纵队。年初，张云逸就带了军部特务营从江南过来，筹建江北指挥部。他先到舒城视察了四支队七团、九团，在西港冲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央和军部的指示，同时将游击二大队与他带来的特务营编成第三游击纵队。到八团驻地后，张云逸还向八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张云逸还带来了新四军军部的重要决定，即为了贯彻东进战略方针，迅速开辟皖东地区，准备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随即，张云逸直接指挥八团部队作战，并开始第五支队的组建工作。
1939年4月，高敬亭按照军部的要求，率第四支队司令部向东推进到离梁园镇不远的众兴集。一天，父亲受八团团部的指示同皖东工委的谭光庭一起到众兴集向高敬亭介绍皖东一带社会和经济情况。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高敬亭见父亲文化水平高，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感到非常满意。随后，父亲就被调到高敬亭身边担任作战参谋。
高敬亭在众兴集驻扎的时间不长，因生病又返回皖中，父亲也随他一起返回舒城。在高敬亭的身边，父亲看出高敬亭对王明的意见很大，经常说：“丢了大别山根据地是个大错误。”他与军部东进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主张“对蒋介石国民党就是要搞独立性，不能他叫我们让出皖中，我们就让出皖中”。父亲感觉到高敬亭对皖中和大别山地区的感情很深。
这时，八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工作在迅速地进行着。首先，指挥八团再次向北移师皖东，进入津浦路西的定远县；接着将一度被撤销的挺进团重新恢复建制，将老八团整编扩充为第八团（又称新八团）和挺进团两个团。5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委员会成立。6月，将挺进团改编为第十团，第三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十五团。至此，新四军第五支队完成整编，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下辖第八团、第十团、第十五团和教导大队。
与此同时，中央批准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和游击纵队的作战。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教导大队，张云逸任指挥，指挥部设在庐江东汤池。
新成立的江北指挥部命令高敬亭率第四支队东进到定远、肥东等地区，但高敬亭留恋皖中根据地，按兵不动。这让叶挺军长十分震怒，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四支队七团、九团东进至肥东青龙场一带。
然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叶挺命令第四支队暂停东进，按照项英的指示在青龙场开展了反杨、曹的斗争。高敬亭得知杨、曹叛逃的消息后也大吃一惊，虽说他们叛逃与自己无关，但他们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于是，高敬亭遵照叶挺的命令，率司令部警卫营进入青龙场，参加反杨、曹的斗争，父亲跟随高敬亭一同去见叶挺军长。但是一进入青龙场叶挺的住地，高敬亭就被叶挺的警卫队解除武装，扣押起来。父亲等随行人员也都被解除武装，看管起来。
原来，在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戴季英的主持下，对杨、曹的斗争中又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山头主义和抵制东进的问题，并错误地认为杨、曹的叛逃是得到高敬亭的默许，高敬亭也有叛逃的意图。项英得到这个报告后，便指示开展对高敬亭的斗争。6月20日，叶挺、项英联名同时分别给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发出“拟枪决高敬亭”的请示电报。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场连续开展了对高敬亭的斗争，父亲被认为是高敬亭身边的知情人，也被捆绑陪审。在陪审中，他们要求父亲同高敬亭划清界限，揭发高敬亭有叛逃的意图。但是，父亲认为高敬亭的错误主要就是消极对待军部东进的指示，不执行军部的命令，可他丝毫没有投靠国民党的意图。
高敬亭
6月24日上午，在没有接到延安中央复电的情况下，叶挺宣布了对高敬亭执行枪决的命令。被捆绑在一旁的父亲看到高敬亭昂头站在叶挺面前，大声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死，我要死在红地毯上！”接着，他又沉重地说：“请转告史玉清同志（高敬亭妻子），孩子送给人民抚养。”然后戴上军帽，举起手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随着一声枪响，高敬亭就这样含冤被杀了。那年他刚32岁。
不久，中共中央的回电到了。延安不同意枪决高敬亭，中央准备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中央的电文也使对高敬亭的斗争没有继续扩大化。父亲因为跟随高敬亭的时间不长，很快被解除了看押。
1939年6月，高敬亭事件后，父亲被调到皖东省委党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兼党训班支部书记，负责党员干部的培训工作。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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