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从1950年开始筹划，到1955年9月27日怀仁堂授衔，一共历时5年，为我军正规化、标准化的军队建设迈出了第一步，作为军史的一部分，“55军衔制”名载史册。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颁布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的指示》，开始对全军干部统一进行评级。经过3年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
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却仅仅被授予中将军衔。
但倪志亮的履历，却是有着获授大将军衔的资格的。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军委对拟评定大将军衔的人选有着以下6条框架性规定。下面，本文以倪志亮的任职履历，来一一对照拟评定大将军衔人选的这6条规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武装起义的参与者。
1927年12月11日，倪志亮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的第三次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大型武装起义。
倪志亮符合这一条之要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参与创建者。
1928年10月，倪志亮受组织委派，奔赴鄂豫皖创建鄂东北红军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队长。
徐向前元帅也是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但徐向前到达鄂东北的时候已经是1929年5月底了。
徐向前参与创建发展红31师时，红31师是一个典型的“架子师”，红31师组建时虽然下辖91团、92团、93团、94团，但每个团平均人数只有30余人，全师总兵员120余人。
倪志亮创建的鄂东北红军游击队并入由徐向前担任副师长的红31师，其后红31师改建为第1军，倪志亮担任第1军第1师第3团团长。
此后，倪志亮率部参加创建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 围剿” 作战。
以上履历足以说明，倪志亮是鄂东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参与创建者，也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第1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红军部队的创建者、领导者、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师级以上军政主官者。
1932年8月，倪志亮升任红四方面军红4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
1933年7月，倪志亮接替曾中生担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并兼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
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任职履历，已远远超过了这一条所规定的“主要红军部队的创建者、领导者、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师级以上军政主官者”的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八路军旅级或相应的军区、总部级军政主官者。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陕北红军第29军、第30军和独立第1团、第2团、第3团、第4团，以及红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129师。
倪志亮历任第129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129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务，职级达到并已超过了规定中的“担任过八路军旅级或相应的军区主官者”。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主要部队的负责人、兵团级或野战军总部级。
解放战争时期，倪志亮历任辽北军区司令员， 嫩江、嫩南军区司令员， 西满军区副司令员， 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务委员等职务。
而西满军区是我整个东北部队的4个二级军区之一。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务委员的身份，更使得倪志亮济身成为我党在东北地区军政决策参与者之一。
但是，倪志亮自1950年至1952年被调到外交部，担任驻朝鲜大使。因此，1952年全军评级时，倪志亮缓评。其后补评时，由于倪志亮已经离开军队系统，故而仅被评为了准兵团级。
倪志亮被评为准兵团级，实事求是地说，明显低于了他曾经的军队职务履历。
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和国防部主要负责人、军兵种司令员等职务者。
1952年，倪志亮从朝鲜回国后重返军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务。
在这一条上，倪志亮的现任职务就与大将拟授资格有很大差距了。
以上第5条、第6条，使得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的倪志亮，在1955年9月，以准兵团级，仅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而被授予大将、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中，有2名大将，以及10余名上将都曾经在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是倪志亮的部下。
陈赓 大将
红军时期：1931年至1932年，陈赓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师长。
抗战时期：陈赓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
王树声 大将
1938年4月，王树声担任晋冀豫军区（129师后方司令部）副司令员时，倪志亮是129师参谋长兼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是王树声的直接上级。
李达 上将
抗战时期，李达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长，是倪志亮最直接的下级。
张宗逊 上将
1935年8月，由红一方面军红3军团第4师师长任上，调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
许世友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
傅钟 上将
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2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兼红10师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 上将
1935年7月，由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政治委员任上，调入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任政治委员。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
周纯全 上将
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政治委员、第31军政治委员。
陈再道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副军长、军长。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
王宏坤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政治委员。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旅长。
陈锡联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第11师政治委员。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385旅副旅长。
陈伯钧 上将
1935年8月，由红一方面军红5军团参谋长任上，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
王新亭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1军政治部主任。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6旅政治委员。
谢富治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政治部主任。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训处主任。
王建安 上将
红军时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随营学校高级干部队副队长。
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津浦支队指挥。
李聚奎 上将
红军时期，于1935年8月，由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第1师师长任上，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
抗战时期，李聚奎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
就连和倪志亮一样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近山，抗战时期也只是129师386旅772团的副团长，级别上还差着倪志亮老大一截。
倪志亮属于我军将领中前期高开，而后期因为种种原因，长期离开了一线作战部队，而使得级别和军衔被低评、低授的典型例子。
而与之相比，前期默默无闻，1932年就去苏联学习，1937年才返回国内的许光达，以及1939年赴苏联学习，1946年才回国任职的刘亚楼，却通过后期显赫的战功，分别被授予了大将、上将军衔。
如果仅从资历和履历来看红军时期的编制和级别，各个方面军的建制是有很大区别的，譬如：
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自1933年1月之后，是没有军级建制的，“军团”下面直接是“师”。
红一方面军红3军团，自1935年2月在扎西整编后，更是连“师”的番号都撤销了，“军团”直辖第10、第11、第12、第13团。
同年7月21日，红3军团改称第3军，彭德怀为军长，叶剑英接替牺牲的邓萍，任参谋长。
而红四方面军却没有“军团”建制，方面军下面就是“军”。
由此而论，红一方面军的“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应该是同级的。
而1955年全军授衔，红一方面军仅仅从“红一、红三军团”就有军团长林彪、彭德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一共产生了5名元帅。
朱德、刘伯承、陈毅元帅虽然也都出自于红一方面军，但却不是本文这里所说的“军级”干部。
而同为“军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中，却没有一名元帅，就连一名大将都没有。
这里要说明一下，徐向前元帅是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大将是作为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各自获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而陈赓大将，虽在红四方面军任过职，但归根结底还是红一方面军的人。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了解一下许光达和刘亚楼的履历。
红军时期，许光达担任过红2军团第17师师长。刘亚楼先后担任过红1军团红1师师长、红2师师长、政治委员。
若仅论资历，许光达与刘亚楼在红军时期都只是师级干部。
而二人却能在长期离开部队赴苏联学习归来后，于1955年分别以兵种司令员和军种司令员，获授大将和上将军衔，凭的就是战功。
接下来，我们再来细说大将。
粟裕 大将
粟裕大将出身红一方面军，历任红1军团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红4军参谋长、红11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红1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参谋长、挺进师师长。
粟裕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担任过军团参谋长，属“军、师级”干部。
黄克诚 大将
黄克诚大将同样出身红一方面军，历任红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3师政治委员、第1师政治委员、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卫生部部长、红1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红军时期，黄克诚也是一名“军、师级”的干部。
同样出身红一方面军的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等将领，红军时期也都是军级、师级干部，也都在1955年获授大将军衔。在10名大将中，红一方面军的将领就占了7名。
出身红一方面军的师级干部，甚至团职干部中，也有许多人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譬如：
杨成武 上将（红1师政治委员）
杨得志 上将（红1师副师长）
刘亚楼 上将（红2师师长）
萧华 上将（红2师政治委员）
李天佑 上将（红2师副师长）
黄永胜 上将（红4师副师长）
陈士榘 上将（红4师参谋长）
王平 上将（红4师政治部副主任）
周士第 上将（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
杨勇 上将（红4师第10团政治委员）
李志民 上将（红4师第11团政治委员）
苏振华 上将（红4师第12团政治委员）
而出自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军级、师级干部大都授予中将军衔，譬如：
刘志坚 中将（第4军政治部主任）
程世才 中将（第30军军长）
李天焕 中将（第30军政治部主任）
詹才芳 中将（第31军政治委员）
王近山 中将（第4军第10师师长）
张贤约 中将（第4军第12师师长）
胡奇才 中将（第4军第12师政治委员）
郑维山 中将（第30军第88师政治委员）
徐深吉 中将（第30军第91师师长）
甚至红四方面军还有不少军级、师级干部被授予了少将或是大校军衔，譬如：
张广才 少将（第33军政治委员）
黄鹄显 少将（第30军参谋长）
韩东山 少将（第9军第24师师长）
汪乃贵 少将（第30军第90师师长）
吴世安 少将（第33军第98师师长）
吴诚忠 少将（第33军第98师政治委员）
周时源 大校（第4军第11师师长）
这就说明了，在1952年、1955年的评级评衔准备过程中，将领们的资历很重要，但战功更为重要。这二者相辅相成，二者兼俱最好，否则，当以战功论高下。
所以，也有很多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因为工作和职务上的分工不同，并不在一线指挥作战，因而失去了直接在战场上建立功勋的机会。
平心而论，对这一批默默奉献的将领而言，是存在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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